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有感
在治理社会的层面宗教和哲学是一致的。
哲学里面西方苏格拉底认为国家要由哲学王来治理，东方孔夫子认为应该由圣人来治理，近来来到藏区，有幸听到关于藏传佛教的一些洞见，他们同样认为活佛拥有无上的智慧，应该有由活佛来治理藏区。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和孔夫子在某种程度失败了，而藏传佛教对藏区的治理却相对成功，他们的治理前提假设都是人性本善，相信圣人的存在，再由圣人来治理世界，这样我们会得到一个美好的世界，如苏格拉底的理想国，孔子的大同世界，佛教的众生得度，人人成佛的极乐世界，可为什么藏区佛教的治理相对成功？
治理的本质在于人心，好的治理应该是人性在某种约束下得到充分发展，同时整个社会又具有一个大的共识。苏格拉底的哲学王和孔夫子的圣人都是世俗中的人，世俗中没有哲学王或者圣人，即便是有这样的人，对于治理社会可能又并不感兴趣，内在升华了可能外在的已经并不重要，而这样的治理结构对人的要求太高，不管是治理者还是普通的居民，同时这样的约束条件不存在，至少对圣人或者哲学王来说不存在，这就不可避免的会让整个社会走向极端，个人的偏好决定了整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最终都放弃了这种圣人治理的模式，走向法治的道路。法治社会的约束条件和社会共识就很明朗了，约束条件如软性的道德和习俗，硬性法律等等，社会共识如民主，自由，法治等。
相反，藏区的治理结构相对于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观点来说，增加了信仰的维度，对于佛的信仰上至活佛下至普通的藏区民众始终如一，从雅安进入藏区，看到或听到五色经幡，石头堆起来的玛尼堆，藏民们佩戴的各种饰物，房屋建筑，寺庙，拉萨朝拜，天葬仪式以及寻找转世灵童等等无不融入藏区民众对佛的信仰，而且这样的信仰是深入骨髓的。信仰不是迷信，当你真正体会到，才会感触深刻。佛教认为人有来世，有轮回，生前作恶的人会下地狱，而生前积德行善的人会有福报，所谓世道轮回，这样的信仰和观念是对人行为的最好约束，而且非常行之有效。听一个藏民说，他们的财产除了捐献给寺庙之外，就是在他们所戴的玛瑙，金银等饰物上，当然还有他们的牦牛，但是他们的贵重饰物和牦牛很少被偷盗，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对佛的信仰就是这个社会人行为的约束条件和社会共识。当每个人的信仰都深入骨髓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治理成本也就很低了，就像世俗社会的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是有道德，遵从习俗惯例的人，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强制的暴力机器了，难的是世俗的道德观和习俗惯例并没有藏区民众信仰的强大力量。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让他越发敬畏，一样是头顶的星空，一样是心中的道德律。我们的治理困境来源于人性的复杂和弱点，个人认为具体的进路可以是建立信仰或者建立超越任何人的约束框架，对于世俗社会建立藏区民众类似的信仰不太现实，更现实的是建立一个超越任何人的法治框架，任何人的行为都受到这个框架的约束。举头三尺有神明，神明是信仰力量的来源，对于世俗社会法律和对法律的敬畏应该是世俗力量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