• 第一个二难推理就是所谓依赖性的二难推理。从一方面看，“贫穷迫使自由人像奴隶一样地行为。”假如不能确保一个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那他也就无法进行自由的选择。在选择存在风险的地方，假如失败就意味着饥饿、受伤或者死亡的话，那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选择了。在另外一方面，安全又会造成依赖性。就如古老的城市管理者了解得很清楚的，一旦人们在其生活必需品上依赖于ZF（或者依赖于其他的机构或个人），他们就会感到受到束缚，必须服从他们的生活来源的提供者，并对他们表示支持。所以，对于自由来说，安全看来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与此同时，安全又会摧毁自由。
• 许多当代的思想家对这样的依赖性的二难推理也提供了类似的解决办法。如果公共政策能够促进个体的自我满足，而不是造成依赖性，那么人们就不会变得更具依赖性并忍受伴随着依赖性而来的无可避免的自由限制。不过，个体自足的理想只是一个错误的许诺。
• 即使是在一个将自由看作每一个公民应得的权利的社会中，那种“生活自足的人的自由”的解决方案也并非是一个可加接受的答案。但是，一直到最近以来，这样的解决方案还是一直得到人们的支持，乃至于在某些方面还仍然纠缠着我们。
• 人们也许会问，形式的政治权利在依赖的关系中是否还能具有很大意义。当一方由于基本物质需求而依赖于另外一方的时候，处于弱势的一方会总是考虑到如何确保基本物质的短缺得到满足的问题。但是，这种失灵不应该模糊一个要点，这就是，现代民主政体还是在尝试通过为依赖者创造一些形式政治权利来协调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将依赖性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形式权利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保护那些接受安全保障的人的自由的最佳手段了。
• 第二个两难推理就是所谓家长主义的问题：ZF在什么时候应该防止人们出于自愿的自我伤害行为？为了人们自身利益起见，ZF采取强制性的手段让人们去做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这样的做法具有合法性吗？换言之，为了促进安全，ZF是否应该去限制人们的自由？
•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回答十分简单：“不可以！”——（一个人）自身的善，无论是身体上的善还是道德上的善，都不能成为充分的理由（就对他的行为自由干预的意义上说）。我们没有权利强制他去做什么，或者不允许做什么。因为，让他自己去做选择要更好一些；因为，这样可以使他感到更加幸福；还因为，从其他人的眼光来看，这样做是明智的，甚至是正确的。当然，可以有各种理由向他提出忠告，帮助他分析，说服他，甚至恳求他。但是，不能强迫他，或者因为他不按我们的要求去做就惩罚他。
• 但是，正如这儿的性质所决定的，穆勒被迫在这里对他的规则做了一点特例处理。社会可以阻止人们订立一个让他们己成为奴隶的契约，尽管除了奴隶以外没有人会受到奴隶制的伤害。穆勒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例外出现呢？因为，一旦签约认可奴隶制，那么这个人就要放弃他的自由。而保护个体的自由正是在前面提到的禁止家长制的目的。
• 在穆勒论证中的奴隶制的例外例示了在当代政策中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否存在另外一些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人们未来的其他选择，就应该拒绝他们的选择某种行为过程的自由呢？或者，让我们将这个问题以悖论的形式来表达：是否能强制一个人获得自由？大多数ZF都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制定政策的。这儿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有些类型的选择就类似于让自己处于奴隶的状态。按照这种逻辑，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或者是采取自觉的自杀行为，或者是拒绝维持生命必须的医疗）的行为通常是不被允许的。出于一个人为来判断的考虑，禁止他酗酒或吸毒的行动通常被判定是合理的。关于奴隶的比喻的问题就在于那只是一个比喻，并没有跳出让某人就什么样的经历比作为奴隶“更糟”进行判断的陷阱。
• 关于父权主义的另外一种研究途径就是同意它对于某些人是有效的。就是说，需要迫使他们去做“对他们好”的事情，因而，否定了普通意义上的自由。
• 穆勒还加上了另外一种例外，这就是落后社会。如穆勒所说的，“所谓落后社会就是，在其间，这个种群被看作尚处于幼年的阶段。”这样的例外的逻辑就是，有些范畴的人处于不能有意识地进行有意义的选择状态，因而那些保护性的强制行为不构成对于自由的侵害。这同样的逻辑也会导致将那些不能如自由公民行为的群体成员置于一种较低的公民地位上。
• 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危险，这就是拥有强大权力的公民可以随意地宣布那些较占少数和不那么有权势的群体为“不成熟”（如穆勒所精美地表达的）。宣布许多种族和民族的落后以及在道德上的落后的做法一再地被采用，为的就是将一些群体从移民中排除出去，使他们不能成为自然公民，或者在他们一旦取得自然公民地位以后排除他们的各种公民权利。
• 的确，父权主义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有效的。然而，关于确定一个群体是否不能履行真正的自由的标准的解释和具体操作却是十分值得怀疑的。暂且不说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其他老套的明显过分的说法来替代对人的能力的真实探讨，即便是对于那些受到精神和身体方面严重限制的人的评价也还是有许多地方值得争议的。
• 关于父权主义的分类的解决方案（即将一些人群分类为没有能力来履行自由权利的），是拐弯抹角的，并且也没有超越政治的范畴。
• 还有一个有关父权主义的研究就是所谓“尤利瑟斯契约”的研究。哲学家罗纳德•奥金斯提出，只要一个理性的个体能够在事先同意对自己的行为作某种约束，那么，父权主义就可以被证明为合理。因此，就存在着某些诸如健康、教育之类的事物，对此，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出于自身福利的考虑去追求获得，不管对这些东西的理解个人会有什么不同。ZF可以合法地强制人们去获得这些东西。人们也会愿意受到约束，不去做那些会带来不利的事情（如吸毒），不去做那些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的情况下可能做出的决定（如自杀或决斗），不去做会带来他们还不太了解的危害的决定（如抽烟）。
• 奥金斯的解决方案中存在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在尊重个人的实际要求以使其得到某种方式的满足，与通过猜测一个理性的人会需要什么来将一些希望强加到某人身上之间，是有着很大差异的。此外，奥金斯提出的标准中没有一条是经明确界定的。
• 凭我们每个人的理性，都会感到有不需要别人出于为我们好而强迫我们行为的愿望。也同样地不需要别人为了保护我们而强制我们的行为。可是，在各地我们都可以见到社会实施父权主义的规则和政策。至今没有人找到一条令人满意的标准，用以指导这些关于在什么时候安全可以超越自由的决策。无疑，除了肯定个体的最高权利以外，穆勒的论文的永久魅力在于他承诺，可以找到一条标准用于调和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这方面，这一理论并没有取得成功（同样包括一系列的后续努力）。但是在这样的尝试中，穆勒与他的读者们不得不认可一系列复杂的例外。我们也因此而了解了，为什么关于自由的问题绝不可能用一些公式来予以解决的原因。相反，对于自由的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学来不断地重新构造理论来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