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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1
该篇论文可以说是理解线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因为十分有价值,本人不满足于市面上的翻译,自己一边读原文一边手动翻译(有些原文译得好的地方就直接照搬了),想将成果与大家分享,尽个人绵薄之力希望为大家多提供一个可参考的译本,不定期更新,若有错请大家多多指正。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哈耶克

当我们试图去建立一个理性的经济秩序(rational economic order)时,我们得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主题:建立一个理性(合理的)经济秩序时要考虑的问题

从某些已知的假设(assumption)看来,答案可太简单了。如果我们拥有(关于经济体的)所有的相关信息,如果我们能从一个给定的偏好参考系开始(分析),以及如果我们拥有关于现有方法(available means)的完整知识,那仅剩的问题就只是纯逻辑的了。也就是说,“什么是对现有方法的最佳使用?”这一问题的答案暗含在我们的假设之中。这个“求最优解”问题的答案必须满足的条件可用数学形式完美地陈述,长话短说,即“当任何两种商品或要素在所用不同用途上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相同。”

但这绝对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还有那个为了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推导出来的“经济学微积分”——虽然它是我们朝解决社会所面对的经济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它还并未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原因就在于,解答“经济学微积分”所依赖的数据(data)并没有为了整个社会而被“输入”某个能计算出结果的头脑,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如此。

现有理论与现实脱节,需要的数据永远不可能汇入到同一个大脑来运算(破)

理性经济秩序的问题的古怪性质恰恰是由一个事实所决定的——不同具体情况下,我们必须使用的知识(knowledge)从来不以 “集中”或者 “综合”的形式存在,而仅仅作为“不完整的”,“常常自相矛盾的”知识碎片被所有个体(individuals)分别掌握。因此,社会要面对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分配“给定的”资源(resources)——如果“给定的”用来指的是(将关于这些资源的数据)汇入一个从容不迫地解答由这些数据构成的题目的头脑中,而是如何实现社会上每个成员所已知资源的最充分利用,因为这些资源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体自己知道。或者,说直白点,这是一个关于如何使用不被任何一人完全掌握的知识的问题。

提出论点:社会面对的经济问题是分散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问题(立)

恐怕,这个基本问题的性质已经被很多最近的经济学理论进步——特别是很多数学方法的使用——所混淆,而不是被弄明白。虽然我要在文章里首要探讨的是关于理性经济组织的问题,但是在阐述时我将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个问题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我想阐述的很多论点都是不同的推理路径意外地汇集到一处得到的结论。但是就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这并非偶然。在我看来,当今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有共同的根源,就是对社会经济问题本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是由于我们把处理自然现象时发展出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运用到处理社会现象当中。

数理思维滥用导致人们没弄清经济问题的根源——“分散知识的运用”,所以争论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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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1 21:49:11

一般用语中,我们用“计划”(planning)一词描述关于分配我们现有资源的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决策。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任何许多人们相互协作的社会,无论这个计划是谁制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建立在“刚开始只被计划者之外的人所知,后来又以某种方式传达给计划制定者的”知识上。“人们赖以制定计划的知识如何以多种途径传达给计划制定者”(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knowledge on which people base their plans is communicated to them)的问题对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如何最佳利用本来分散在所有人中的知识”(what is the best way of utilizing knowledge initially dispersed among all the people)的问题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者是“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系统”的只要问题之一。
    经济活动皆计划,计划必须建立在信息基础上。两个关键问题,①信息如何传递给计划者,②分散知识的运用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和另一个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谁来做计划?”,这个问题是所有关于“经济计划”的争论的中心。这并非是一个关于“要不要计划”的争论,而是一个关于“计划是应该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系统集中制定,还是应该被许多个人分散地制定”的争论。在当前争论中所使用的特定意义上的“计划”一词,毫无例外地指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指挥整个经济系统。竞争(competition)则意味着由许多分散地作计划。而两者折中的方法——虽然很多人津津乐道,但当人们真正见到它时却很难喜欢上它,即委托有组织的行业制定计划,换言之就是,垄断(monopoly)。
哪一个体制(systems)更有效率,主要取决于在哪一种体制下我们可预期现有知识(existing knowledge)能够被更充分地利用,所以这( “哪一个系统更有效率”的问题)又继而变成了,我们如何更有可能成功?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人掌握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个体所需的附加知识灌输给他们,以便他们的计划能够与别人的计划相协调呢?
谁来计划?(分散计划还是集中计划)决定是中央计划还是垄断还是竞争,哪个体系更有效取决于哪种体制下现有知识能被更充分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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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1 21:51:51
第一部分格式出了问题,补发一下

当我们试图去建立一个理性的经济秩序(rational economic order)时,我们得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主题:建立一个理性(合理的)经济秩序时要考虑的问题

从某些已知的假设(assumption)看来,答案可太简单了。如果我们拥有(关于经济体的)所有的相关信息,如果我们能从一个给定的偏好参考系开始(分析),以及如果我们拥有关于现有方法(available means)的完整知识,那仅剩的问题就只是纯逻辑的了。也就是说,“什么是对现有方法的最佳使用?”这一问题的答案暗含在我们的假设之中。这个“求最优解”问题的答案必须满足的条件可用数学形式完美地陈述,长话短说,即“当任何两种商品或要素在所用不同用途上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相同。”
但这绝对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还有那个为了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推导出来的“经济学微积分”——虽然它是我们朝解决社会所面对的经济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它还并未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原因就在于,解答“经济学微积分”所依赖的数据(data)并没有为了整个社会而被“输入”某个能计算出结果的头脑,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如此。
现有理论与现实脱节,需要的数据永远不可能汇入到同一个大脑来运算(破)

理性经济秩序的问题的古怪性质恰恰是由一个事实所决定的——不同具体情况下,我们必须使用的知识(knowledge)从来不以 “集中”或者 “综合”的形式存在,而仅仅作为“不完整的”,“常常自相矛盾的”知识碎片被所有个体(individuals)分别掌握。因此,社会要面对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分配“给定的”资源(resources)——如果“给定的”用来指的是(将关于这些资源的数据)汇入一个从容不迫地解答由这些数据构成的题目的头脑中,而是如何实现社会上每个成员所已知资源的最充分利用,因为这些资源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体自己知道。或者,说直白点,这是一个关于如何使用不被任何一人完全掌握的知识的问题。
提出论点:社会面对的经济问题是分散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问题(立)

恐怕,这个基本问题的性质已经被很多最近的经济学理论进步——特别是很多数学方法的使用——所混淆,而不是被弄明白。虽然我要在文章里首要探讨的是关于理性经济组织的问题,但是在阐述时我将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个问题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我想阐述的很多论点都是不同的推理路径意外地汇集到一处得到的结论。但是就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这并非偶然。在我看来,当今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有共同的根源,就是对社会经济问题本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是由于我们把处理自然现象时发展出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运用到处理社会现象当中。
数理思维滥用导致人们没弄清经济问题的根源——“分散知识的运用”,所以争论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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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2 23:47:51

在这一点上,不同类型的知识的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回答我们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同类型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是被特定的个人所掌握的知识重要,还是说我们应该对合理选择出来的专家组成的权威机构中的知识抱有更大的信心?如果当今的人们普遍认为后者更重要,那是因为一种叫做“科学知识”的知识在公众的想象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几乎忘了它并非绝无仅有。但也必须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过适当挑选的专家也许能掌握到目前为止全部最好的知识——只不过把困难(指“哪一种系统下我们可预期现有知识能够被更充分地利用”)转嫁到了挑选专家这一问题上。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设这个问题能够被轻易解决,那也只是整个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大众盲目相信“科学知识”
当今宣称科学知识不是知识的总和简直就是异端邪说,但是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毫无疑问,有许多非常重要但是未经组织的知识——关于特定时间地点的知识在一般意义上并不能被称为科学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些超乎常人的优势,在这些优势领域,每个人拥有独特的信息,但是,只有当基于这些信息的决策是由个人做出的或者由他们积极合作时,这些信息才能有益于决策。我们只需记住,完成理论培训之后,我们在工作中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我们的工作生涯中有多大的一部分要用来学习具体工作(particular jobs)?以及在各行各业中,关于人,当地条件,以及特殊情况的知识是多么珍贵的资产。了解并使用一台功能未被完全发掘的设备或者某人可以得到更好利用的技巧,或知道在供应中断时可以救急的盈余库存,对于社会来说,这些信息和更好的可替代技术一样有用。一个靠利用不定期空程或半空程货船谋生的航运商,一个全部知识可能就在于知道一种暂时机会的地产商,或者从商品差价中谋利的套利者,他们都因为对某种不为他人所知的转瞬即逝的时机的特殊知识,而在社会上起了巨大作用。
“特定知识”(①工作中的实践经验,②抓住特殊时机的能力)起巨大作用
奇怪的是,这种知识在当下正遭到某种程度的蔑视,任何人利用此类知识获取比拥有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更大的优势,将会被看做手脚不干净的。从关于交际或运输的更好的天才知识中获得优势,有时几乎是被看作为不诚实的。虽然,在这方面,利用最好的机会和使用最新的科学发现对社会来说一样重要。这个偏见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待商业的态度——若大体上和对制造业的态度对比的话(重工轻商)。甚至自认为完全摆脱了过去那赤裸裸的唯物质谬论的经济学家们,在考虑习得这种实际知识的活动时,也常常犯相同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思维体系中,所有此类知识都应该是 “给定的”(given)。现在的普遍观念(common idea)似乎是这类知识理所当然容易被每个人掌握,而针对现存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的批评常常是基于这类知识并非唾手可得的事实。这种观点(批评)忽略了一个事实:找到让这类知识尽可能被广泛获取的方法,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大众甚至是经济学家蔑视“特定知识”。新问题:如何使“特定知识”更容易被广泛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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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5 16:26:09

如果说,如今贬低关于特定时间地点的知识的重要性是一种时尚,那么于此紧密相关联的是,变化本身(change as such)的重要性被低估。事实上,就算尽可能考虑到会使生产计划发生必要实质性改变的变数(changes)的大小和频率,计划者做出的假设(经常只是暗示地)也与他们的敌人(自由主义者)差不多。当然,如果细致入微的经济计划能够被在提前相当长的时间被制定,并被严格遵守,从而不需要进一步的重大经济决策了,那么制定一个详尽的计划来支配所有经济活动的任务将大大降低难度。
变化的重要性被低估。

也许,值得强调的是,经济问题的提出总是而且只是由变化引起的(充分必要条件)。只要事物保持不变,或者至少是按照预期发展,那将不会产生需要决策的新问题,也就不需要新计划。要是认为 “变化”或至少日常的调整在现代已经变得更不重要,其实就暗示着认为经济问题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出于这个原因,相信 “变化”的重要性正在降低的人,往往也是那些争论经济考虑(economic considerations)的重要性正在让位于日益重要的技术性知识的人。
轻视变化=轻视经济问题=轻视“特定知识”

如果有了现代生产的精密设备,就只需要隔很久做一次经济决策,只是在要建立新工厂或引进新工序时?如果工厂一旦建立,剩下的工作是否就几乎全部只是机械的、被工厂特点所决定的,而几乎不用随机应变做出调整了吗?
我能确定的是,这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肯定不会出自商人的实践经验。随便取一个具有任意程度竞争激烈程度的行业——这个行业就可以作为一个测试标准——保持成本不上升都需要持续不懈的努力,消耗管理者大量的精力。一个效率低下的管理者是多么容易浪费掉作为利润来源的成本差额;即使在同样的技术设备下,成本也可能大不相同,这在商业经验中屡见不鲜,但这却和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生产者和工程师对“渴望进步不受金钱成本约束”的呼声之强烈,足以证明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日常工作。
其中一个让经济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忘记构成整个经济图景的持续的微小变化的原因可能是他们越来越专注于统计总数据,而这些数据看上去比起细节的变动要稳定得多。然而,总量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像统计学家似乎偶尔倾向的那样,用“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s)”即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因为我们面对的因素的数量不足以使得这些偶然力量产生稳定性。商品和货物的持续流动之所以能够维持,得益于持续不断的刻意调整(constant deliberate adjustments),每天根据始料不及的情况作出的新安排,以及当A物没有被送达时B物的立刻介入。甚至巨大而高度机械化的工厂能够顺利运作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能够依靠外部环境满足各种不时之需(unexpected needs),比如盖屋顶用的瓦片,文件用的信纸,以及以及成千上万种工厂自己不能自给自足但是为运转所必需的设备,都能在市场上随时买到。
随机应变的调整在任何地方都至关重要

可能在这一点上我要简要评价(This is, perhaps, also the point where I should briefly mention the fact that,即综上所述),我所关注的那种知识由于其特点而并不能被统计,因此也无法以统计数据的形式被传达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这样的一个中央权威机构必须使用的统计数据要想被精确地传达,必须摘要事物间的微小区别,将因地点、品质和其它特征各异的不同事物归纳为各种同类资源(as resources of one kind),这种精确的传达可能对于特殊决策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知,依据统计信息制定的的中央计划由于其自身特点不能直接考虑到因时间地点而异的特殊情况,因此中央计划者必须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将依时间地点等特殊情况而异的决策交给“在现场的人”来做。
计划经济不能完全精确获取数据,也得随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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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10 16:32:33
支持楼主分享干货!认真学习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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