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7月到2012年5月，除了2009年没有调整之外，其他的年份，央妈共调整存款准备金率高达38次，真是爱不释手啊！

降准意味着整个社会信贷规模扩大，所以通常降准对于资本市场（股市、债市、房市）算是利好消息。随着《巴塞尔协议III》在中国银行体系的全面实施，准备金率调整的作用，很可能会越来越小。

上周五，央妈决定于9月16日降准，根据有关机构测算，全面降准释放资金约8000亿元，而定向降准则释放资金约1000亿元，共计为社会释放资金9000亿元。

准备金的最初含义，是商业银行用来应对储户取款的准备资金。假设全中国只有你在开商业银行，大家都在你这里存款和贷款，张三在你这里存了100万，这个时候李四来贷款了，你能贷出去多少呢？这就要看准备金率了——

如果准备金率是10%，你就能贷出去90万；

如果准备金率是20%，你就能贷出去80万；……另外的10万或20万，要留着应对张三的取款需求。

问题是，李四拿到了贷款，不管是支付货款还是人员工资，其他人从李四这里得到钱的话，他们还是会存到你这个银行里来——假定准备金率是20%，那就意味着你贷出去的80万元又会回到银行变成储蓄，假定这80万由王五持有，那么王五的80万，只能有64万元再次被放贷出去，然后，这64万元又回来……
就这么循环下去，本来社会上只有100万元的钱，在你的银行账户上显示出来却是：100+80+64+51.2+……=500万元。虽然，物理上的钱只有100万元（被称作“基础货币”），但大家所拥有的钱的总量，却是500万元（被称作“广义货币”），而这个500万元，决定着社会资金是不是充裕。显然，准备金率非常影响一个社会的整体信用松紧状况，100万元的基础货币，如果准备金率是20%，整个社会广义货币扩张极限就是500万元；如果是10%，整个广义货币的扩张极限就是1000万元，你说影响大不大？所以嘛，周一开盘，股市就应声大涨。
央行多次调整准备金率

1998年初，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外部需求不足，经济增速快速下滑，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内需求，1998年3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当时的13%遽降到8%，由此开启了我国通过准备金率调整调节国内信贷松紧的思路。
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廉价的劳动力、便宜的土地资源和便捷的交通设施，吸引了无数外资涌入，再加上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外汇也持续流入。而根据中国1994年所确立的基础货币发行政策，央行通过大规模购汇，大大增加了市场上人民币的供应量，国内资金从2005年开始泛滥，房价、股市都开始蠢蠢欲动…面对股市和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扬，政府不想通过加息提高借债人资金成本（想想能从银行得到贷款的都是谁），准备金率成为调节信贷的最佳选项：2006年央行3次调升准备金率，2007年更是创纪录的连续10次调升准备金率，2008年上半年央妈又5次调升准备金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4万亿”操作，到2010年，全社会的资金泛滥成灾。但和以前一样，央行还是不想加息，所以从2010年起再次提高准备金率，并在2011年6月，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1.5%这样的世界最高水准。接下来，随着中国外汇流入增速下降，新增货币的压力变得没那么大，从2011年底开始，央妈又开始连续调降准备金率，成为央妈“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供应，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举措。算下来，从2006年7月到2012年5月，除了2009年没有调整之外，其他的年份，央妈共调整存款准备金率高达38次，真是爱不释手啊！2012年、特别是2014年以后，中国外汇储备开始下降，以外汇作抵押发行基础货币的渠道逐渐干涸，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平稳，央妈开始口吐英文：麻辣粉（MLF）、酸辣粉（SLF）、特辣粉（TLF）、泼酸辣（PSL）等一大堆新词被发明出来，再加上大量使用逆回购的方式来投放基础货币，释放或收紧市场流动性……降准，利好股市房市债市…
如果把社会上的信贷资源（广义货币）想象成一个浴缸里的水的话，以上这些工具就像进出浴缸的水龙头，可以随时开，也可以随时关，而且持续时间短。相比之下，降息和降准则是拿着水桶哗啦一下倒进去一大桶水，而且没有到期的时间。
也正是因为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也使得准备金率调整，甚至是利率调整都显得没那么重要。2012年底到2015年初，央妈一次都没有动用过存款准备金工具。但与此同时，因为新增的基础货币并没有充足外汇作抵押，人民币开始面临贬值压力……
于是，我们开始有意识的推动资本市场上涨，并且提倡通过股市和房价上涨化解企业的杠杆风险，“中国居民还有较强的加杠杆能力”，“资金进入股市也是进入实体经济”，准备金率，再次成为央妈的工具选项。2015年初到2016年初，央妈四次降低准备金率，通过神操作，让中国在基础货币供应收缩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仍然实现“平稳增长”，股市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而房价，则在相对居民收入世界第一的基础上，绝对值价格也永攀世界第一……正是在2012年之后，央妈和国务院一直强调，我们坚持不搞“大水漫灌”，而是主打“滴灌”的货币政策——所谓“滴灌”，主要是指定向降准和定向购买债券（发行基础货币）。 在准备金率调整上，每年对上年度金融机构信贷支农支小情况进行考核，对满足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贷款达到标准的商业银行，实施优惠存款准备金率，未满足的不再继续享受优惠。
2015年迄今到目前的降准，体现的都是这种思路。因为降准意味着整个社会信贷规模扩大，所以通常降准对于资本市场（股市、债市、房市）算是利好消息。最典型的是2019年1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此后沪指开启了上涨行情，从低点2440点，最高涨至3288点。拿行业来说，降准对那些资金敏感型行业和重资产行业都是比较大的利好，如银行、地产、券商、钢铁、有色金属、重化工、基建等，都是比较大的利好，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多更便宜的资金。虽然说降准对于资本市场的确是利好，但需要强调的是，股市、房市和债市都有自身运行的规律，短短一两次的降准并不足以影响整个资产本身的价格走势。如果用严谨的统计数据来说话，历次降准后，上证指数次日上涨概率还不足四成。
准备金率的作用正在降低

更重要的是，随着《巴塞尔协议III》在中国的全面实施，通过准备金率调整国内信贷松紧的思路将来很可能越来越式微。实际上，在最近几十年的新闻中，你几乎都没有听说过任何西方国家靠准备金率调整来影响社会资金供给。
准备金率，是中央银行强行规定商业银行（国外商业银行一般是私有的）按照比例缴纳存款准备金，而且这种规定对于商业银行本身的市场经营活动是有负面影响的（减少了可发放的贷款额度），因此准备金率规定也被称为“最具权力色彩的央行货币政策”。所以，准备金率规定在西方央行管理者眼中，本身就是介入市场太深，能不用就不用。更重要的是，当代金融体系对商业银行风险监控有了新的手段——资本充足率。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成立巴塞尔委员会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并且在1983年形成了对商业银行有广泛约束性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此后这个协议不断更新，对商业银行的要求也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根据2010年9月在瑞士召开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代表，就加强银行业监管的 《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该方案要求，成员国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将上调到6%，同时计提2.5%的防护缓冲资本和不高于2.5%的反周期准备资本，这样核心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为8.5%，加上资本留存，最低达到10.5%。下面的就是《巴塞尔协议III》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目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等国家，已经彻底取消存款准备金率规定，由银行自行决定存款准备金；而美国、日本、欧央行，则是对存款准备金率有一个很低很低的规定。相比较之下，中国以及一些新兴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普遍较高（见下图）。 因为资本充足率和准备金率要求的资产具有相当大的重合性，在《巴塞尔协议III》框架体系之下，拥有足够信用的银行和货币体系，不需要用来调整准备金率——这正是西方基本不再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来调节社会资金供给的原因。我国目前的准备金率依然高达13%，所以还是拥有降低准备金率来增加社会信贷供给的空间，相比降低基准利率的深远影响，央行更愿意采用准备金率来对社会资金供给进行调整。但是，随着《巴塞尔协议III》在中国银行体系的全面实施，准备金率调整的作用，很可能会越来越小，直到和西方一样，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货币政策工具。所以，大家珍惜央行现在以及以后的每一次降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