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会，热门和雷人的话题都很多，而收入分配和城市住房可能是普通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
早在 2009年6月25日，广东出版集团旗下的《时代周报》记者韩洪刚曾有一篇报道，“中国财富被指加速集中 超九成亿元户是高干子弟”。在新闻报道早已失却轰动效应之后，再次引发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轰动。
报道称，中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特别是向权贵手中集中的倾向。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
但引起轩然大波的是这一句：超过1亿元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换言之，超过91%的亿万富人是高干子女，其发家致富显然得力于家庭的背景。据说，这组数据引自政协委员、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的研究，而蔡的数据来自国内的一份报告。后来，这份报告被说是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

报道当然有不确之处。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出现了不断扩大趋势。看看与之相关的几组数据：
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2006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0.4%的家庭掌握了70%的财富，而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拥有全国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凯捷咨询公司在北京联合发布《2008亚太财富报告》，至2007年底，中国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有41.5万人，人均占有资产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中国财富加速集中。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比例日益失衡。其中，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从1990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95年的67.3%降低到2007年的57.5%。
尽管91%的亿万富户构成是前几年已经出现的财富传说，但还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再次关注。事后，蔡继明称，有关报道歪曲了他的研究成果。而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相关部门纷纷辟谣。

在收入分配上，还有几组相关数据：
2009年6月10日，《福布斯》中文版发布“中国奢侈品市场调查”，当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之际，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奢侈品品牌最看好的市场。
2009年初和7月，胡润研究院相继发表《2009胡润财富报告》、《2009中国新贵族消费门槛报告》，这份排行榜尽管被称“杀猪榜”，被讥数据不准，但既然公开发表，还是告诉了我们一些事实：全国现有82.5万个千万富豪和5.1万个亿万富豪。在所调查的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都、沈阳六市中，北京千万富豪有14.3万人，亿万富豪8800人；上海分别为11.6万人和7000人。在5.1万名财富新贵中，北京新贵的年均消费能力为8700万元；上海次之，8397万元；沈阳最低，但也在3284万元以上。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或平均程度的国际通用指标。公开发表的多份权威的研究报告都表明：我国基尼系数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0.2左右，扩大到近年的0.45左右；如果考虑隐性的和非法的收入，数值可能更大，这已经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一般在0.3左右，美国为0.42，拉丁美洲国家平均超过了0.5），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显然已经较大。
2007年9月19日，北京银行（1996年组建）在上海A股上市时，细心的投资者发现，股东名册中有一批娃娃（未成年人）股东。其中，排名第一、持股500万股（当时按1.9元/股持股，市值已过1亿元）的吴振鹏1984年11月出生，持股130万股的郑宇轩1997年1月出生，还有个别娃娃股东无身份证号，或者有姓无名。有人计算，娃娃股东超过1000名，而北京银行解释只有84名，且是正常的投资者。
在1700家上市公司和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各类公司中，到底还隐藏着多少未成年的和成年的千万、亿万级的特殊股东，这些特殊股东的资本是否干净？
既要一部分先富，还要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世道确实在变，地球不再很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财富的来源、分配情况到底如何，是否如上所述的91%的亿万富人出身干部家庭，这十分需要政府权威部门给出全面、真实、及时的调查统计数据。相应的，官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政务公开、在任监督、离任审计制度，政府预算编制、财政支出的监督审计制度等各项制度如何建立和完善？
从2006年到2010年，每次两会，重庆律师韩德云都必交一份议案：建议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
改革与发展，开放与竞争，公平与效率，社会经济才能发展，各种各样的传闻才能减少或消除，政府才能给出切实可行的社会发展和收入分配的政策，政府也才能阳光、公正、高效、廉洁地运行。
温总理说：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要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温总理还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