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凯恩斯主义（Origial Keynesian）宏观经济学的一个致命弱点是缺少微观经济基础，极少讨论劳动市场，从而遭受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的重创。受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高度重视构筑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十分关注劳动市场，积极探讨工资粘性（wage stickiness）和失业的成因，提出了独特并富有创见的劳动市场理论，代表性理论有：隐含合同理论（implicit contract theory）、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局内人－局外人理论（insider－outsider theory）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又是效率工资论，它曾赢得劳动市场微观经济理论发展中“80年代的新热潮”的美誉。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1995－1997年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及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詹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 所谓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是使劳动总成本为最小的工资。与效率工资紧密相关的是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工资。市场出清工资是使劳动市场出清的工资，也就是使劳动供给等于劳动需求的工资。效率工资一般高于市场出清工资。

效率工资理论的假设条件是生产率（productivity）受企业支付工资的影响。当工资影响生产率时，减少工资导致的是成本的增加而不是降低。因此，效率工资理论认为，支付比市场出清工资更高的工资，劳动总成本可能最小，厂商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

支持该论点的原因有很多，美国经济学家戴维·罗默（David Romer）在1996年版的《高级宏观经济学》中介绍了四个最重要的原因：更高的工资能增加工人的食物消费，改善工人的营养状况；更高的工资能提高工人的努力程度；更高的工资能提高工人其他方面的能力（这些方面的能力厂商观察不到）；更高的工资能培育出工人对厂商的忠诚。这四个原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二点，即提高工人的努力程度，体现这种观点的是一种怠工模型。该模型认为，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厂商不能完美监督工人努力程度，工人总有怠工的机会，为了防止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偷懒行为（shirking），避免“磨洋工”，被迫向工人支付较高的工资，以此提供一种激励，促使工人努力工作。将工资定于高出市场出清水平，其实是引进了对偷懒进行惩罚的机制，因为工人偷懒时被发现并被解雇，他将失去一份高工资的工作，很难再次找到相同的工作，这时，工资构成工人偷懒被抓住从而被开除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工资越高，机会成本就越高。在瓦尔拉(Walras)的劳动市场中，经济处于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状态，所有厂商都支付市场出清工资，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在乎失去工作，因为相同的工作立即可以找到，怠工无成本。支付效率工资，打破了瓦尔拉劳动市场的均衡状态，社会上存在非自愿失业（involuntary unemployment），这时，怠工有成本，工人很珍惜较高工资的工作，即使不努力工作时有可能不被发现，这些工人也会努力工作。

效率工资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它到底要高出市场出清工资多少才能起到激励作用，取决于以下一些因素：其他厂商支付的工资、失业率、工人怠工被抓住的概率等等。其他厂商支付的工资更低，该厂商并不需要支付很高的工资就可以诱使工人努力工作。失业率对效率工资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失业率高时，厂商不必支付很高的工资，因为工人一旦被解雇将很难找到相同的工作，对工人来说，高失业率意味着被解雇的成本增加。此外，如果工人怠工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厂商则需要支付很高的效率工资。厂商确定适宜的效率工资，需要充分考虑以上种种因素。实际工资低于效率工资，则不能发挥激励作用；高于效率工资，则加大成本，增加企业负担，抬高失业率，出现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

文/湖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陈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