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
这座高尔夫球场拿走的，是曾经属于村民们的“绿地和美好生活”。
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是贵州省惟一的一个拥有18洞、72杆国际标准的高尔夫球场，是贵州
著名的风景度假区，也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
作为贵族运动的“高尔夫”，是荷兰文kolf的音译，意思是“在绿地和新鲜氧气中的美好
生活”。但在附近的三元村村民看来，这座高尔夫球场拿走的，却是曾经属于他们的“绿
地和美好生活”。
三元村位于贵阳近郊，紧邻贵遵高速，有着大片山林和一个大型水库，村民们过着传统的
农牧生活，主要经济来源是耕地和养殖，“虽不富裕，但很幸福”。
1995年，一纸征地令打破了山村的祥和，这个由香港和广东两家公司共同投资的高尔夫球
场，选中了这里。一期工程占地1480亩，整体规划面积则逾3000亩，这意味着祖辈务农的三元村村民必须放弃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村民的耕地和集体林地被当地政府以50年的期限征用划拨给了高尔夫球场，但低廉的补偿
价格却让村民难以接受。但当地政府要求村民“配合重点工程建设”，并将补偿款打入存
折，强迫村民领取，双方一度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据现任贵州省高院副院长，当时还在律所当律师的李汉宇回忆，无奈的村民找到了他的律
所寻求“法律援助”。最终在李汉宇的“斡旋”下，贵阳、修文市县两级财政及开发商三
方共同出资，将补偿标准提高到了约4000元／亩，才化解了这场征地风波。
而让村民最终接受土地出让的原因，还在于政府描绘的愿景。当时，失去土地的三元村村
民曾向政府提出工作安置、生活保障等，政府有关负责人允诺，兴建 的高尔夫球场可带动
旅游项目和第三产业，将携村民“共同富裕”。“以后你们就是在高尔夫门口卖葵花籽，
都能生存。”时任镇委书记张荣华曾向村民如是保证。
这一年，滕彩荣经人介绍入赘到三元村一组的杨景兰家，当了一名上门女婿。而杨家8口人
的7亩多田地被征用后总共拿到的补偿款不足三万元。
失望
由于失去了土地，村里一些年过七旬的老人仍要以打零工维生。
1997年，高尔夫球场开业后，作为“国内惟一的高原森林高尔夫球场”，很快吸引了众多
名流商贾。
对于高尔夫这项“贵族运动”，村民们很快从新奇变成失望。他们发现，高尔夫度假中心
（以下简称高尔夫）不过是富人的俱乐部，不但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曾经的担忧反倒变
成了现实。
封闭经营的高尔夫不需要也不允许他们“到门口去卖葵花籽”，这让村民们曾经期望借助
高尔夫经营餐饮、住宿等旅游项目的愿望落了空。他们发现，来高尔夫消费的“贵客们”
，都是开着车径直来去，对村民开的商店根本不屑一顾。
进入高尔夫工作成了不少村民的选择。但村民发现，这个为富人提供一流服务的豪华场所
，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满意的薪酬。
滕彩荣的妻子杨景兰最初进入高尔夫时从事草坪养护工作，一个月能拿到的工资只有250元
。现在，在物业部工作的她每个月名义上的工资也只有550元，这是修文县的最低工资标准
。
同时，在高尔夫上班的村民还要面对随时可能被开除的风险。2008年10月，就有数十名曾
在球场上班的村民被高尔夫以金融危机为名辞退，而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也有很多三元村村民选择了外出打工，但对于不愿背井离乡的村民来说，进入高尔夫仍是
“惟一的选择”，因为“方圆几公里都被高尔夫占了，就这么一家企业”。据南方周末记
者了解，目前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的300多员工中，有140多人为当地村民。
一位村民认为：“高尔夫标榜他们为当地解决了多少就业，但实际上是我们在为它提供廉
价劳动力。”
这让村民们十分怀念曾经拥有土地的日子。由于失去了土地，村里一些年过七旬的老人仍
要以打零工维生。
而这些失地农民们耳闻目睹的，却是高尔夫球客们一掷万金的豪情。在高尔夫打一场球，
平日是1800元，周末节假日则要4000多。经常会有客人赌球，赌注下得很大，一场球打下
来输一两百万元亦是常事，“花钱就像花纸”。
就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们发现了一项可以弥补收入的产业：捡高尔夫球，卖给球客们。

球祸
接到高尔夫的报警电话，三元派出所便会出动警力对捡球卖球的村民实施没收、罚款甚至
拘留。
谁是第一个捡球者，已不可考。起初，对高尔夫毫无概念的村民，并没意识到那些被客人
丢弃在水塘草丛里的白色小球可以捡来换钱。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来打球的客人“点拨”
村民，并教会了他们通过表面的“英文图案”来辨识不同品牌不同价值的高尔夫球。
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滕彩荣勉强能记住四种。“最贵的是以T开头，还有打勾的，叫耐克。”
因为这四种品牌的球，能比其他的“杂牌球”多卖一到两块钱。
客人们几乎每打一场球都会有球遗失，球场内所卖的新球要数十元一个，便有客人告诉村
民，可以找回那些打丢的球，再以便宜的价格转卖给自己。
据村民回忆，从1998年开始就有村民利用在高尔夫上班或打零工的机会，在附近的林地里
找球，再转手低价卖回给打球的客人。
平常，高尔夫将“回收”的二手球除一种品牌卖15元／个，其余都以5元／个的价格成袋转
售给客人。而村民销售的二手球则要“实惠”得多。村民将捡来 的二手球仔细清洗后，多
以两三元一个的便宜价格卖给打球者，最高也不过五元。“每天顺便捡两三个，就挣包烟
钱，一个月下来能有个一两百元。”有村民回忆。
这样的活计吸引了很多村民。有的村民甚至以此为业，做起了二手球生意——专门从捡球
者手里收购二手球再集中转卖。有的村民每天等在高速公路口，提着口袋或推着小车，向
驾车前来的打球者兜售二手高尔夫球。
老实巴交的滕彩荣从2007年开始，利用在高尔夫打零工的机会捡高尔夫球。但他舍不得轻
易卖掉，而是像存钱一样，将每次捡回的球都放进家里的一个蛇皮口袋存起来，“等缺钱
的时候再卖”。没想到，积攒的高尔夫球却在后来被警方意外发现，并因此获刑。
但滕彩荣并不是三元村第一个捡高尔夫球的村民，也不是第一个因为捡球被警方刑拘的村
民。
据了解，从村民捡球伊始，高尔夫就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管制。刑拘村民，就发生在高尔
夫的各种管制措施均告失败之后。
约在2001年后，高尔夫开始求助三元派出所。曾任三元派出所所长的刘诚回忆：“这些球
都是在高尔夫里捡的，高尔夫认为是它的财产，村民到底是偷是 捡，说不清楚，但总之没
经过人家同意。另一方面村民在高速路上卖球，车一过收费站就一堆人围上去，也影响高
尔夫的企业经营和企业形象。”他认为，作为基层 派出所，他们对这一贵州省的重要招商
引资项目，“该维护的还得维护”。
因此接到高尔夫的报警电话，三元派出所便会出动警力对捡球卖球的村民实施没收、罚款
甚至拘留。
景大山是村里第一个因捡球被拘留的村民。2003年，他在收费站门口摆卖捡来的高尔夫球
被警方拘留15天。他拒绝在警方将他“捡球”写成“偷球”的讯问笔录上签字，并质疑道
：“我的土地被高尔夫征拨，政府又没给我安置，我不偷不抢，捡个球犯什么法了？”

除了景大山，三元村还有多位村民因为捡球卖球被警方抓过。
但多年来，警方的介入，也没能使村民停止这项经营活动，村民们采取了你来我走的“游
击”对策。2008年，滕彩荣被抓前，景大山甚至在工商局申领了经营“二手高尔夫球”的
营业执照，成为了村里第一个有正规营业资质的“高尔夫球个体户”。

别墅
打赢官司的村民无奈地发现，虽然阻止了高尔夫在他们的林地上开发别墅，但奈何不了高
尔夫在球场的其他区域建起别墅、获取暴利。
事实上，表面运作成功的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尽管有800多名会员，但和全国大多数高尔夫
球场一样，其球场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高昂的消费价格只有极少数消费人群能承受，
中国高尔夫协会秘书长崔志强曾透露，“全国真正能靠球场经营赚钱的不超过10家”。

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扭亏为赢的做法，和全国众多高尔夫球场的投资者一样，是借助高尔
夫进行高端房地产开发。
2002年，村民发现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开始砍伐球场内的林地，修建豪华别墅。2005年，
当高尔夫的挖掘机试图推倒球场内两片曾归属三元村的集体林地时，冲突终于爆发。
村民在投诉此事时发现，当地政府已在此前瞒着村民，将林地以荒山的名义无偿划拨给了
高尔夫度假中心。村民还发现，在当初整个土地征拨过程中，修文县 政府并未取得任何审
批手续，因违法用地遭到了国土部的巨额罚款。联想当初低廉的征地补偿，获知真相的村
民不能接受高尔夫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修建别墅的做 法。于是群体阻止施工并四处上访，
结果遭遇了当地政府的警力压制。
此后，村民选择了法律途径维权。贵阳市中院支持了村民的主张，撤销了修文县政府的无
效林权证。这个结果让曾参与抓捕“闹事村民”的派出所长刘诚也懵了。事后，他还因抓
捕村民被村民们告上了法庭。
林权官司的胜利，客观上在高尔夫形成了一个奇特现象：占地1400多亩的贵阳高尔夫球场
内，却有两片林地的产权至今属于三元村村民。村民们也以“看林”为借口，进入高尔夫
捡球。
滕彩荣的部分高尔夫球也是以“看林”为由进入高尔夫捡的。被公诉后，他用来申辩自己
不是盗窃的理由之一是，球并非在高尔夫的土地上拾得，而是在属于三元村一组的集体林
地里捡到。
然而，打赢官司的村民无奈地发现，虽然阻止了高尔夫在他们的林地上开发别墅，但奈何
不了高尔夫在球场的其他区域建起别墅区。据记者了解，2002年 至今，贵阳高尔夫度假中
心共开发了三期高尔夫别墅项目，已建了一百多套别墅；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不断追涨的浪
潮下，其售价从最初的逾6000元／平米，一路 飙升至目前的逾10000元／平米。这些有独立产权的别墅，数百万元一套，极为抢手。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众多三元村村民仍住在10年前的旧房里。2003年，一直和父母
挤住在一起的滕彩荣、杨景兰夫妇决定盖房。他们用了两年时 间，外出打工攒下4万元，
才盖起了三间平房。但因为其房屋位于高尔夫二期工程开发的征地范围内，滕彩荣至今无
法为自己的新家办到合法的产权证。
这个新家与高尔夫度假中心只有一墙之隔，站在房顶上就能远眺高尔夫球场内宽阔的草坪
、用水库改造的内湖，以及临湖而建的幢幢豪华别墅。这里曾是村民们的土地。

失衡

一位村民认为，因报复高尔夫被判刑的吴永超，只不过是“维权不当”，“法律只保护富
人，不保护穷人”。
2005年刘诚调任三元派出所所长，任职的4年间，三元村的社会治安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在他看来，悬殊的贫富反差，以及现实利益的严重失衡，在三元村村民心里形成了强烈
的心理落差。一些村民遂以犯罪的极端方式来“寻求释放和平衡”。
2008年，警方破获了针对高尔夫的系列盗窃案，“三元村就抓了20多个村民”。
据警方掌握的案情，从2006年开始，三元村一些村民就伙同个别在高尔夫内工作的村民，
对高尔夫内在建的别墅项目进行了多次盗窃，“钢筋、水泥、门窗什么都拿”。
盗窃甚至是公然的，参与别墅修建的村民也故意在施工时偷工减料。“当时村民有句戏称
，‘外国有个加拿大，三元有个大家拿’。”刘诚说。
而整个盗窃案件得以侦破，则是因为高尔夫里的一把火。
2008年1月12日晚，高尔夫的存包室突然着火。室内被焚烧掉的一些球杆、球包、手套、球
帽等计算下来，损失竟高逾40万元。
修文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发现这是村民针对高尔夫的连环报复案：
曾在高尔夫工作的村民吴永超因故被辞退，村民宋林峰因为捡球被高尔夫保安殴打。他们
与另外两名实施盗窃未果的村民一起，破坏了高尔夫的草坪泄愤。事件导致当值保安、三
元村村民杜国荣被开除。认为处理不公的杜国荣愤而纵火，焚烧了高尔夫的存包室。
最终，杜国荣因纵火罪被判12年，吴永超因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两年，其他20多名实施过
盗窃、销赃行为的村民也被判10年不等的徒刑。
吴永超被拘捕后，妻子就提出离婚并离家出走。当判决下达后，在看守所里已待了一年多
的吴永超一病不起。看守所让家人将其取保，送往医院才发现，他已是骨癌晚期。一个月
后，44岁的吴永超病逝。
如今在吴永超家里，只剩下79岁的吴明先和12岁的孙子吴世杰相依为命。为了照顾孙子，
年近八旬的吴明先至今仍在打零工。
这样的家庭悲剧，在三元村并不鲜见。一位村民对记者说，在他看来，吴永超只不过是“
维权不当”，“法律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

论罪
滕彩荣害怕看到任何白色的高尔夫球。有一次，12岁的儿子在路边捡到一个废弃的高尔夫
球带回家，被他一把抢过丢进了火炉。
滕彩荣案，在村民眼里，则成为了这一看法的又一例证。
尽管，当时参与办案的三元派出所长刘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所以拘捕滕彩荣，“就是
很单纯的认为是个刑事行为，因为价值大了”。
警方在滕彩荣家里发现了他存放的699个高尔夫球。刘诚第一个反应，就是拿去做价格鉴定
。699个高尔夫球鉴定出来的价格是7982元。加上滕彩荣向警方交待的已经卖出的高尔夫球
，滕彩荣的“涉案金额”达到了15513元。
依据刑法，若滕的盗窃罪成立，可被判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滕彩荣妻子杨景兰提出质疑：“全村每个人都捡过球，为什么偏偏抓他？”刘诚解释，“
就是一个量的积累”，“到了立案标准”。
此后，刘诚劝说杨景兰替丈夫向高尔夫主动退赔了9000多元已卖掉的高尔夫球损失，“自
愿认罪”，争取缓刑。
在警方给滕彩荣做的讯问笔录中，“捡球”被写成了“偷球”，进入高尔夫的方式也变成
了“偷偷翻越护栏和铁丝网”。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滕彩荣几乎不识字，在开庭时听见
检方念笔录，才大呼冤枉，“笔录写的和我说的不一致”。
结果，“自愿认罪”的滕彩荣被修文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滕彩荣还没有走出看守所，修文县检察院就对一审判决提起了抗诉。修文县检察院认为，
“滕彩荣盗窃的时间跨度长，且多次盗窃，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极 大”，在修文县“两
抢一盗”案件呈反弹趋势和高发态势的情况下，“应当坚持‘严打’方针，保持高压态势
”，认为修文县法院的判决“显属量刑畸轻”。
案件随后被贵州市中院以“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杨景兰聘请了曾为村民打赢林权官
司的北京律师杨大飞为丈夫辩护。
2009年12月20日，修文县法院采纳了杨大飞的辩护意见：“滕彩荣所捡高尔夫球的权属应
属打球者，为打球者遗弃，而非高尔夫所有。”法院改判滕彩荣无罪，另两名涉案村民龚
连平、段友贵也被宣告无罪。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修文县检察院再次提起抗诉，仍要求法院作有罪判决。
对于法院的“无罪判决”，高尔夫的工作人员难以接受：“如果谁都可以进来捡球，我们
就不要开了。”
目前，该案已在贵阳市中院二审，仍未宣判。取保回家的滕彩荣等人仍在忐忑不安中等待
结果，但身体与精神都已留下严重的创伤。
龚连平被关押后，两耳出现了听力障碍，八十岁的父亲气急而死。
滕彩荣从看守所出来后视力下降，还得了肌无力，无法干重体力活。现在，他害怕看到任
何白色的高尔夫球。有一次，12岁的儿子在路边捡到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带回家，被他一
把抢过丢进了火炉，“我因为碰了这个坐了牢，打你还敢去碰？”他教训儿子。
一位贵州省的政法界高官评介此案时认为，在高尔夫项目上，政府开始说是旅游项目，可
以带动村民发展，结果却圈起来搞房地产，变成了富人俱乐部。失地 农民并没能真正分享
到土地增值的成果，“这种对原住民，对原来土地所有者造成的利益损害和心理伤害，政
府相关部门重视得还不到位”。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50

哎，悲哀啊。。

时代的悲哀

沃日。玛勒戈壁。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