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认为既然只凭信心即可得救，那么信徒人人均可为祭司，无须神职人员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介。这样一来，无论是教皇还是别的神职人员，谁也不能垄断《圣经》的解释权，极权主义的根就这样被拔掉了。

不同的民族意识，其形态就各有不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一般人，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的情形绝不仅仅是德意志人，而是包括德意志人在内的整个高加索人。他们就被我们称之为西方人。西方民族意识的根源在《圣经》，而我们中华民族意识的根源在诸子百家。我们是世俗化意识形态，欧洲宗教改革前他们全是教条化意识形态。不一样的意识形态。欧洲宗教改革他们发生了分裂，产生了一种新教。新教抛弃了教权，架空了皇权，也抛弃了许多教条，他们主张人人权利平等。但仍然有许多教派至今死抱教条，没有改革，这样就形成了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旧教还是教条化意识形态，但新教却是世俗化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有一个最简单的区别标准，“反对剥削”与否。

“反对剥削”的教条来自教会对摩西十诫第十条的解读。新教不承认这一教条，新教把教义的解释权还给每一位信徒，不承认教会的唯一解释权。就现在看来，坚持旧教意识形态的国家全是欠发达国家。与之相反，不反对剥削的新教国家全是发达国家。

虽然中华人也曾经有“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序，但无论如何不至于像西方旧教那样诅咒“商人的灵魂要下地狱”。

旧教是极权主义的大本营。

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谈到文化意识形态，在谈到现今的意识形态时，谈到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和犬儒意识形态。这些也算是比较新进了。

所谓意识形态，指的就是民族人文伦理。用夺路狂奔的话来说就是不成文法。不成文法比成文法更具牢固性，用人文基因来形容也不为过。就我所知，日本的福泽渝吉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人文基因是经济发达的首要条件，其次才是制度条件。福泽渝吉被誉为使日本强大的最重要人物，因此他的头像被印在了最大面额钞票上。马克斯韦伯也有这方面研究，其大作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实中国也有这方面研究，其大作就是“市场调节”理论，即特区方案背后的经济理论。当年省港两地人文相同，所不同的仅仅就是制度。稍稍改变经济制度，市场调节实验区就会成为聚人聚财聚智慧的地方。邓理论里面不会有这些东西。

我看现在也该是时候重拾意识形态研究了。这至少是知己知彼的需要，也是我们“谈主义”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