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源教授的讲演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回顾；二是影响政府气候变化对策的因素；三是我国能源发展与减排承诺；四是公众意愿与气候变化问题的不确定性；五是企业应对策略。
首先，自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
建立以来，世界各国开始了多次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其中1990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为后来气候谈判及设置减排目标的参照系，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就以其为参照系对发达国家设置减排目标，同时提出三种灵活调节机制，即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排放贸易、联合履行机制，以及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清洁发展机制。
然而《京都议定书》的具体执行却不尽如意。以2006年与1990年对比发现，德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16%，成为减排表现最好的发达国家，但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及加拿大却不降反增，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2006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增加了152.8%，凸显中国在减排方面的压力与空间。近期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再次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在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纷纷做出减排承诺，“基础四国”（BASICs，指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也提出减排目标。但一些欠发达国家关注“适应”（adapt）问题，希望获得更多援助。
其次，影响政府气候变化对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各国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收入阶段对环境问题的评价及科学研究成果与媒体宣传。其中，各国面临的具体情况包括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化、气候变化对本国的潜在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公众的感受与意识、地域性环境治理问题。与常见环境问题不同，气候变化这一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未来可能造成难以逆转的全球性长期影响，并存在多方面的不确定性。
各国的具体情况差异决定了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的差异性。欧盟经济成熟，新能源技术先进，人口下降，能源需求相对稳定，减排优势明显。美国则提出要以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公开透明为附加条件，即排放的“可量度、可报告与可核实”。“三可”不仅将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行动与发达国家为偿还历史排放债务而应承担减排义务置于同样标准之下，而且会限制自身为了发展和脱贫而必须的排放空间，短期内不具有可操作性，但长期来看却是一个趋势。
第三、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污染物排放高，可再生能源价格高和稳定性差，未来发展离不开国家有关扶持政策。关于我国的减排承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实现这个目标不是特别困难，关键靠核电。二是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以2005至2008年每年平均下降速率3.33%推测至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39.8%。此外，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即煤炭比例下降，石油、天然气上升，核电及可再生能源上升至15%，碳排放强度可以下降10%。
第四，气候变化的公众意愿发生显著改变，气候变化问题出现不确定性。Nielson与牛津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在2009年10月全球调查结果表明，对气候变化表示担忧的人数比重由2007年的41%下降到2009的37%。基于2006-2009年美国公众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及独立人士中相信全球变暖有确凿的依据的比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与公众意愿下降的现象相似，民众对气候科学家研究的信任也出现显著变化，其中气候门事件引发公众质疑IPCC的公信力。2010年1月IPCC正式承认，其2007年发表的气候变化第4次评估报告中存在重大“失误”，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消失的结论严重违背事实。2007年Green和Armstrong通过对IPCC发布的全球气温变化评估报告进行审查分析，评估其预测方法及步骤，发现至少违背了72项长期预测的准则。
最后关注企业应对策略，以两个例子来说明。据《新世纪周刊》近期报道，比亚迪做电动车，其竞争力并不仅仅是前沿新技术，而是中国劳动力优势发挥到极致所创造的特定生产研发方式。资本市场上比亚迪可能已透支了新能源概念,有关投资风险也需要关注。另一个例子是万科大楼，其“漂浮的水平杆状”设计解决了创新与使用功能间的关系，不但降低能耗而且增加了景观绿地，还有利于空气流通；独具一格的斜拉桥式悬索建筑结构降低了建设成本；内部装修多用竹制材料，不但费用低而且新颖别致；可动式外遮阳表面既美观又可降低能耗；万科大楼的建设融合了多项节能减排新措施。总而言之，做各种形象宣传，大家都可以做，关键是如何把绿色概念用于降低企业成本，从而保证企业和经济将来可持续发展。企业发展应用环保理念能否成功？降低成本方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