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政治和儒学的复兴直接相关，其中司马光和朱熹的学说更具代表性。他们不但重申儒学的基本思想是治理国家的主要原则，使这些原则和理念支持了君主权力的合理性，而且个人在道德修养上重视通经致用，专注现实的实践，使儒学向新儒学即理学迈进。司马光的政治理想为：明君在位、国泰民安，主张任官以才，“怀民以仁”，恪守“祖宗之法”。朱熹主张穷理格物，先知后行，知行合一；而他所“格”的“物”乃天理、人伦和圣言。理学对儒家经典的新解读成为科举的基础。这些较开明的治学态度也促进了士大夫对艺术、科技、自然、数学、政治、社会甚至城市规划的新兴趣和看法。由于富裕的士家庭的增加，活版印刷的推广，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官办学校和私立书院的蓬勃（有记录私人书院至少有124家），理学得以广泛传播。简言之，这是一次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一个新的和全面的知识年代的展开。正因如此，两宋在经济、艺术和科学发展上都达到了历史高峰。宋代的瓷器、山水画、丝绸、制图、造船、家具以及室内设计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