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就业战略，积极探索促进就业再就业的现实路径，是保民生的根本之策，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中国就业战略的四个基点
　　杨伟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标志着我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我国的就业战略，明确未来5-10年乃至更长时期内的就业战略基点。
　　就业战略要体现国家治理战略
　　国家治理战略指的是一个国家治理的使命、愿景与战略举措，即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国家。国家治理战略决定了所有经济社会领域运行的方向。我国将来的就业战略也必须体现国家治理要求并推动这个目标的实现。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战略大体可以归结为：经济时代、和谐时代和创新时代。显然，经济时代关心的劳动力市场的效率，而和谐时代则强调公平与社会财富分享，创新时代则是基于效率与公平着力于劳动者创新潜能的挖掘与发挥。关键的是，国家治理战略是累积递进式的。到了创新时代，三种不同的战略是并存的，只不过战略重点发生转移。
　　自1978年一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前，是我国国家治理的“经济时代”。国家治理战略的重心完全集中在经济建设领域，这个战略的一个显然的结果就是一切以效率为中心。在这个时代，国家对劳动力市场以及就业战略的定位实际上也是非常明确的。最首要的是，就业战略必须确保劳动力市场充当底线，不能因为改革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动荡阻碍了改革的继续，这也是改革对就业战略的最低要求；当然，如果就业战略能够充分地支持国家治理战略，能够将改革转换为劳动力市场的动力，那将是更优的选择。
　　从十六大开始，我们开始进入了“和谐时代”。在和谐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理战略仍然有效，但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经济建设的主要角色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更多地承担“手段”的作用，其主要目的已经转向“全面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在这个时代，就业战略的任务与经济时代的任务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在经济时代，就业战略是服从经济改革的需要的，而在和谐时代，就业本身更多地是作为经济建设要达到的目的，虽然从一个改革整体的视角看，就业战略仍然要与其他改革政策相互配合。这在中央设定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中得到充分体现：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2006年初，国家提出到2020年，要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可以说是正式开启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创新时代。创新时代既是对前两个时代的支撑与包容，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与国际环境下的科学选择。国家创新的终极目标是为经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同时更是为了寻找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可持续地发展经济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模式。在创新时代，就业战略可能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它不仅视就业为目标的一个部分，而且更希望就业战略能够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做出更大贡献，特别地，政府可能需要与市场联手，宏观与微观并重，挖掘民族的创新潜力，构建“国强民富，和谐持续”的社会共同体。
　　就业战略要支撑经济成长模式
　　就业战略与经济成长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性。经济快速增长既是由于就业增长的结果，同时也为进一步增长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经济增长方式也将对就业战略构成约束。特别是经济结构在科技与金融领域的发展与改进不仅为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也同样为就业增长奠定了基础。但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必然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重组以适应新的经济结构，从而就业战略必须有效应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变化。中国未来的经济成长模式大体可以归纳为：更大效率的经济成长、更为持续的经济成长、更加幸福的经济成长。
　　就业战略要支持更大效率的经济成长。在基于知识的全球经济竞争中，有两个要素尤其需要引起重视：首先，科学技术的能力是国与国之间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竞争的重要依靠力量。通过何种机制来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是发展的核心之一。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主要是体现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之中的。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行“新型工业化”，特别是加速信息技术的产业化是经济结构升级的关键，也是促进可持续就业增长的关键。其次，金融能力事关国家调配资源、组合资源的能力；而且，强大的金融体系对科技发展的支持是巨大的，缩短了科技到产业之间的过程。从长期看，我们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改进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整个经济的社会福利。就业战略必须创造更加友好的创业环境以提升科技金融领域创业的就业效应，促进造就具备强大就业能力的人才大军改进科技、金融与人才的优化匹配。
　　就业战略要支持更为持续的经济成长。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已经迫切需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有机平衡。这就要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GDP核算）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的核算体系，能够更为真实地衡量经济发展成果。更为持续的经济成长在宏观上要求就业战略关注绿色产业与绿色就业的发展，在微观上要求就业战略关注企业绿色的组织文化与管理模式，关注就业者具备绿色意识与绿色的职业行为。
　　就业战略要支持更加幸福的经济成长。经济增长，也包括“绿色的经济增长”，也都不能代表国民福利与幸福的增长，国民幸福总值（GNH）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正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新标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只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最终目的是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我国未来的经济成长要更加重视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为此，就业战略要关注更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更完善的就业权利保护体系、更充分的就业选择自由、更公平的劳动收入分配模式，以及更宜人的工作场所氛围。
　　就业战略要关注国际劳工标准
　　经济全球化并同经济改革带来了劳动力市场激烈的重组，重新塑造着雇佣关系。我国需要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强化推进就业战略的转型，关注国际劳工标准，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稳定劳动力市场。
　　所谓国际劳工标准，是指由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需要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批准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以及其他达成的关于处理产业与劳动关系的国际条约。国际劳工标准旨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和保障劳工权利，为劳动关系的调整和劳工权利的保障建立一般性、普遍性的原则、标准和规则。核心劳工标准是指已经被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和国际社会所确认的、涉及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或人权的、不论成员国经济发展程度如何都必须遵守或执行的、构成国际劳工标准体系的基础与核心的劳工标准，涉及四个方面的基本权利：结社自由、保障组织权利和集体行动权、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最低就业年龄和有效废除童工的公约等。
　　任何现代国家，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差异性，必然存在着最低的共同的劳工标准，同样，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共同性，也必然存在着很多的不同的劳工标准。显然，对于中国而言，遵守国际劳工标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也是我们正在做的，同样，由于中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我们既不可能一步完全实现所有的劳工标准，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同样的标准去行为。2004年，国务院发布《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表达了中国政府按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参加国际劳工事务。到2009年，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26项国际劳工公约。
　　就业战略要满足劳动市场需求
　　在中国就业战略的四个基点中，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是最基础性的，它对国家治理战略的体现、对经济成长模式的支撑以及对国际劳工标准的关注都需要落实到回答劳动力市场基本问题上来。改革仍在深化，全球化仍在渗透，劳动力市场的重组将不断发生，这其中，更多的就业机会、灵活的市场机制与特定的群体需求将是对我国未来就业战略的严峻考验。
　　就业战略要重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传统的经济劳动力市场政策主要在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它本身并不能创造就业机会，因此，就业战略需要推动创业激励，促进创业活动，促进内生性的经济与就业增长，为持续地创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准备条件。更具体地说，就业战略要关注为财产权提供法律与政治上的双重保护，激活国民的企业家精神，持续拓宽市场准入，降低行政成本，强化融资便利，优化税收政策。
　　就业战略要确保劳动市场灵活机制。灵活的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国家试图宏观与微观并举，优化国民教育，建立职业培训体系，提倡公民终生学习战略，提升就业者的就业能力，适应、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在劳动力需求方面，国家谋求推动就业机会增长来源多元化，推动就业形式的多元化，推动雇佣关系更加灵活化；在劳动力市场匹配方面，国家强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生产与转播，强化就业中介组织的功能，提升劳动力供求匹配的效率。
　　就业战略要关注特定群体就业需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发展中最突出的现象之一，也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基于中国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农民工在就业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农民工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等方面因素，真正意义上建立我国城乡平等就业制度是这个群体的关键需求。伴随着国家治理战略的转变，基于长期人力资本投资而形成的高端劳动力群体的大学生将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但是，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大学生就业在长期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出现了短期紧张状态。国家构建以高校毕业生自由就业战略、创业激励政策、以提升就业能力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就业激励政策、以“志愿计划”为形式的高校毕业生动态就业战略、就业准入政策、就业见习政策、就业财政支持政策为内容的“大学生就业战略”势在必行。
　　一个长期没有很好地被关注的是青年群体，国家需要逐步转向青年就业战略，一则是能够充分激发和发挥年轻人的创新潜能，二则是避免青年长期失业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如果他们长期未能成功地找到工作而成为长期失业者，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将来甚至不再有任何用处，而随着年龄的增大与脱离工作时间的加长，学习能力下降，就业能力退化贬值，最终，他们可能会成为边缘群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项“职业义务教育计划”至关重要，即对于非职业学校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其毕业后必须参加1年的职业教育或培训。提高年轻人的职业能力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职业培训投资应该成为整个国家教育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
　　改善创业环境促进就业
　　陈玉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
　　在长期劳动力供给过剩，新成长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三重压力下，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就业问题异常突出。
　　创业是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
　　劳动保障部公布的信息表明，“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就业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突出。到2010年，全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而劳动力就业需求岗位只能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在1000万个左右。而且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有所减弱。因此仅仅依靠现存的经济体增加劳动力需求而实现扩大就业，显然是不够的。
　　而创业由于其倍增效应和乘数效应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注。所谓倍增效应是指创业在实现劳动者本身就业的同时，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群体性的就业增长；创业的乘数效应是指创业作为一种促进就业的手段，不仅产生一对一的就业效果，而且以一定的乘数创造大于一的就业机会。
　　创业是推动就业增加、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创业活动能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有效途径，从根本上促进了经济的内生可持续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较高的企业创建率与较高的就业水平成正相关关系，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资料，2007年上半年，我国私营企业总数达到520.5万家，吸纳就业6927.5万人，个体工商户达到2621.4万家，吸纳就业5309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平均就业规模分别是13.31人和2.03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就业的扩大，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实现的。
　　我国目前的创业环境现状
　　2007年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指出，我国2007年总体创业活动率为16.5%左右，即每百名18～64岁的中国成年人中，约有16.5人到创办时间不超过三年半的新创企业中工作。 尽管总体创业活动率处于中等水平，但是我国目前的创业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生存型创业较多，机会型创业较少，新创企业的持续期较短等问题。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2002年发布的中国创业观察报告指出，中国有60%的创业者是为了生存而创业，而由于较好的市场商机，为追求理想和自身价值的机会型创业不多，创业者在开创新市场方面表现的动力和能力不足。在企业持续期方面，2007年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显示，在42个调查国中，我国18-64岁之间的创业者在过去12月内停止、卖出或退出企业的比例最高，约达到10.5%。
　　由此可见，尽管创业活动对就业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是这其中仍存在不少的问题，特别是目前我国的创业环境并不十分完善。所谓创业环境是指创业者在进行创业活动和实现其创业理想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能够利用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全球创业观察认为影响创业活动的创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支持、教育与培训、研发转化效率、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有形基础设施、文化和社会规范等九大方面。就我国目前的创业环境来说，以下五点仍值得关注。
首先，创业资本不足。资金充足是创业的首要条件，金融支持对创业活动的展开至关重要，资本市场是影响一个社会的新增企业家数量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创业资金的最主要来源是私人资本，包括自有资金、亲戚朋友投资、其他的私人股权投资等，几乎看不到创业资本的部分。虽然为解决创业者的资金问题，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给创业者以资金支持，如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资金补贴等。但是这些只能解决创业企业家的初期资本问题，或在某些方面减轻创业者的成本和风险。在美国，解决创业的“种子资本（seed money）”受到高度重视，风险投资创业板块纳斯达克证券市场的设立，为一些从中小企业起家的企业家提供了创业资本。
　　在教育培训方面，我国创业最突出的问题是创业技能知识不足，创业教育和商业管理教育薄弱。2007年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显示，在对我国18-64岁之间没有进行创业活动的人群对创业的认知进行调查之后发现，被调查者中认为自身具备有创业能力的为30%，而与我国同被誉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双引擎的印度则为69%，由此可见创业能力还是制约创业的一个瓶颈。
　　在研发转化率方面，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科研与实践的脱节。我国目前的创业主要是生存型创业，2007年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指出我国新的产品市场组合占早期创业阶段的百分比大约为7%，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23%，法国为27%。
　　在进入壁垒和有形基础设施方面，对市场进入的管制以及商业环境的复杂可能导致人们降低对其本身所具有的创业知识和技能的认知，进而影响了人们对其创业能力的自我评价。2007年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显示，在对我国18-64岁之间没有进行创业活动的人群对创业的认知进行调查之后发现，认为存在潜在的创业机会的人为32%，而这一比例在印度为70%。
　　在文化和社会规范方面，我们以往对创业的激励不足，社会上缺少创业文化。我们从小就被告知“枪打出头鸟”、要“中正平和，不露锋芒”。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创造精神、冒险精神。另外与西方相比，我们对失败的容忍程度不高，“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创业者要承担万一创业失败的心理成本和财务成本，使得很多人不敢尝试高风险、却有高收益的项目，甚至放弃创业。《就业创业与当代青年——2007年上海青年发展报告》中显示，有43.0%的上海青年认为，就算具备一定条件，也不太可能考虑创业；25.6%的青年表示自己不可能去创业，只有不到7%的青年表示可能会去创业。
　　改善创业环境促进就业
　　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严峻的就业压力下，最大限度的发挥创业对就业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逐步改善创业环境，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
　　首先，要加强创业观念教育，鼓励创新和创造精神，重视创业文化和社会规范建设，培育良好的创业文化，形成鼓励创业的社会体系。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劳动者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是促进就业的一条主渠道。
　　其次，要加强创业技能培训，完善创业教育。创业水平的高低与创业技能和技术水平的高低成正比例关系。因此对创业技能的培训和创业教育则显得尤其重要，特别是对没有社会经验的大学生和缺乏新知识、新技术的农村青年及进城务工人员。与此同时，还要注重技能培训的需求分析，针对不同的需求开展针对式的技能知识培训。此外，还要加强对培训结构的遴选和监督，完善培训的效果评估体系。另外，提高创业技能还应从单纯面向创业者的教育培训向推进全面系统的创业教育和培训转变。
　　再则，还要在加强政策性融资的同时，推动金融产品创新，逐步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不断提高小额担保贷款的额度，扩大贷款对象范围，加快小额担保贷款放贷进度，切实加强贷款管理服务和风险防范。
　　最后，要完善政策体系，提供有效服务。进一步完善劳动者创业的财税、金融、工商等方面的政策体系，整合目前实行的下岗失业人员、大学毕业生、残疾人、妇女、退伍军人、农民工等不同群体的创业就业政策，从单一性、应急性政策向系统性政策转变，为劳动者创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完善市场的信号传导机制，降低交易的成本，使得市场能在短时间内对新创企业和其产品给予恰当的回应。消除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为新创企业创造公平的参与市场的机会。
　　既要保就业局势稳定更要促就业结构升级
　　代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
　　目前，我国就业总体形势渐趋回暖，但基础仍不牢固，就业压力仍在加大。与此同时，就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下进一步加剧，突出表现在就业的产业结构（指劳动力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分布、构成和比例关系）变动严重滞后于产业产值结构的变化，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广化和深化，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又再现“人才短缺”、“民工荒”高峰。在此背景下，要想走出困境，既要稳定当前良好的就业形势，更要促进就业结构升级。
　　一、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是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就业工作面临的两大难题
　　金融危机对劳动力市场的第一轮冲击波表现为周期性失业的加大，企业破产裁员，导致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农民工提前返乡等，这是即时的影响。随着经济回暖，就业形势逐渐恢复正常，金融危机对就业的第二轮冲击波——结构性失业逐渐显现，尤其是我国当前的就业回升，主要是依靠力度超常的政策措施，而这些政策真正见效还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加上我国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就业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
　　就业总体形势渐趋回暖，但就业压力仍在加大。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我国就业形势自第二季度以来已大体恢复正常。2009年1-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69万人，完成全年900万目标任务的63%，月均新增就业9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虽然与一季度持平，但登记失业人数下降了9万人。2009年二季度末，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比一季度增加了378万人，增长2.6%，95%的返乡农民工又回到城市并找到工作。截至6月份，已有415万高校毕业生落实趋向，就业签约率为68%，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虽然总体来说，我国劳动力市场形势相对稳定，但是从态势看，就业压力仍在继续加大。反映在宏观上，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减弱。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8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调查显示，受经济增速下滑影响，去年第三季度以后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下滑。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速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下降，11月份企业登记招聘岗位数量比9月份减少10%。去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4%的水平，到年底升高到4.2%。反映在微观上，受订单减少、产品滞销、资金紧缺、货款难以收回等因素的影响，一大批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有的关停倒闭，有的减薪裁员，现有岗位流失现象严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15个失业动态重点监测城市513家企业的重点监测结果显示，从2008年12月开始，岗位流失速度明显加快，虽然目前速度有所减缓，但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就业结构长期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局部再现“人才短缺”、“民工荒”高峰。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各产业间的就业结构和产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升级上。尽管目前就业形势有所回升，但这是在固有就业结构基础上的回升，就业的产业结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滞留过多的劳动力，除去目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之外，还有约1.2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而二、三产业却吸纳劳动力不足；并且存在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过慢的现象。此次十大产业振兴力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科技创新型产业，原有人才远远满足不了“升级换代”的要求，人才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我国技能人才及高端人才短缺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
　　二、稳定就业局势仍是当前工作重点
　　在就业总体形势回暖，但基础还很不稳固的情况下，确保当前良好的就业局势保持基本稳定，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关键。这一靠创造更多岗位，确保足够的就业增量；二靠减轻企业负担，稳定现有的就业存量。
　　力保经济增长，鼓励创业，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增量。但在目前的保经济增长中，一些地区单纯地讲投资、论项目，没有把扩大就业真正摆在重要位置。有的地方注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有企业稳定，但对劳动密集型、民营中小企业重视不够，保护不力，资金信贷等政策落实不到位。因此，在扩大内需、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注重各产业技术进步的整体布局，妥善处理好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间的关系，以及近期经济增长速度和长期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以便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实现就业的增长。扩大就业的另一条有效途径就是鼓励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出台了《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农村青年创业小额贷款的指导意见》、《共青团“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实施细则》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动自主创业，各地也不断推出政策措施鼓励创业，对拓宽就业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资金、服务、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瓶颈，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以增强创业对就业的“带动力”。
　　减轻企业负担，规范裁员，千方百计稳定就业存量。如果就业存量稳定不了，扩大就业的成效将被岗位流失所抵消。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的措施办法，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出的《关于采取积极措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的通知》，通过缓缴社会保险费，阶段性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费率，运用失业保险基金结余等措施引导、鼓励困难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但是目前存在政策实施范围较小、门槛高，民营中小企业享受不到；政策期限短，难以帮助渡过困难周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规范企业裁员行为是稳定就业岗位的另一条必要手段。
　　三、要更加注重就业结构优化升级
　　我国目前的就业结构现状是第一产业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一些地区的二、三产业内部又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供给短缺现象，这已经开始影响和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必须在稳定就业局势的同时，更要注重就业结构升级，一是要促进就业的产业间结构升级，二是要促进产业内部就业结构优化。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消除制度障碍，拉动就业结构升级。首先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行业多、门类广，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行业并存，具有吸纳各类劳动力就业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并且第三产业的弹性系数一般大于第二产业弹性系数，即第三产业产值增量在GDP增量中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所吸纳的就业人员增量要比第二产业大。其次要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如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政策、就业政策及其他的公共服务等。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比如降低户籍制度所含有的福利因素，逐步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依法维护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另外还要增强社会保障的“可携带性”。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提前返乡的2000万农民工面临着社保转移接续难题，也在促动这一体制性缺陷加速改革，酝酿多时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办法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开始制定，这将降低农民工及其用人单位的经济负担，方便劳动力流动。
　　增加对技能的投资，改善能力结构，推动就业结构优化。金融危机下企业的技术升级速度与劳动者技能的更新换代速度相脱节，是造成人才短缺、民工荒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增加对劳动者技能的投资，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能力作为解决推进结构升级与扶持就业矛盾的关键环节，通过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使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这两种力量不断在动态中保持平衡。一是要大力加强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从校方来说，要提供称职的职业规划辅导，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有针对性的培养相关能力。从宏观来看，要依据经济和产业发展确定各学科招生结构，合理利用高校资源，对于社会需求较大或者培养较少的学科专业给予优惠条件，引导大学生专业结构逐步与产业结构配套。二是要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养。首先，要建立健全各个等级的技工院校，以城乡“两后生”、退役士兵、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力为主要对象，建立劳动预备制培训制度；第二，以各类培训机构为载体，以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为主要对象，提供中短期订单式的再就业能力培训；第三，以企业为载体，以在职职工特别是农民工为主要对象，以提升岗位技能为主要目标的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制度；另外，还要强化农民工专项技能培训，继续组织实施“阳光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星火计划”、“雨露计划”等培训项目。
　　四、结论
　　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就业面临着总量和结构的双重矛盾，保就业成为社会系统工程。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就业形势趋于平稳，就业总量基本恢复。但是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深层次影响并没有完全显现，今后一段时期内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会更加凸显，劳动力素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脱节将会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差距的拉大而放缓或停止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也不能任由素质缺口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政策支持，以产业结构带动就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要从劳动者入手，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的培养，形成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和循环。

作者：《领导文萃》编辑部 来源：《领导文萃》2009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