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战中改革开放

1.本质上，贸易战是规则重构战，即深入改革，扩大开放，在博弈中重构贸易规则。但其实，这轮改革开放比较凶险。中国过去的道路模式，特点是未完全开放市场和政策性主导。若再开放，再改革，尤其是开放金融市场，改革垄断领域，原有道路模式包括限定条件、政策主权及效果、核心优势以及积累的一大笔“家底”都将发生变化。

2.中国继续开放市场，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及积累的家底同样面临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中国即将面临的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冲突与竞争。二、货币、财政、汇率、资本管制、人口、金融等经济政策都将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政策的灵活性和效果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如此“政策性经济”将面临市场性经济的挑战。三、过去依靠政策性创造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知识产权红利以及低成本制造优势，也将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被削弱，需要重构全球化、市场化的竞争优势。四、现已积累的高外汇、高储蓄与高国储“三大压舱石”，将面临汇率市场化波动、资本“堰塞湖”泄洪、国内经济周期性烫平的冲击。

3.中国经济将面临三道险阻：一、“政策性经济”面临国际规则的挑战；二、在外汇稳定和贸易谈判的双重压力下，加上随着金融市场开放，国际资本自由流通加强，汇率自由化波动，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的风险增大。高储蓄、高国储都面临重新定价的风险。三、宏观经济政策或遭内外部“米德冲突”

注：米德冲突（Meade Conflict）是指在许多情况下，单独使用支出调整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而同时追求内、外均衡两种目标的实现，将会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冲突。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即稳定通货，充分就业和实现经济增长，还须实现外部均衡，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但如果独立实行一项政策，容易引起内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米德冲突最有可能发生在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或经常项目逆差与国内失业并存的情况下。

4.如何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构建全新的国际生存及竞争逻辑：第一、中国需要更主动、积极的参与全新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建设。第二、中美贸易战、国际新秩序重构以及国内经济下行之际，全面深化国内改革开放。第三，制定“经济宪法”约束宏观经济政策的随意性，防止宏观调控扩大化，防止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第四，深入研究国际市场规律，根据国际市场规律逐步调整经济政策。

5.从国家机制转向市场机制，从政策性经济转型市场性经济，从政策依赖型、投资刺激型、债务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竞争型、创新型及内需拉动型，是中国改革之路，也是适应全球开放经济体的开放之路。改革转型的艰难在于，灵魂一直在鸣锣喝道，但肉体一直浸淫酒池肉林之中难以自拔。芸芸众生亦随波逐流，只有“与世人为敌”的改革勇气才能遏制人性中的灰暗。这注定是一条艰难曲折又反复斗争的不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