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精英——再为两会进一言


上一篇文章发表在网上之后，有人说我宣扬精英主义。非也非也，我不过是把我看到的事实说出来而已。这个世界上，人与人的工作效率有没有差别，人与人的工作效率应不应该有差别；有没有精英，以及应不应该有精英；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有人说，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学问，什么叫做“是”(be)，什么叫做“应该是”(should be)，从来就没搞清楚过。我们知道，前者是指事实，后者是指意愿，两者是有区别的①。
精英主义，从来都不是问题。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三个代表，难道不是精英主义思想？在代表了最广大的工农阶层利益，基本解决了全民温饱问题以后，我们还应该崇尚些什么样的精英，来完成一次华丽丽的转身，这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仍想从一个经典的经济学模型——囚徒困境开始。我把重复囚徒困境模型略微发展一下，叫做“离散的重复囚徒困境”：在每一回合结束后，拆散配对，在信息公开的情况下，让刑期较长的囚徒优先选择下一回合对手，看看会得出些什么有趣的结论。
举个例子：曾经听很多人说有在某市街头被抢包的经历。所以，除非公派出差，好人是不愿去那个城市的，会选择呆在北京、上海等一些治安比较好的地方。那么，谁会喜欢去那个城市呢？当然是想抢别人包的人。于是，最后就出现了两伙想抢别人包的匪徒在一条小巷里火并的景象。
就拿一个企业来说，也是这样。在有些大锅饭盛行的单位，无论水平高低、努力与否、业绩如何，所获得的待遇和奖励没什么差别，于是，年纪轻、能力强、水平高的就都另谋高就去了，剩下的则是老弱残兵、平庸之辈，敷衍了事。最终这个企业也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这就是格雷欣法则及其逆反现象（劣币驱逐良币，劣币自生自灭）的证明。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很少会是错的。”我们也可以把上述企业管理中的现象推广至一个国家的管理。
在上一篇中我们说到，如何区分效率高低，这不是一个问题，利润先生是一个最好的裁判。同样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英，是暴力精英、权力精英、智慧精英还是效率精英，这也不是一个问题。我们有怎样的价值取向，就会得到怎样的精英！
在全球愈来愈趋向于一体化的今天，在民主社会中，国与国的竞争，最终就是国民自身的价值取向，乃至文化道德的竞争。
我坚信，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三个代表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时俱进地更新我们的理论思想，发现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英。


①摘自王小波的《诚实与喧嚣》


包不同
2010.3.6

蛋糕如何能分好——我为两会三进言


在第一篇进言中，我假设了这样一个问题：只要我们承认人与人劳动效率的差异，就算我们打倒了地主分了田地，给一些农民分发相同的工具去劳作，若干年以后一定还是会出现资本家，一定还是会出现穷困潦倒的农民。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某甲每年为资本带来10%的增值，某乙每年为资本带来20%的增值，那么时间愈久，甲乙的相对贫富差距就会愈大，马太效应无可避免。长期持续下去的话，那么象埃菲尔铁塔一样的财富分布，会不会越长越高，最终折断呢？真是杞人忧天，大家都忘记了凯恩斯的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
“留给你金山银山，也是吃得完花得完的；教给你本事，是可以用一辈子的。”我相信每个人自幼年起，或多或少都接受过这样的古训。这也留下了一个悖论，如果我们下一代的学会的本事够用一辈子，又何必要那金山银山？如果下一代有了金山银山，他们又何必要去学本事？
美国世纪公司创始人斯托尔斯说：“如果孩子们有很多钱，以至于不需要去工作，那我们就害了他们。” 他把5.57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捐给堪萨斯城的一个医疗中心，还开玩笑说：“当我的孩子们经过那里时，他们看到那座建筑会说，‘那就是我们继承的遗产’。”
2001年，布什政府颁布法例，计划到2010年逐步取消遗产税。此举却遭到了美国多数富人的反对。《华尔街日报》曾经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美国取消遗产税，仍有50％的美国有钱人打算把自己至少一半的财产捐给社会，只留下一部分财产给子孙。2003年2月，美国120名富翁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税。这些人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传奇投资家巴菲特、金融大鳄索罗斯、金融巨头洛克菲勒等。老威廉在请愿书中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
美国精神崇尚独立创业、公平竞争。祖上富有，对后代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钢铁大王卡耐基有句名言：死去而富有是可耻的。哦，我想起来了，在这句话前面好像还有一句：活着而富有是光荣的。
曾几何时，我们被告知：资本从诞生一开始，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不过人们都忘记了，这句话是有前提的：因为资本与权力勾结，它才是肮脏的。看看比尔盖茨、巴菲特、乔布斯、埃尔森、戴尔……这一些清清白白的创富精英（对不起，中国的富人太低调了，以至于我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我相信马克思他老人家如果活到今天，也一定会为他们大唱赞歌。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当中，金钱是粪土，可是每个人又都想要，得到了之后不能说，所以有钱就应该低调。按照这种论调，我们可以合乎情理的发展下去：小偷和盗贼才是最低调最有美德的，贫穷反而应该高调，越穷就越光荣，会哭得孩子才能有奶吃。反正国家不能让我没饭吃，反正国家不能让我没房住，反正……这哪里是牛B啊？这分明是牛二！
就拿住房问题来说，今天有哪一个人比30年前住得更差，过得更糟？为什么30年前我们都是“居者有其屋”的，到了今天反而变成“居者无其屋”？我们不难看出，那些人的真实叫喊是：居者有好屋，居者有豪宅。每个人都在抱怨社会不公平，但是他们绝不回答什么是公平。当你问他们什么是公平时，他们用“反正……”来回答你。
早在160年前，法国人巴斯夏面对着一波又一波的革命，为他的国家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国家是一个庞大的虚构的实体，每个人都竭力通过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人们总是错误地以为，国家自己就可以创造出给予某些人的特权和好处。人们希望国家多多地给予，又希望国家少征收点税，这两种期望和承诺是互相冲突，难以两全的。而这，正是法国历次革命的根源。只要人们相信，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政府，只要人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才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进自己的生活、增进自己的幸福；只要他们仍然指望法律赐予他们一切，一句话，只要他们认为他们跟国家的关系就等同于羊群与牧羊人的关系，那么，革命不断的局面就不会改观①。
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把福利散播到那些最赤贫的人口头上，我们的制度，是一个“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和稀泥制度。一些人，在占有他人财富的时候心安理得，没有丝毫羞愧之心。在这种制度下一定会培养出只会哭喊的懒汉，这就是中国贫穷的根源。
从来只有过程的公平，而没有结果的公平。只有程序的正义，才能得到真正的正义。像比尔盖茨这样白手起家的创富精英，他们能真正体会到，一个打破等级制度，没有世袭贵族的社会，才是他们能够创造财富奇迹的先决条件。他们发自内心地来维护这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反对取消遗产税，我们无需为他们担心。只有那些通过不正义手段获得财富的人，才会企图用虚伪的道德来取代严肃的法律，好让他们偷偷地将不公平继续不公平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实践，科学地证明了，只要斩断权力与资本之间的纽带，资本家也会自动地向无产阶级专政低头。不过，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阿克顿爵士的忠告：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只有切断权力与财富的纽带，将社会的福利从最低层开始注入，才能分好我们的蛋糕。只有在一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前提下，通过公平竞争，才能做大我们的蛋糕。


①摘自《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译者后记



包不同
201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