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著作旨在颠覆史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范式。其基本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㈠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早已有之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是早已存在的重要事实，迄今为止的变化只是这种一体化的形式。至少16世纪里，世界各大洲之间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经济分工和贸易关系。
　　⑴美洲输出贵金属（但也输出了植物品种），输入由欧洲人贩卖和制造的商品。
　　⑵非洲输出黄金和奴隶，输入欧洲和东方的商品。
　　⑶欧洲从美洲输入黄金和白银，从东方输入各种商品，同时也向美洲出售工业品。
　　⑷西亚对欧洲的贸易有盈余，但对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贸易有赤字。西亚弥补这种贸易赤字的货币主要来自它对欧洲贸易、对马格里布贸易，以及经马格里布中转的对西非贸易的盈余，东非黄金，西亚自己生产的贵金属。
　　⑸印度在与欧洲的贸易中有巨大的顺差，与西亚的贸易中有一些顺差。这主要是因为它拥有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棉纺织业和可供出口的铜。反过来，印度从西方获得大量白银和少量黄金，也从西亚获得金银。印度对东南亚的贸易是逆差，因为它向那里输出白银。
　　⑹东南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天然交汇点，也是人口迁徙和文化传播的聚汇点。1580～1630年期间，东南亚贸易的繁荣是与同期日本、中国、印度和欧洲的经济繁荣和需求相得益彰的。东南亚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集中表现在它向欧洲和印度出口当地出产的香料和锡，它还把从印度进口的货物转口输出到中国。东南亚也有一种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
　　⑺1560年以后，日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白银和铜的出产国，并向中国和东南亚出口白银和铜。日本与亚洲，尤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很象欧洲，即输出贵金属，进口商品。自1658年起，日本更成为一个面向亚洲、波斯湾和欧洲市场的重要出口国。当时日本的出口额估计在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0％。
　　⑻中国垄断着瓷器的生产和贸易，还大量出口丝绸、茶叶、铁器等。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以朝贡为形式的贸易体系。
　　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中，有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加以注意：
　　⒈欧洲因没有可向东方销售的产品，其对东方的贸易，尤其是对亚洲三贸易，一直面临着逆差。在欧洲的总出口中，黄金和白银从未少于2／3。如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出口货物总值中，实物的价值只占６％，金银则占94％。在1660～1720年的60年期间，贵金属占该公司向亚洲输出总值的87％。当时，英国政府在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上要求，英国的出口产品至少要占该公司出口总值的1／10。但该公司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的出口产品最远只能出口到西亚。由于无法完成这个要求，该公司不得不在发票上作假，以减少出口"总数"，而且该公司一直不能摆脱为自己从亚洲进口货物而寻找资金的压力。为此，该公司卷入了亚洲内部的贸易活动，因为这种生意比其从事的亚-欧贸易更有利可图。
　　⒉明代中国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得益于几个与贸易有关的因素：引进了早熟水稻，因而有了一年两熟的收成；引进了美洲的玉米和红薯，从而使可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有明显增长；西属美洲和日本白银的进口。迄19世纪中期止，中国长期保持的贸易顺差都是靠外国人用白银来支付的。
　　中国大量吸收世界白银的另一个国内原因是中国国内经济的迅速货币化。明朝政府抛弃了宋代以来部分使用纸币的政策，而改用白银。同时，政府的税收也完全货币化，出现了所谓"一条鞭"法的税制。正是中国对白银的公共需求、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极高的生产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出口顺差，导致了对世界白银的巨大需求，并造成了世界白银价格的上涨。到18世纪为止，这种白银结算的贸易活动，在世界经济中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当时整个世界的贸易格局是自东向西顺差，自西向东逆差，从而白银也就自西向东输送，到中国为终点，中国成为全球白银的"秘窖"。
　　从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可以看到一种"地区划分"，它表现为同心圆的形式。在这些同心圆中，中国应该是最核心的一圈。滨下武志所研究的东亚纳贡-贸易体系应该是第二圈。但这个圈的边界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它与南亚、西亚、东非、中亚，乃至俄国都有长期的联系。这些部分组成了更外的第三圈，可称之为"亚洲地区圈"或"亚非地区圈"。而最外圈则是欧洲、大西洋和美洲。因为，中国与欧洲也有经济联系，并通过欧洲与美洲有经济联系。这种全球经济的同心圆构图不仅把中国、东亚和亚洲依次看作是主要的世界经济地区，而且也把欧洲、甚至大西洋经济体置于边缘地位。
　　"19世纪和20世纪的所有社会理论家以及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开始考察早期近代的历史。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时，越远的地方越昏暗。也就是说，他们离开欧洲的灯塔越远，就越看不清楚。"
　　㈡银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
　　自远古以来就有一个非洲-亚洲范围的金银市场。在这个市场范围的金银市场中，贵金属货币会从价格较低的地方流向价格较高的地方，从而在世界各地流动。16世纪90年代世界上的黄金／白银比价：
　　中国--1∶5.5～1∶7；日本--1∶10；印度--1∶9；
　　西班牙1∶12.5～1∶14
　　这说明，广州的银价是西班牙的两倍，并持续到17世纪初。因此，17世纪初西班牙商人的记录反映，在广州和西班牙之间进行倒卖黄金和白银，可产生75％～80％的利润。所以，那时的中国输出黄金，输入白银。
　　1545年和1548年在秘鲁（现在的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先后发现了银矿，由此，美洲白银开始涌入这个市场，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世界上白银的主要生产者和出口者是西属美洲和日本；黄金的主要生产者是非洲、西属美洲和东南亚。
　　由于白银供给迅速增长，白银相对于黄金和铜（以及其他货币商品）的价格下跌，银本位逐渐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得以确立。
　　根据巴雷特的估算，从1600年到1800年，亚洲大陆至少吸收了45000吨白银。
　　按阿特曼的的估算，亚洲在这一期间吸收了68000吨白银，占当时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
　　同时，亚洲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小的白银产地，中国自己也出产一些白银。
　　综合起来，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了30000吨白银，日本生产了8000吨白银，总计38000吨。如果减去留在美洲以及在转运途中流失的部分，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000～10000吨。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至少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1／4至1／3。这个份额远远高于欧洲、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分别占有的份额，更别说非洲、中亚了。
　　另外，作者认为，当时的国际贸易中，信用已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也就是说，还有很大一部分贸易是不用白银为媒介的。如果它们也用白银来结算的话，中国从世界上获得的白银还要多。
　　一些研究者认为，大量白银进入中国和印度后，被储存起来（囤积说）或只要被用于上层社会的奢侈性消费了，如用于首饰等。但这缺乏根据。
　　在16世纪，新的美洲货币进入欧洲后，出现了所谓"价格革命"，即普遍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但史料显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新增加的美洲和日本白银并没有象在欧洲那样造成物价的暴涨。相反，在亚洲由于新增加了货币，造成了生产和交易的增长，并且通过经济的更广泛的商品化而提高了货币流通的速度。
　　而且，美洲白银的大批涌入，在印度、中国、东南亚造成了经济人口的增长，日本也造成了相似的情况。它表现为，人口增长、城市化程度上升、经济货币化。
　　这就是说，大量美洲白银的流入，导致了亚洲经济中心地区的经济扩张和繁荣。
　　㈢近代早期亚洲和欧洲的经济发展对比
　　在1400～1800年期间，世界经济主要是笼罩在亚洲的影响之下。在这整个时期，世界经济的实际动力大部分出自亚洲，而不是欧洲。亚洲人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重要地位，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竞争力和贸易优势。这种状态持续至1750年甚至1800年。
　　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欧洲当时不是向世界经济的其他地区出口产品的主要产业中心。由于欧洲没有能力出口金银以外的商品，导致欧洲在与东方的贸易上长期存在逆差，从而也导致了金银不断地从欧洲流向亚洲。没有美洲的殖民地，欧洲就无法弥补它与亚洲的商品贸易赤字。
　　"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定！--亚洲的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之前，欧洲还没有形成一个足以向亚洲挑战的"新工业经济体"。
　　㈣西方经济为什么能在近代超过亚洲
　　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非-欧亚经济体系就具有一种长周期，它由Ａ阶段（扩张阶段）和Ｂ阶段（收缩阶段）构成。每个阶段都持续两至三个世纪。世界经济从1400年（十五世纪中）起进入一个新的扩张阶段，即开始了一个新的Ａ阶段。这次扩张的中心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商业繁荣和经济上升。同时，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开始向海洋扩张，但这只是这次全球扩张中的次要部分。这个Ａ阶段至少持续到1750年。其中生产的大扩张和人口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亚洲，欧洲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赶上来的。
　　这个Ａ阶段于1750～1800年时期到达其顶点，然后便转入收缩的Ｂ阶段。由于亚洲经济体之间有相互关联，因而这种扩张和收缩的更替压同时发生在几乎所有的亚洲地区。
　　自140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扩张伴有生产的重大增长。这种增长在亚洲促成了人口增长，并强化了生产对资源的压力，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这制约了国内对大众消费品的有效需求。由于劳动力成本很低，弱化了用机器替代劳动力的刺激。由此，进入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equilibriumtrap）。在这种陷阱中，高密度人口、昂贵的资源、稀缺的资本造成劳力的廉价，使得投资于节约人力的技术和机器既不合理，也不经济。中国和印度的情况都是如此。而在欧洲，较高的工资和较高的需求，再加上有充足的资本，包括从国外流入的资本，使得投资于节约人力的技术既合理又可行。这种论点也适用于对动力设备的投资。是欧洲人和亚洲人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使得这种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技术对于欧洲人来讲在经济上是合理的，而对于亚洲人来讲在经济上却是不合理的。
　　当收入分配不平等时，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因为在劳动力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处于收入金字塔顶部的阶层不会产生降低劳动成本的强烈要求，而处于收入金字塔下层的阶层会因就业竞争而收入不变或下降，当然不会也不可能区谋求节省人力。于是，整个社会都不追求节省劳动。
　　18世纪里，亚洲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之所以愈易紧张，还与欧洲人的白银供给萎缩有关。因为，17世纪40年代，大规模的白银生产导致白银相对于黄金的比价急剧下降，从而导致拉美、波斯和日本等出口产地的白银生产的衰退。就在这个时期，欧亚许多地方都遭受气候变冷、疾病流行、人口增长停滞或地区性的负增长、贸易停顿、货币供给困难等等问题。已经衰弱的明朝政府更是备受困扰。这些问题在明代中国引发了经济停滞、国内动乱和政府财政军事困难，结果是无力抵御满族入侵而灭亡。
　　这样，银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先后给亚洲经济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影响。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不断扩大，先是抬高了白银的世界价格，从而增加了西班牙的财富。但后来由于白银供大于求，迫使白银价格大跌，甚至低于成本，使西班牙王室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为此，西班牙政府为遏制这种状况，加强对民间经济的压榨。这导致白银生产和流通的萎缩。而白银供给的缩减反过来又成为亚洲各大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
　　关于欧洲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弗兰克认为，靠发明和应用节约人力的机器来取得技术进步往往是高工资经济系统中的现象。而欧洲正是当时世界上的高工资成本地区。当时亚洲的工资成本要低得多。原因是亚洲的人口-土地比率要比欧洲低，从而亚洲的工资成本比欧洲低得多。欧洲有其边疆地区，即美洲、澳洲。19世纪，欧洲人向美洲移民有助于降低其人口-土地比率。因此，当时的欧洲人为了在世界经济中与亚洲人竞争，其发明机器的动力就比亚洲人强得多。
　　另外，美洲的白银使欧洲人获得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条件。只要美洲白银的供给发生问题，欧洲基本上只能退出亚洲的生意。这就促使欧洲人努力设法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以保护和增强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另外，18世纪的英国没有资本短缺的现象。这是因为，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殖民地不仅几乎无偿地向欧洲供应了金钱，而且还供应了奴隶劳动、廉价的砂糖、烟草、木材以及其他在美洲生产、供欧洲消费的产品。有人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殖民掠夺的总值为10亿英镑金币，其中仅在1750～1800年期间，英国就从印度掠夺了1～1.5亿英镑金币。这批资本的流入即使不是英国新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英国对新工业革命的投资，尤其是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
　　因此，相对的供求差异造成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区和部门的比较价格和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在劳动、土地、资本和节约人力的技术方面作出不同的理性反应。我们应该在这里寻找在世界经济的某些部分中产生促进和选择技术进步的激励因素。
　　亚洲经济在1400～1800年期间的成功阻碍了亚洲在18世纪的创新和进步，从而在与欧洲的竞争中屈居下风。18世纪晚期成为衰落的亚洲人与崛起的欧洲人之间竞争和分享政治经济权利的时期。只是在那之后，以欧洲势力为中心的新"霸权"秩序才建立起来，并伴随着欧洲迅速的资本积累而产生了一个工业和经济扩张的新时期。目前，东亚经济的兴起预示着，西方和东方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再次交换在全球经济和中的位置。
　　㈤对这段历史的理论总结
　　亚细亚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无稽之谈。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种说法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代。
　　亚非东方学和欧洲中心论认为，亚洲社会具有非理性、不追求利润、反商业和产业资本主义的特征，都是无的放矢。
　　欧洲中心论将欧洲的特点与亚洲进行比较，从而证明亚洲劣于欧洲，所以产生不了资本主义。将"西方"的文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地理、气候等方面的特征--总之，种族的"特征"--与"东方的"相应特征作比较，发现按这种或那种（欧洲中心论）的标准来看，亚洲总是缺少点什么。这种研究忽略了这样一点，一个地区的生产、积累、交换和分配等等的制度和机制，以及它们的运转，都是该地区在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对世界经济进程所作出的回应。甚至相关的"文明"或"文化"也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或独立性。它们也都是由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和进程衍生出来，并依附于这种经济结构和进程的。那些主要从当地、民族或地区的所谓文化因素或阶级因素来说明或解释当地的发展的尝试都是坐井观天。
　　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起飞并不是基于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准备"。欧洲的发展也不是基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的所谓"抢先位置"，更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所谓理性和科学的优秀遗产。所有这些流行见解都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之上的，是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历史学或社会科学基础上的。
　　现在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是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都难以令人满意。出路只有一条，即写出一部更好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为此，需要一种更整体主义的理论和视野，需要建构一个关于这种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及其运行和转变的的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分析。对"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比较如果不是从这样一种宏观史学的角度出发，就变得毫无价值。
　　世界经济体系中有其基本的功能结构和运行进程，而"制度"和"文化"只是这种基本结构和进程在世界不同地区表现出来的表面现象。
　　历史的连续性远比任何不连续性重要得多。所谓"西方的兴起"或"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世界历史发生了急剧的、根本的变化，只是欧洲中心论的说法。
　　㈥几点评论
　　⒈作者提出的宏观史学在方法论上意义重大。从全球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把握和解释各地区、民族的历史，显然是必要的。这种方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而且，从作者在书中的引证来看，这种方法并非其个人的忽发其想，显然有一大批学者在作这种研究。而且，这样的努力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有了大量的发现。它很可能反映着史学研究领域中正酝酿着一次重大的范式变革。即使不是弗兰克，也会有其他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来。
　　⒉作者用经济理性解释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很对经济学家的胃口。用技术、收入分配、要素相对价格、比较优势、人口／资源的比率等因素来解释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出现和在亚洲的不出现，很有启发。这是一种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方向。
　　⒊作者强调，工业文明出现以前，亚洲的制度和技术并不比欧洲落后，是可信的，符合一般常识的。相反，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所谓欧洲因其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渊源而孕育出资本主义，亚洲因根本缺乏这种文化-种族基因而落后的说法，显然很牵强。
　　⒋但是，作者与其说是提出了一套理论，不如说是提出了许多大胆的假设。全书的论述相当粗糙。从学术论证的角度来看，有许多疑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所强调的国际贸易，在当时的各国经济中到底有多大影响？中国的许多穷乡僻壤至今还很不开化，那时普通中国民众的经济活动能与跨洋贸易有多少联系？明清时期，广东、闽南、江浙有很繁荣的出口加工业，但在全国经济中占多大比重？对其他亚洲地区也同样，如对印度、奥斯曼帝国等等。
　　又如，他认为，欧洲的产品在亚洲没有市场，主要是由于欧洲的技术差，成本高，竞争不过亚洲的生产者。这还是需要更多的实证根据和证明。因为，到鸦片战后后，英国的商品仍然很难进入中国市场，但当时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其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肯定是高于中国的。他关于经济长周期的论述是其全书论证的基础，但关于长周期本身还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明。至于一些具体论据和论述逻辑上的问题就更多了。比如他认为，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越厉害，越阻碍采用节省人力的技术创新。这也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检验。
　　⒌他为鼓吹横向整合研究的宏观史学而 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历史时代之间的差异。就算15世纪甚至更早时期里世界经济已经具有了一体性，但它与现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和一体化的性质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运用横向整合的研究方法并不应否定纵向研究的必要性。
　　另外，强调经济理性在技术选择和制度选择中具有的决定作用，并将其视为全球皆然，古今皆然的法则，这并不错，但文化、民族、传统等方面的特点是否对社会演变就毫无影响？
　　总的来看，本书的积极意义在于向迄今占统治地位的史学方法和史学体系提出了强劲的挑战，也对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范式进行了致命的颠覆。但严格讲，全书的成果仍属于初步的努力，作者的见解还处于"片面的深刻"这样一种状态里。
　　全书的条理性很差，正面的论证和表述淹没在对各种论点的批评和指摘之中，有的段落简直就是研究笔记或资料卡片的罗列，重复和不联贯的地方比比皆是。
　　这本书是启迪思考的书，是充满智慧和思想火花的书，但它还没有真正解决什么问题，只是推翻了许多重大的定论。它所引发的问题比它解决了的问题多得多。可以说，这本书引发了无穷的、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
　　但是，毫无疑问，由于出了这本书，以后的世界史研究再也不可能在已往的轨道中、用以往的方法继续下去了。相信它所提出的这种研究方向将是一个成果丰富的方向，而且会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韩 朝 华 经济类别：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