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转型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一是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国有，使得大部分中国百姓只有劳动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消费能力很弱；而且由于掌握着大部分资产和收入的政府喜欢把钱投入到高楼大厦、标志性建筑、基础设施和各类形象工程上，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靠投资和出口驱动、而不是内需驱动。二是在经济转型中，第三产业——包括金融、信息、文化创意等行业的发展对新闻自由、信息公开、司法公正等制度环境的要求非常高，而在这些方面中国又做得远远不够。

鉴于此，陈志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建言重在两点：一是国有资产（包括土地）民有化；二是以权力制约与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他认为，权力制约、民主法治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牵涉到每个人的工资、收入、财产等利益攸关的事；在建立民主法治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财产、而不是依靠政府去生活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被动的、处于求国家、求政府的位置的话，我们每个人是不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

应该说，《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一书的核心观点并不新颖，是信奉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的，但这本书全面地阐述了这些观点。读者如果只想通过一本书迅速了解市场派经济学家（或称“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看法，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选择。

触过陈志武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性情温和、为人宽厚的学者。但想不到的是，他对另一位“百姓经济学家”郎咸平的批评却尖锐犀利、毫不隐讳。

在《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的开篇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问：您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而疏远一个人吗？

陈志武：观点的不同本身不会疏远一个人。但是我……不希望任何人利用这种情绪、一时的情绪，或者利用这样的一些机会，为了个人名声的上涨，而去没有原则地做一些煽情或者是操纵的运作。

问：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客观，而且应该对社会负有责任感吗？

陈志武：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他（指郎咸平——笔者注）当时做的这些事，过分地煽动民意来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我觉得对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上述对话内容的背景是：在2004、2005年间，郎咸平猛烈抨击“国退民进”改革，呼吁停止产权改革，甚至提出“大政府主义”、“严峻刑法”等主张。这种主张遭到陈志武严词反驳。陈志武认为，“国退民进”改革中的问题根源在于政府运作不透明、缺乏独立的外部监督，但改革的方向不能否定，加强国有企业和“大政府主义”只会把中国推向历史倒退的深渊。

由于思想和价值观严重冲突，陈志武与郎咸平在这场争论后中止了往来。

颇富戏剧性的是，事隔五年，当陈志武出版《陈志武说中国经济》时，郎咸平的新书《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也同时上市。

在书中，郎咸平自诩为百姓经济学家，称帝国主义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掠夺自然资源，而且要牢牢控制从农业到工业到各种可能牟利的产业，最终实现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我们该怎么办呢？毛主席的一句话非常具有指导意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这里建议广大读者：把这两本书对照阅读，鉴别一下“百姓经济学家”，未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