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治，是一位网友他说的。大概是人工智能应用于办公、判案、执法等等等。

德治，真正的德治，大概是人治之一。


法治当中，如果有德，仍旧属于法治。

正确
人治当中，如果有德，仍旧属于人治。

但是，真正的德治，并不是是人治之一。  比如中国周代的“礼制”，就是典型的 德治

礼法，礼治，可能仍旧属于人治，或许人治的成分少一些，程度低一些。

上述，是假定所谓真正的标准的典型的礼治。

你可以看看我14年的一篇文章


浅谈法治文化与人治文化和德治文化的社会环境演进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文明的古国，与其他三大文明相比，虽经频繁的朝代更迭、无数次外族入侵，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多灾多难的洗礼，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更加繁荣昌盛，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回顾引以自豪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文化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著称。中国的法制史自远古的传说时代就已经开始，自夏、商逐步发展，到周代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法制体系，在春秋时期形成了诸子百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百家竞相发展，韩非子更是成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法制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其后虽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然而中国的法律文化并没有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真正的形成现代法治思维，并没有真正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文化，相反，中华传统文化中相应的德治文化和人治文化仍然在当今的社会中大行其道。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是经历了十几年的努力，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形成法律至上的法律信仰，法治文化依然孱弱，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成为推动依法治国和形成法治文化的强大阻力。
然而，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传统文化，那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一言一行，国家或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大家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三个自信”，不仅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败，还是检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坚实基础。因此，探讨新时期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离不开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不忘本，立足于中华文化之根基，才能开辟美好的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推陈出新。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立，而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调整经济关系，规范经济行为，指导经济运行，维护经济秩序，使得整个社会经济逐步按照法律的设定健康、有序地发展。法治的施行，不仅需要良好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施行体系，更需要相应的法治文化建设，只有整个社会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形成学法、用法、遵从法律的自觉，形成法律意识，自觉的运用法治思维来处理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相互关系，形成比较成熟的法治文化，法治的施行才会顺畅和永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文化和人治文化是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历史中形成的，在相应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在相应的历史时期，适用“德治”或“人治”，而不是适用“法治”，如果简单地运用现代的法治理念去批判或否定历史长河中的德治和人治，我们就会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我们如何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和人治，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是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所必不可少的传承基础。
无论德治、人治还是法治，都是因应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社会秩序需要而自生自发，并且为当时的社会状态所自然选择的结果。中国在夏、商、周三代的奴隶社会阶段，之所以实行以德治为中心的社会和国家治理，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以族氏血亲关系作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基础，客观上必然要求把维护族氏利益和维系族氏血亲关系作为根本的社会秩序需要，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族氏成员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形成的习惯或惯例，在反复使用中成为约定俗成的道德惯例，并且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从而约束和指导人们的行为，加之社会精英的提倡，成为早期社会国家意识形态，使得德治成为可能，并成为当时社会状态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国家治理方式，德治在周代达到了顶峰，三千年前的周公制作《周礼》就将“德治”系统地运用在国家治理之中，同时，周礼也为其后的“人治”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自秦汉直到清末的两千多年间的封建社会阶段，之所以“人治”占据了社会和国家治理的主导地位，是因为只有“人治”才是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秩序需要。随着奴隶制社会的解体，人们之间逐步地打破了狭隘的族氏血亲关系，形成了不同血亲关系的人们相互杂居、相互融合的自然村落分布，人们的社会关系不再单纯以族氏血亲关系作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基础，而是以有限的地域关系作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基础，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人们很难经常在不同的地域间流动，而在同一地域内不同姓氏之间的相互通婚，相互交往，则加强了同一地域内人们之间关系的相互融合，从而在不同地域之间形成相对独立的结构，在这种结构状态下，心理排外、利益排外是很自然的事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则减少了其对外部的依赖性，所有这些，都限制了人们在不同地域间的相互交往。同一地域范围内，在人们之间关系相互融合的同时，财富、权位与势力日益相互结合、融合生长，成为社会关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所形成的人情网、关系网，则成为人际交往中的重要部分，所有这些，构成了个人之间、势力之间、个人与势力之间，既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又相互斗争、相互冲突的格局，其实质则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以财富和权位为目的所进行的争夺和占有。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所形成的社会秩序需要的基本形式，必然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治”，虽然这种“人治”是代表着一定的集团（或势力）的利益。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秩序演进中，专制主义是“人治”这种秩序形式的最高级形式。由于人们的社会关系受地域条件的限制，人们可供选择的空间比较狭窄，而同一地域内各种社会关系既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相互冲突，因此，人们从自身需要出发，更多地考虑自身周围的利益因素，以此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以社会公平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虽然实现社会公平曾是大多数处于社会低层人们的梦想）。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否定社会公平，其结果必然是个人以权势为基础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来保障以人治为中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同时，族氏血亲关系依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中，人治和德治相互冲突、相互融合共生，在西汉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拙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典型的利用德治维护人治的范例。而在唐朝之前士族门阀状态下，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甚至官位高而出身低的官员在官场交往中，要把尊位让给官位低而出身高的官员，为什么呢？因为位高者“权大而势小”，位低者“权小而势大”，直到唐代，逐渐以科举制度取代门阀制度，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自两汉至隋唐，统治阶级往往以族氏为核心基础，对外推行专制，皇权对族氏内以德治为主、以人治为辅，而对外则是以人治为主、以德治为辅，也就是说实行“内德治外人治”，只要对内的德治不出问题，那么对外的人治也就相对稳固，皇权也就稳固；后世的满清也是实行类似“门阀制度”的方式，所不同的是，士族只有一个满族，国家重要的官职主要被被满族所垄断，只有清末出现混乱的局面后，这种状况才稍有改观。而在宋朝和明朝，专制主义达到了巅峰，整个社会真正形成了以人治为主、以德治为辅的局面。
在市场经济状态下，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及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使整个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日益社会化，同时整个社会的分离、分化加速，使得人们的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空间，人们不再单纯地考虑自身周围的利益因素，而是在全社会范围内选择自身的位置，由于社会主体的多层次和复杂多样性，社会成员数量的空前膨胀，单个社会成员行为自由度的提高，各种社会主体自主性的空间越来越大，各种社会因素，社会力量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大，传统的以“个人”为中心，以“权势”为基础的“人治”社会和国家治理方式已无法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必须代之以“法治”方式。法治作为社会和国家治理基本方式，是与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相适应的，只有实行“法治”，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保证社会主体和社会成员行为的规范化，才能保障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和有序健康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当前，人治文化和德治文化依然大行其道，唯人情不唯法、唯上不唯法，情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现象屡禁不止，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推行依法治国方略时间不长，过去长期形成的习惯和思维定式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对于大部分人们来说，“法治”理念还没有真正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发育程度还没有完全形成适合于法治的社会环境，这和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相对应。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政企合一的政治经济体制，由政府按行政区域和行业管理经济，其结果是使社会经济生活与行政地域结构相结合，在农村中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和在城市中设立类似于行会组织的行业主管局，使每个行政地域结构和单位都成为相对独立的封闭结构，使得人们很难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内自主选择自身的位置，并使人们的利益关系同“具体”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主体”紧密结合，甚至是人身的准依附关系，从而把人们的利益范围限制在比较狭小的空间内，同时形成不同区域和行业间利益的条块分割，这种封闭半封闭的体制结构形式与封建社会的某些社会环境特点极其相似，在封闭性方面甚至得到了强化，在这种社会环境状态下，不存在法治可以生存的土壤，甚至是法制也只能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相反，人治则如鱼得水，甚至发展到一个新的巅峰状态。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的，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是经历了痛苦过程的，而社会环境的改善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由封闭到开放，由人身的准依附关系到自然人的自由和自主选择从业，各种市场主体自由、自主活动选择范围不断扩大，才使得法治得以萌生和成长。许多专家和学者认为人治是阻碍以法治国的直接原因，其实不是“人治”本身阻碍了“法治”，而是“适合于人治的社会环境”阻碍了“以法治国”，法治文化的发展不是依靠简单的扩大法律普及面和加强法律宣传就可以达到的，人们对法律是否信仰，关键在于法律施行的效果对于公众是否有公信力，法治理念是否能够深入人心并使得法治文化成为大众的文化，关键在于改进社会环境土壤，使之更适合于法治文化的茁壮成长，而不是简单地把推行依法治国所遇到的困难归咎于“人治”。同时，我们不能否定，法治环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人治环境的消减过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经济成就的同时，社会和经济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城市，由过去的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到政企分离、企业与社会分离，甚至是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企业由过去的无限责任（包办一切），到现在的有限责任，对个人的养老、医疗、救济等由企业（或单位）包办变为由社会保障（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由计划经济时代农庄式的集体农业到土地的联产承包制度，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快速发展，现代农业机械的普遍使用，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成为工商业从业者，在加速城镇化的同时，农村出现了空壳化现象，集约式农场经营已经在一些地方得到了蓬勃发展。在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个人与企业之间，个人与社群之间，社群中的个人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也由计划经济时代近乎绝对的“紧密关系”逐渐变为相对的“松散关系”，就如同冰被加温后变成了水或者冰水混合物，由原来的几乎没有流动性变为具有良好的流动性，正是因为形成了这种广泛的流动性，动摇和破坏了“人治”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基础，进而形成了适合于“法治”生存的社会环境土壤，从这个角度来说，推行“依法治国”正逢其时。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企业和城镇社区来说，因企业和社区与其内的个人之间是“紧密关系”，当其外的个人与其内的个人发生经济纠纷或违法案件时，只要能够通过关系找到该企业或社区的领导，让其帮忙，基本上都可以让该企业或社区内的个人作出妥协，以有利于对方的方式而顺利解决纠纷；在农村，由于绝大部分居民祖祖辈辈数代人都生活在同一地域范围内，近乎固定的“紧密关系”相比城市来说，更加固化，所以，遇事不是讲法，而是讲情面、讲权势的现象至今仍然很普遍；不过，对于现在的很多城市社区来说，想通过社区领导来达到类似的效果就很难，为什么？因为居民流动性增加，居民和社区之间已经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那种近乎固定的“紧密关系”，许多居民甚至和社区领导不是很熟悉，居民和社区之间是“松散关系”，社区内的居民之间相互来往也比较少，甚至是楼上楼下的居民之间，做邻居十几年，相互之间依然是很不熟悉的状态。那种近乎固定的“紧密关系”，必然是人情社会，也必然是人治社会，在这种结构内，必然是情大于法、权大于法，以情运权作为普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是应该通过司法解决的案件，也可以通过内部协调和消化。人情存在于亲缘关系、同学、战友、同事、老乡、邻里、朋友、生意伙伴和熟人之间，这种人情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在这各类圈子中，有极端紧密的关系，有相对紧密的关系，道德是调整圈内人情关系的基本准则，圈子之内的人们互相帮助、互相沟通和相互鼓励是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形式，但是，这种相互帮助有时是以侵害圈外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为条件的，此时，圈内的道德与法律之间就会发生冲突，这类行为就会为法律所不允许。在各类企业、组织和单位（系统）内，由于结构的封闭性、半封闭性，“人治”必然会不同程度的存在，越是封闭和从业者固化的结构，人治色彩便会越浓厚，越是封闭性小和从业者非固化的结构，人治色彩便会越淡薄；毫无疑问，无论什么法律和制度，都要人来执行，处理企业、组织和单位（系统）内部的各种事务和相互关系都需要具体的人来操作，有一些“人治色彩”是必然的，但是，当这种人治与法律和制度相冲突时，人治就应当止步和退缩，如果不知止或不能止，就会形成权大于法的事实。之所以会反复出现“情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现象，是因为执法者、司法者和“有权”监督者碍于自身周围的各种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如果不顾人情、不考虑权力因素的影响，极有可能使得一些执法者、司法者和“有权”监督者陷于不利的境地，甚至被边缘化的风险；当前，在我国的执法和司法行政体系中，这种人治色彩尤为浓厚，用“人治”色彩过于浓厚的执法和司法体系来执行以“法治”为中心的法律体系，那么这“法治”必然会大打折扣。
我国现代法治理念是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法治文化不仅包括法律制度结构而且包括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是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但是，法律以其特有的规范作用和引导作用对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影响的同时，法治手段的法律在作用于社会生活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据美国法学家庞德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现实许多法律事实（或案件）的复杂性，准确判定事实包含着各种困难，有可能导致错误认定而出现错判；2、有些义务在道德上很重要，但不能在法律上予以执行；3、有些严重侵犯个人、社会、国家利益的行为，因其所使用的方式微妙离奇，导致现有法律手段对这些利益的保障无能为力；4、法律惩罚的范围是有限的，有些范围无法予以规范和限制；5、法律不会自己实施，一定要有人来执行法律，人的素质对法律的实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法律在社会控制中担当主要功能时，还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在法治实践中，在追求一个法治价值目标时，可能会影响或者损害另一个法治价值目标，从而导致人们对法治的信赖缺失。在司法理念中，强调程序正义优先，但是，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有可能牺牲实质正义；有些虽然在法治理念上可以得到解释并被视为正当，但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得到当事人及普通公众的认同，难以达到主流话语中的社会效果，从而损害法治的权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便是高度发展的成熟的市场经济状态，法治文化高度发展并真正成为社会和国家治理的主导文化，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并且真正形成了法律至上的信仰，在法治层面上真正达到了良法善治，也不能够完全消除人治文化和德治文化，也就是说人治文化和德治文化仍然会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层面中发挥作用，在一些法律所不能顾及或不适合顾及的范围和层面上，人治和德治仍将占据重要的地位，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这种人治或德治将会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益补充。法治好比是水、其中的个人、企业和组织，以及各类社会主体好比是鱼，德治和人治色彩好比是水的浑浊度，水太浑了，是不利于鱼生存的，鱼要很好的生存，就需要清澈的水，然而水不可以极度纯净，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因为水里面还需要各种营养成分；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过程中，应该有选择的允许存在轻微的德治和人治色彩，特别是当前，更加需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实际上，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德治、人治、法制，作为维护社会和国家管理秩序的手段，在不同的时代总是交互使用的，三者是在相互之间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冲突中不断发展的，由奴隶社会的德治为主逐渐演变为封建社会的人治为主，而法制始终仅仅是强化和固化“德治”或“人治”的手段。历史进行到今天，我国之所以选择实行依法治国，大力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因为我们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进步了、时代变化了，是市场经济呼唤“法治”，是人民呼唤“法治”。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其思想和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自西汉汉武帝时开始，始终占据了中国封建治世文化的统治地位。孔子对奴隶社会的周公极为推崇，效法周公并把周公的事迹及人格作为儒家的典范，把周公的仁政作为最高政治理想，把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变为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孔子一生倡导的也是周公的礼乐制度，甚至有人认为儒家的学说实际上是“周公作、孔子述”。 孔子在治国的方略上推崇“德治”，主张“为政以德”，把道德和礼教作为治理国家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孔子继承了周公的“德治”，然而，这种德治在封建社会中最终演变为“人治”，并成为维护“人治“的核心理念和文化支撑，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封建的社会环境更适合于“人治”，把德治的思想文化用来为人治服务，既顺理成章又自然而然，就如同把建造平房所用的石块改为用来建造楼房的地基之用。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德治还是人治，都是因应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社会秩序需要而自生自发，并且是因为适合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土壤所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如今，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立足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积极吸收和继承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并保持其自身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中华文化精髓，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特别是要吸收利用德治文化和人治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一些有益成分，在推行依法治国和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过程中，更要注重培育适合于“法治”的社会环境土壤，实行改土改良，在借鉴西方现代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时，形成我们自己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传承中实现中华传统治世文化的升华。我们可以有这个自信，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因为我们有自信的资本。

系统没有提示通知有跟帖，我刚刚看到跟帖，拜读中。。。。

规则至上，规则是人们（含掌权者）的君主，是叫法治。

权力至上，规则是人们（含掌权者）的手段，是叫人治。

德治，不是法治人治之外的第三种，不能和法治人治并列。
德治，往往是弥补人治缺陷的手段，强调非成文法，统治者的自律、修养、示范等等，上下左右的和谐等等。

社会主义，是劳动者享有自身劳动成果，享有及分享企业利润，是生产力的主体，创造财富的人们，先富起来。

社会主义，使得劳动人口转变为劳动阶级，劳动阶级上升为领导阶级。

社会主义，使得依法治国、人民做主、党的领导三位一体，党、公民、劳动者三位一体。

中国法治道路的关键根本，是落实法定社会主义，逐渐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

这样，才能树立宪法及法律的至高无上。


本来，宪法应该至高无上，高于人民高于党，高于民主和科学，高于真理和正义，高于发展和和谐等等一切。

逐渐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宪法才回归到上述应有地位，为国君和国教。

这样，中华民族就会兴旺发达，所向披靡。


总之，奉宪法为国君和国教，依法办事，名副其实，落实法定的公民，法定的先锋队，法定的社会主义。三足鼎立，立定千秋大业。

中国古代的人治，是三纲五常，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辅之以礼节礼仪，且科举等等。

也就是使得每一个男人，都是统治者，并且用日常生活的伦理，于一针一线当中，一举一动当中，来普及实施统治。

这在古代社会来说，是很高明的，是很高效的，相对很稳固。也因此，儒家被奉承为儒教，孔子被奉承为至圣先师。

“德治，不是法治人治之外的第三种，不能和法治人治并列。”……？？？

德治比法治和人治出现的要早，存续的时间也更长，怎么说“德治，不是法治人治之外的第三种”

有些浮躁了

三纲五常，是属于德治的范围，是用于辅助人治的。

另外，你是个“女权主义者”？

规则至上，规则是人们（含掌权者）的君主，是叫法治。

权力至上，规则是人们（含掌权者）的手段，是叫人治。


是按上述分类法。

马克思：“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

恩格斯指出:“大家多少知道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归结为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这个原理像红线一样也贯串着所评论的这本书全部，……著作的这一部分由于力图达到严格的科学性而比我们所知的一切先前的类似著作出色得多，并且可以看到，作者不仅是对自己的理论，而且对整个科学是抱着认真的态度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4页）

是按上述，来定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种劳资关系、生产关系。

请看：社会主义这个概念

三纲五常，等等，相当于规章宪章。但是封建社会当中，虽然拿这些当规章宪章，但是往往是作为工具、手段，并不是真正尊崇、服从于这些，所以，还是人治。
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等等，这些其实是等级，不是平等。这些是群众性的等级统治，以劳动人民的自发主动，以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自下而上，由内而外，来推行封建统治。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

三纲五常，夫为妻纲，夫说了算，官大表准，父为子纲，父说了算，官大标准，君为臣纲，君说了算，官大表准。所以，还是人治。
刘邦约法三章，并且比较忠实的执行了这个“规章”，确实有德，天下归心。但是，作为封建统治，皇家、朝廷往往是权大于法，金口玉言就是法，可以朝令夕改，阳奉阴违。所以，还是人治。

    无论是 德治、人治还是法治，都是规则至上，只不过是规则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为了维护某种秩序而服务的。
    权力从哪里来？ 权力来源于规则和规则的实际效力。即便在人治的社会里，权力依然是来自于规则和规则的实际效力，只不过这个规则的核心是维护“人治”罢了。   对于已经取得了权力的人，即便是古代的皇帝，也需要按照规则来行事，否则，皇位也将坐不稳，古代皇帝被推翻，甚至是掉脑袋的还少吗？ 同样，臣民们也需要按照规则来行事，即便是阴谋推翻皇帝的人，也需要采取按照规则来行事的办法，才会成功的，否则，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人治，法治，是针对人们和规则之间的关系来说的。

规则至上，凌驾于人们，就是法治。

权势至上，凌驾于规则，就是人治。人治当中，并非没有规则（法律，道德，等等等）。

规则至上，有口头的，有实质的。

譬如封建社会，真的规则至上吗？皇家贵族官吏真的遵守自己的法律吗？真的遵守国家社会的公认规则吗？

阴谋推翻皇帝，本身就是大逆不道，违反规则的犯罪行为了。

假若真的尊崇规则，那就不会推翻皇帝。

反过来说了，假若皇帝皇家，真的遵守规则，那么，他手下的大臣等等，都能够拿着规则，去压制他了，纠正他了。

所以说，为什么人治容易出现，而法治难以实施？

就因为，法治其实意味着，人类是无权的，（人类弄出来的）规则规章，那些黑字白纸，它们才是君主，是凌驾于人类的。

我看了，但我仍然要说“有些浮躁了”，因为实际的情况远比所说的要复杂得多。

事实上，我以前也似你这般认为，但现在，我对于这些方面的认识，反而很模糊不清，所以我不发表意见。

据说，宋仁宗，还是宋徽宗，还是谁，被人家送来一个女子，他看着很舒服，很喜欢，就想留下。

可是呢，有一个大臣，就引经据典等等之类（相当于搬出规则），不要他留下，扩充后宫。

结果呢，他一听这么做不符合规则，就忍痛送回去了。

这个，就属于依法办事，广义的依法办事。


如果皇家都这么做，做到了，就可以叫做法治。虽然，这并不是宪法，不是共和国的法律体制。
就是说，法律（广义的法律）如果规定说，皇帝只能有八个女人，那么，皇帝就真的顶多八个女人，多一个，大臣就可以依法剥夺。

就是说，法律（广义的法律）如果规定说，皇帝可以有八个女人，但是最好是勤俭节约，三个就好，那么，皇帝就真的不要第四个了，

那么，这些，这样，都可以属于法治。虽然，法律都明明规定说，皇帝可以有八个女人啊-----这并不符合共和国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