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技术研究与发展之路

安德鲁·芬伯格　　受到了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启发，马克思在英格兰写了《资本论》，但他却是用德文来写这部著作的。在书的序言中，他用一句拉丁语来说明英国已经发生的事情之于当时还处在农业社会的德国的影响，“De te fabula narrator”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关于你的故事已经讲过了”。马克思的意思是，从海峡那边的英国身上，德国已然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历史的确如此，德国的工业革命就在19世纪末发生了。　　继之，俄国和日本也成为工业化国家，不久社会理论家就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晚一些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会重复像英国这样的已经现代化国家的老路的预言。然而，俄国和日本不同的国家特点以及早先的发展经历令他们与更早现代化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上有着显著的差异。现在，马克思的那句老话正应验在中国身上，在中国的经验中，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差异要比那些共同点更加引人注目。　　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中，美国、欧洲以及日本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而增长的障碍通常认为是源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但中国发展的故事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巨大并且富有差异性的人口。俄罗斯也是个大国，但他有丰富的能源。当日本进入国际能源市场，他的影响仅仅是表现为能源总需求的小幅上涨，通过新能源的开发和探索，日本的任何能源需求都可以被轻易满足。　　当中国模仿当今工业化社会的非常浪费的消费模式时，会在原料市场特别是能源市场造成严重的供需失衡。这种越来越严重的失衡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措施与这种浪费的方式难以相容。　　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购买的丰田汽车不会造成全世界的原油突然消耗殆尽，但却能让能源价格上涨到让中国建立在汽车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难以承受，从而让中国对这种过时的运输系统的巨大投资成为包袱。毫无疑问，不远的将来，在那些汽车运输最擅长的领域，轿车和卡车将继续被使用，但绝大多数人自己开车上班或者开着车去商场购物却不太现实。　　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到底在模仿西方什么？对于科技知识、方法和设计的模仿可以大大加快发展速度，基于技术和知识的交流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当然，在早期，中国的技术也曾流传到西方。若不是能从全球的知识资源中汲取营养，我们的世界可能还在以爬行的速度向前发展。　　但模仿技术知识与模仿发达国家消费模式则迥然不同，我这里的消费模式指的是包括必需品和特定社会里代表富足的典型奢侈品的消费组合。一种技术知识无论在哪里都没有什么不同，但各个民族的消费偏好差异显著，并且没有一个标准可以说明哪种消费方式是最好的，即便我们对人类的了解日益深入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为这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化现象。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富裕与成功的标准与当时的文化因素息息相关，而文化因素又与当时主导的技术知识和能源水平相对应。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对于财富的理解也不一样。当今中国正在引进消费方式和服务于这种消费方式的技术。但依据当地文化根源和资源能够出现何种消费模式的根本问题却没有得到重视。　　当类似中国这样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必需依靠从国外引进知识和技术时，是否还存在出现这种对消费模式做出内生性调整的可能呢？西方学者们没有以过去30年中回答问题的方式来完全解答这个问题，中国的发展问题专家们则应该意识到这种变化。　　自二战以后，技术决定论颇为盛行，像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成长5个阶段这样的最为流行的的现代化理论描述了贫穷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类似美国式生活的道路。这种美国代表着未来的论调是基于技术发展要遵循从低到高的发展道路，同时社会生活与需求在各个阶段相适应的假设。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可以被视为他们不那么发达的邻邦的未来，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写的那样。　　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种技术决定论就开始受到各种其他理论越来越有力的攻击，社会建构论也是攻击力量的其中一种。这些崭新的理论认为技术发展没有唯一的路线，许多技术的分支要与不同的利益、文化和政治势力相配合。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像电力和轮子这样的基本发明，其他技术发展都是在这些基本发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基于这些基础的发明会产生许多各不相同的发明。这就是为什么各个社会都可以吸收它所需要的技术，而不是在它没有特定资源的时候止步不前。　　确切地说，这些新观点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近期，技术研究的奖学金着重在研究从一个机构到另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技术转移。这种转变的影响差异显著，也没有现成的规则和公式可以预测所产生的后果。以早期德国的工业化为例，这种变化很小，以至于可以说英格兰代表了德国的未来。而具体到亚洲的四小虎而言，这些社会是否正在美国化却还很难判断。关于中国的未来，中国与现有的这些发展模式都有显著的差异，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会对它的发展路径造成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中国一定会固守贫穷，如果贫穷的意思是指缺少基本生活必需品，缺少丰富的消费物资、教育和许多人发展并展现他们才华的机会，毕竟，富裕的含义是需要根据社会来定义的。韩国的计算机化和计算机应用水平在全世界无与伦比，但人均拥有汽车的数字却不如美国，那么韩国和美国哪个更富裕？法国人的饮食水平远胜美国人，但他们住的房子却比美国人小，哪个国家生活更好？面对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最终答案的。　　进一步说，客观的局限性和主观的愿望并不总是相对立，文化会根据现实以一种有趣而复杂的方式做出调整。人们的欲望和他们的实际需要通常会一起发生变化，比如，当第一次欧佩克石油危机造成汽油价格涨了几倍之后，美国人暂时性的体会到拥有小型、节油和手动汽车的好处。我们可以期待，这些中国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可以成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仅仅被视为是繁荣之路上的绊脚石。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印象：大量引进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意味着中国进入世界市场后可能对市场本身造成根本性改变，中国必须预见到这些改变并相应地规划未来。关于中国发展的故事，美国、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是先例，中国要依据他自身的文化、资源和梦想来写就他的未来。 *《中国电子商务》杂志1月4日文章* <FONT size=3><B>安德鲁·芬伯格</FONT></B>（Andrew Feenberg，1943－）现为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技术研究所主任，他还曾在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法国的一些高校任教。他的主要著作有《卢卡奇、马克思和批判理论的来源》（1981）、《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5，该书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等。 <FONT size=3><B>《技术批判理论》</FONT></B>是美国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Anderw Feenberg，1943～）在自己以前的“技术哲学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现代性》《追问技术》）的基础上，最新修订出版的一本技术哲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安德鲁·芬伯格从马克思对技术的“设计批判”出发，借助马尔库塞、福柯、拉图尔等人的著作和观点，通过对技术设计案例的具体分析，阐明了技术的发展是一个社会斗争的舞台，它是由技术标准和社会标准共同决定的，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真正解决技术产生的问题，就需要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作为内在因素来考虑，将它们融合到技术的设计中，这样才能在事前避免技术的负面效应。安德鲁·芬伯格认为，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出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该书的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FONT size=3><B>设计技术就是设计我们的存在方式——《技术批判理论》中译本后记</FONT></B> <B>韩连庆</B> “技术哲学”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1877年德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卡普（Ernst Kapp）用人类学的术语写成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但是在此之前，马克思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就已经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中，而这一点只有在后来才引起广泛关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这些批判成了当代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来源。虽然技术哲学一直以来还未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来建立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欧洲的主要思想家都关注技术问题，例如舍勒（Max Scheler）、埃吕尔（Jacques Ellul）、奥特加（Ortegay Gassett）、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马塞尔（Gabriel Marcel）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等人，美国的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杜威（John Dewey）等思想家也比较关注技术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海德格尔，他在早期的《存在与时间》和后来的《技术的追问》中对技术的哲学分析，影响了后来技术哲学的发展。美国哲学家伊德（Don Ihde）认为，在哲学转向技术现象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居于首要的地位。 从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来看，人类的进化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从哲学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哲学本来应该是多样的。但是为什么技术哲学的产生来得这么晚呢？伊德认为，哲学对技术的忽视部分原因来自哲学本身。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就将哲学视为是一种关于概念的体系，而不是一种关于物质的体系。这种观点明确区分了实践和理论，而这种区分更源初地来自于身与心的区分。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占主导的柏拉图－笛卡尔传统认为心优于身，笛卡尔的“我思”是完全脱离了身体的，从而也就远离了实践。即使是在与技术最相关的科学哲学中，由于自产生以来就由逻辑实证主义占主导，单纯以数学－逻辑的模式看待科学，这也就忽视了技术在科学中的作用。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以及随后兴起的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虽然对科学中的技术问题也有所涉及，但却也未能将技术作为主题来关注。 从20世纪开始，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和技术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技术所浸染，这就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成了有关技术的问题，思想家们在自己的理论中再也不能无视技术的存在了。在哲学理论中，随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的发展、现象学对知觉的强调和对身体的重视以及社会建构论的提出，人们看待科学技术的方式逐渐从数学－逻辑的模式过渡到了实践－知觉的模式，从而就为技术哲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社会和理论基础。 但是技术哲学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早在1979年，加拿大科学哲学家邦格（Mario Bunge）就说过，技术哲学还不成熟，对自身的研究目标还不确定，由于没有一个重要的哲学家将技术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目标或写出与此有关的重要的专题著作，这就证明了技术哲学还是一门不发达的学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在西方已经有所改变。就在邦格说这些话的同一年，伊德出版的《技术与实践》，该书被美国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称为是第一部名副其实的英语技术哲学著作。从那时起，有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将技术哲学作为自己研究的主题，像伊德、芬伯格（Andrew Feenberg）、伯格曼（Albert Borgmann）、温纳（Langdon Winner）等，他们出版了大量以技术为主题的哲学著作，像《技术与生活世界》、《技术批判理论》、《技术和当代生活的特征：一种哲学探求》、《鲸和反应推：探索高技术时代的局限》等，而且技术哲学的著作已成系列，例如伊德主编的“印第安那技术哲学丛书”、杜尔宾（P. Durbin）主编的“哲学与技术”丛书等。美国技术哲学取得的这些成果使得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心从最初的欧洲转移到了美国。 另一方面，如伊德所说的，西方技术哲学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以现象学为代表的欧洲哲学思想、美国旧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具有一定宗教背景的思想家，但是同时技术哲学所研究的主题又像它的来源一样多。尽管有大量的文献关注技术的后果、技术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技术决策和管理，但很少有关注技术本质本身的，这再一次印证了技术哲学研究目标的不确定性和体系的不成熟性。伊德认为，“思想家对技术问题的思考通常来的太晚。他们不仅发现技术是无法控制的，而且他们对技术的理解也太狭隘。”在伊德看来，哲学的任务是有限的，哲学家不能给问题提供公式化的或简单的答案，哲学能做的事情有两件：首先，“它可以为研究领域提供视角——在这里的领域就是技术现象，或更好地说，人类－技术关系的现象。其次，哲学可以为理解提供构架或‘范式’。” 以伊德、芬伯格等人为代表的当代技术哲学家脱离了经典的技术哲学家（像海德格尔、埃吕尔等）从总体上看待技术的传统，不再诉诸于乌托邦来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对技术进行消极地批判，而是开始研究特殊的技术是如何从物质和观念上影响人类生活的，由此形成的也就是当代美国技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研究方向。这些哲学家以各种哲学理论为基础，试图深入技术设计和发展的领域，通过解析技术的本质，超越技术乌托邦和敌托邦（dystopia，即反面乌托邦）的局限，打破埃吕尔的“技术自主性”和海德格尔的“技术是一种天命”的宿命论预言，为技术时代的人类发展探索新的方向。 在美国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中，沿着这一思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进行最深入推进的就是芬伯格。芬伯格是以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开始学术生涯的，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卢卡奇、马克思和批判理论的来源》。在这部著作中，他通过分析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阐发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的来源。这部著作虽然也涉及到了技术问题，例如在对异化问题的分析中，但是技术并不是这部著作的主题。从《技术批判理论》（1991）开始，技术成了芬伯格关注的主题。他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是令人想望的，而且也是可能的。现代社会的这种根本性转变是技术使其可能的。技术既不是中立性的工具，它的负效应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技术本身。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支持或反对技术，而是我们必须从中做出选择的多样性的技术。在一种技术批判理论的基础上，芬伯格通过将社会主义重新构建成一种新的技术文明规划来处理技术问题。在《可选择的现代性》（1995）中，芬伯格阐发了一种技术发展和可能性的多元道路。他将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文化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特殊模式，认为现代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通过对法国的小型电传（Minitel）和日本现代化道路的分析，芬伯格提出了我们可以从中做出选择的通向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在《追问技术》（1999）年，芬伯格借助社会建构论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技术哲学。通过将社会建构论和技术批判理论联系起来，芬伯格阐述了一种技术的社会－哲学理论。新版《技术批判理论》浓缩了芬伯格所有这些著作的思想精华，因此可以视为芬伯格思想的一个总结。他认为每一本书都是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技术社会的激进民主化，三本书一起提供了一种关于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共同立场。 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关于技术角色的一场论争。马尔库塞将技术的统治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兴起联系起来，认为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合理性，技术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技术并不与任何特定阶级有关，而是与人类共同的兴趣有关。哈贝马斯将人类的活动区分为工作和交往，前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除了使用技术与自然打交道外，没有其他的方式。因此，拥有不同于现代技术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而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只能从人类的交往中寻求。 在芬伯格看来，哈贝马斯在这场论争中无疑取得了胜利。一方面这是因为马尔库塞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技术，但却没有看到技术的潜能和提出一种具体的新技术的概念，他最终只能在爱欲和美学中寻求解放。另一方面是由于随着20世纪60年代革命风潮的退却，人们更加倾向于实用价值。然而芬伯格认为，这场论争的结果却对技术哲学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使得对技术的观点从海德格尔和埃吕尔的实体论又退回到技术工具论。因此，对技术工具论和实体论的分析就成了《技术批判理论》的起点。 在《技术批判理论》中，芬伯格将已有的技术理论归结为两种，一种是工具论，另一种是实体论。工具论提供了一种最广为接受的技术观，它也是现代政府和政策科学所依赖的主导观点。工具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因此技术本质上是中性的，没有自身的价值内涵，它只能服从于政治和文化等其他社会领域中所建立的价值。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它将整个社会重新构造成一种控制的对象，因此技术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命。如果要摆脱这种天命，除了退回到传统或简朴生活，没有其他的出路。 但事实证明工具论是失败的，因为如果技术是一种工具，为什么会造成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各个国家在引入西方技术后，又为什么在文化上也同化到西方？这一定程度上又证明实体论是对的。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成了一种天命，超出了人类的干预和修正。芬伯格认为，事实上，两种理论的区别只是表面上的，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对技术采取或接受或放弃的态度，都认为不能转化技术。因此，他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来替代已有的两种技术理论。技术批判理论赞成实体论所认为的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的聚集，它与实体论的共同之处是认为技术形成了文化体系，塑造了世界；技术批判理论赞成工具论的非决定论色彩，它与工具论的共同之处是打破了宿命论，不会在技术的胜利面前绝望。 芬伯格奉马克思为“技术批判理论”的宗师。他认为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包含了两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只有一种批判，芬伯格称这两种批判为“所有权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前者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社会学基础上。芬伯格更重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他从中引申出了马克思对技术的三种批判。芬伯格称第一种批判为“产品批判”，这种批判区分了技术的“使用”和技术“本身”，认为技术造成的问题是由技术的不良应用造成的，而技术本身是无辜的。这种观点很类似于技术工具论，但芬伯格认为这种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技术“本身”，技术只存在于某种应用的情境中。第二种批判是“过程批判”，这种批判不是将技术看作无辜的，而是认为由技术构成的生产过程不仅服从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而且也形成了工人的劳动环境，因此技术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只有通过更加人道和合理的规划才能解决问题。但芬伯格指出，这两种批判并不能代表马克思对技术的所有批判，因为马克思确实曾将阶级偏见归因于技术本身，认为资本主义的利益不仅控制着目标的选择和应用的方法，而且还控制着技术的设计。芬伯格称这种批判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设计批判才是马克思首要的技术批判理论。 因为马克思似乎相信所有这些理论，并没有在这些批判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因此后来的各种理论都能从马克思那里找到思想资源，构造自己的马克思“形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指责马克思是信奉实体论的技术决定论者。但是芬伯格认为，虽然马克思的设计批判赞同机器和产品体现了价值这一技术实体论的观点，但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实体论将价值等同于技术的本质，而设计批判则将价值与社会霸权联系起来。马克思的设计批判中已经暗含了技术合理性聚合了社会功能与技术功能的观点，而这一点是由马尔库塞深入阐发出来的。在《单向度的人》等著作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合理性的意识形态功能。马尔库塞虽然有许多天才的发现，但是他的理论过于泛化，而且含有内在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技术已经成了异化的工具，另一方面又认为科学和技术是解放的工具，因此他的理论就很难避免哈贝马斯的攻击了。芬伯格认为福柯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补偿。福柯的“权力与知识”理论通过研究从十七世纪开始出现的各种科学的起源，指出知识和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知识的新形式和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在起源上是相互联系的。这种权力不仅局限在政治经济学中，而是分散在监狱、医院、学校等更广泛的机构中。虽然技术不是福柯所关注的主题，但是用福柯的理论来分析，就可以看出技术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制度体系。 从占主导的技术合理性的角度来看，马尔库塞和福柯都是非理性主义的，而且在放弃了人性的自然观念之后，他们面对一个封闭的世界，都不能指出从何处着手来反抗占主导的理性体系。芬伯格指出，技术批判往往被指责为是非理性的或技术恐惧论的表现，而提出一种重新建构技术的规划则是对这种指责的最好回应。受拉图尔（Bruno Latour）社会建构论思想的启发，芬伯格提出了两级工具化和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的理论来解析技术。他认为技术的初级工具化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是一种揭示方式，而次级工具化是指一种在社会中的行为，是技术在社会情境中的实际实施。技术的完整定义必须包括次级工具化。这样，芬伯格就在继承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积极成分的同时，又避免了对技术的完全消极的评价。他将技术的这种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聚合称为“技术代码”。这种技术代码就像一种潜在的规则，暗含在人们的行为和态度中，使得占主导的霸权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设计和实施技术，从而既维护了自己对技术的操纵，同时也压制了技术的各种潜能。芬伯格借用法国哲学家博德里亚尔（Jean Baudrillard）观点，认为我们时代的问题不是由于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科学和道德反思陷入了停滞，而是技术和道德陷入了同样的矛盾，技术像人一样遭受了奴役。因此，技术的发展就成了一种社会斗争的舞台，它是由技术标准和社会标准共同决定的，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进行，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这要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技术与人文主义的价值也并不对立，技术能适应价值，而价值也能促进技术的发展，这样就避免了道德和经济之间的发展的两难困境。要真正解决技术问题，既不能像环境保护论者所说的那样退回到传统的自然技术，也不能简单地回到马尔库塞或海德格尔的理论，因为当代出现了全球化、艾滋病、计算机和因特网等新问题，这就需要用新的形式来讨论这些问题。他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作为内在因素来考虑，将它们融合到技术的设计中，这样才能在事前避免技术的负面效应。在公众参与技术决策、工人控制和劳动力的重新资格化的基础上，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我们可以从下层创造一种替代从上层进行控制的技术体系。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一样，当代西方技术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对具体的技术，对技术做“案例研究”。在这方面最负盛名的当属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从现象学角度对人工智能的分析。芬伯格由于从1982年起就参与了在线教育程序的设计，因此他在新版《技术批判理论》中也专门辟有两章的篇幅来用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分析计算机和在线教育。 对计算机一般持有两种观点：乐观主义认为计算机会消除乏味和费力的工作，而悲观主义则认为计算机会带来大量的人口失业、普遍的监管和控制。而芬伯格则认为，计算机可以在不同的发展战略的影响下，演化成完全不同的技术，他称此为计算机的两重性（ambivalence）。例如计算机不仅有利于控制和维护等级制度，而且还有利于交往，而任何能加强人类联系的技术都具有民主的潜能。因此，计算机的定义是随着社会进程而变化的。计算机的设计不仅有技术上的意义，而且还具有人性的意义，因为我们在设计技术中设计了我们的存在方式，有人称此为“存在论的设计”。以理性主义的假设来设计计算机，只会将人脑视为一个世界的观察者，将计算机作为一种取代人的自动化装置。与此相反，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却不是从外在观察者的立场，而是从包含主体的立场来看待世界。有些不满于理性主义假设的计算机专家开始将海德格尔的这种行为现象学用于人与计算机的关系中，展示了一种与理性主义传统完全不同的计算机设计范式，响应了计算机的交往功能。据说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教授已经开始为计算机系的学生讲授海德格尔的这种思想了。1989年，德雷福斯在加州大学贝克莱学院组织了“应用海德格尔思想会议”。在与会的700多名专业人士中，有近150名来自计算机设计、使用和经营等领域的人士。芬伯格称这些人为福柯意义上的“特殊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实现技术的民主转化的中坚力量。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因特网的普及，在线教育逐渐开始兴盛。当权者和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因特网可以在不增加过多物质和人事开支的情况下，就能解决教育人数逐渐增多的困境。他们极力主张自动化教育和信息化教育，甚至构想了“虚拟校园”来代替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但是芬伯格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却体会到，这种教育思维模式就像早期工业自动化和泰勒制中用不需要技能的工人取代有技能的工人一样，是用技术对教育技能的否定，用人与技术的互动来代替思想交流的过程。这种在线教育就像早期的函授教育一样，将信息的内容与信息传递过程分离，只不过现在是用CD－ROM和网络资源代替了早期的函授材料。如果这种教育方式推行的话，将意味着教育观念的彻底改变。芬伯格认为教育的核心应该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这种教育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自动化教育将造成非人化和对社会、自我的完全不同的理解。芬伯格在早期参与在线教育程序设计时，放弃了使用预先包装好的材料，代之以师生之间在线的生动互动，从而使更多的人参与课堂讨论，同时也借助网络给参与者留有思考和应答的余地。他们视技术为一种环境，而计算机更像是块黑板而不是教室。但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现有的在线教育并没有充分利用因特网的这一潜能，而是沿用了旧式函授教育的模式，以牺牲传统教育的功能和价值来削减开支。事实证明自动化教育只是减少了建筑上的投资，却增加了信息化过程等其他方面的投资，因此最终结果并不省钱，反而使大学成了制造学历的“作坊”。芬伯格认为，政治决定教育的未来，发达社会的教育技术是由教育对话而不是以生产为导向的自动化所塑造的。师生之间的互动将继续是教育的中心环节，而我们保持这种传统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 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中可以看出，芬伯格在抛弃了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消极批判和海德格尔对自然化技术的偏爱后，他实际上更多地倾向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观，虽然芬伯格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杜威的实用主义其实就是工具主义、实验主义或实践主义，他本人坚信理论就是一种实践，他对技术持有的是一种功能主义的理解而不是本质主义的理解，认为技术状况是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人们对技术决策可以权衡轻重，从而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技术观其实也是大部分当代美国技术哲学家所认同的。因此，从总体上看，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还是一种技术工具理论，只不过他提出了技术中含有被压制的潜能和重新设计技术、转化技术的理论，从而使他与以前的各种技术理论以及哈贝马斯、后现代哲学家们的理论区别开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芬伯格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解读存在一定的偏差，他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技术的追问》和《存在与时间》等有限著作的基础上，并没有从海德格尔的整体思想来理解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他的其他许多文章中都多次强调指出，他既不反对技术，也不主张退回到原始技术，更不是一个宿命论者。海德格尔认为，民主制度、法治国家、实用主义这些思想都无力解决技术问题，因为它们都不了解技术的本质。只要将技术作为一种由人所使用的工具来看待，就不可能真正搞清楚技术世界。他对技术进行哲学分析，就是要使人们知晓技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至于对技术问题的解决，这已经不是哲学的任务了。如果硬要哲学给出一个答案，他认为或许在于一种思想的转变，而不在于一种对某个事态的陈述。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海德格尔在《路标》中对马克思的“哲学家只是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名言的一段评论：“此间，人们竟也对哲学提出了要求，要求哲学不再满足于解释世界，不再满足于在抽象的思辨中打转，而是要致力于实际地改变世界。不过，如此被思考的对世界的改变首先就要求思想发生转变，正如说到底，甚至在上述要求的背后也已经有一种思想的改变。”在“思想转变”这一点上，芬伯格对海德格尔做出了很有效的响应。 《技术批判理论》的出版在西方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学术界的反响自不必说，这里只引用美国Computing Reviews杂志对本书第一版的一段评论：“本书是适当的，并值得向经理人和官僚们推荐阅读。它提供了一种视角。它提出的观点试图发现社会和工作场所的不同（发展）方向，这或许能够在这一时期处理和解决问题。本书适合于对技术和社会的学术研究，也适合计算机和社会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的课程。同时本书也适合于技术中的工人（来阅读）。”至于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在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响和评论，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对于作者的观点，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完全可以从学理上来展开批判和讨论。 以上仅仅是对芬伯格思想脉络的简单梳理和评论，难免挂一漏万。《技术批判理论》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涉及到了大量文献，这不仅包括马克思、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福柯、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和以拉图尔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的著作，而且还包括相当数量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著作以及生物学、计算机等科学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芬伯格在他的书中只是借用了这些著作的结论，并未对此展开论述，这就使得要想真正读懂芬伯格的著作，需要大量的背景知识。另一方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技术哲学的发展不是单一的现象，它的繁荣需要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对技术问题的关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新版《技术批判理论》的原名直译应为《转化技术：重新回顾批判理论》（Transforming Technology：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由于中国学术界对第一版《技术批判理论》比较熟悉，而第二版的书名翻译成中文也不太流畅，经与芬伯格先生协商并经作者本人同意，中文版书名仍用《技术批判理论》。 *综合网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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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伦理研究
发布:lqh--adm
发布时间: 2005.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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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选题的意义　　

　　虽然技术伦理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特别是在２００１年联合国更是将生物技术伦理列为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特别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生产力理论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研究就显得更为不足。　　

　　在国外学术界，本课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技术批判理论中。在法兰福克学派和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马克思的技术异化思想。Ｆｅｅｎｂｅｒｇ于１９９０年代初期在《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中还专门设立一章内容论述马克思对技术的批判，认为马克思主张技术并不是道德中立的。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Ｌａｔｏｕｒ、Ｃａｌｌｏｎ、Ｌａｗ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马克思的人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预关注。国内学者如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１９８０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同马克思技术伦理相关的论述。１９９０年代，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等在有关技术的人文价值和政治价值的著作中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伦理学意义上讨论技术问题了。这些方面对人们今天热烈地讨论技术伦理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还缺乏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伦理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是其批判资本主义并提出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不仅可以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可以促进我国技术伦理问题的深入探索，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人们，尤其是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清楚技术既是一个自然的问题，还是一个关涉人的伦理关系的问题，应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如责任、公正、幸福、人的解放等）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能够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以及发挥健康的技术的“第一生产力”的功能。　　

　　二、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和主要观点　　

　　技术与伦理学本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当当代技术（如工业技术、包含克隆技术在内的生物技术等）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问题（如核弹恐怖、生态环境破坏、“克隆人”等）日显昭著时，人们开始把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１５０多年前的有关论述。本课题的研究思路正是从当前技术时代的伦理呼唤出发，穿越“时空隧道”进入马克思的时代（从宗教伦理向技术伦理的转型背景），探索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过程，讨论马克思技术伦理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分析马克思在技术伦理和工人运动、技术和利益、技术异化和道德意识、拜技术教和道德意识以及同技术相关的人本和自然、善和恶、自由和必然、动机和效果、幸福和良心、公正和平等、义务和责任、个体和集体等道德判断问题上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批判功能和建构功能，运用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原理和方法分析当代技术的伦理问题，提出未来技术发展的伦理秩序，从而挖掘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本课题研究将坚持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基本方法。我们将认真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献，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史研究成果，同时注意尽可能收集有关技术伦理问题的经验资料和相关最新研究成果，作为立论和推理的现实依据。同时，本课题研究是在历史和现实、人文和自然的交汇情景中进行的，因此需要采取历史学、伦理学、技术经济学、生态学等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力求达到全面把握研究主题的复杂内容和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研究目标。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技术伦理问题是当今技术时代的重要现实特征，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而是马克思在今天技术时代刚刚出现时就预见到的，今天国外学者对技术的批判（包括伦理批判）相当部分是从马克思那里获得了灵感，因此要回归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　　

　　第二，马克思同其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的不同在于，他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更重视技术的伦理问题，而不是技术的逻辑和经济问题；　　

　　第三，马克思观察技术伦理问题采取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将技术置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这样的宏观框架中进行技术的伦理思考；　　

　　第四，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负荷道德价值的，包括私利、不平等、善恶等，技术产生的一切不道德问题，如因为技术而起的人与产品、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疏离等技术异化现象皆源于效益和利益的过度追求、权力的不适当分配和使用；　　

　　第五，马克思认为，解决不道德的异化技术的途径是通过社会变革，将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的终极伦理价值赋予当下的工业技术，主导技术的健康发展，这是一条技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　　

　　第六，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把握今天的技术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和权力，技术决定一切的不适当价值观念，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等）和后果（人文关怀的冷漠，生态环境的破坏，空间和时间感的丢失，理想的失却等），也有助于我们从建构的角度建立其未来技术发展的伦理秩序（包括国家技术伦理秩序、企业技术伦理秩序、社会技术伦理秩序、公民技术伦理秩序等）。这正是其现时代的真正价值所在。　　

　　三、本课题理论创新内容　　

　　浩如烟海的技术生产力功能研究文献均是基于“技术决定论”的理论框架，认为技术有着自身的独立逻辑，技术主导着社会的变迁。目前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如此，似乎技术作为的独立要素可以支配人类伦理的发展，今天出现的技术伦理问题似乎无法得到解决，因为技术有着自身的惯性。本课题通过详尽地考察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意欲突破这种技术决定论的理论框架。本课题的创新在于，在承认技术可以影响社会伦理的前提下（事实上，今天出现的技术伦理问题正是出于这一影响），反对那种技术完全自主或者社会伦理不能影响技术发展的极端观点，把技术看作是一种社会伦理价值可以影响其发展的人类活动或者人工制品。也就是说，人类在伦理问题上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来自技术的影响，而是可以通过社会变革，调整人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使技术得到持续的发展和利用，从而克服那种因技术决定论而出现的盲目乐观主义和盲目悲观主义的伦理情形。本课题看上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但克服了以往那种纯粹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而是从始至终都贯穿了对现实的思考，这也算是思想史方法论的创新之处吧！

（课题负责人：李三虎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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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马尔库塞异化理论比较

作者：于万杰 … 论著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1-2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是自己历史观的探索，是用正在形成中的唯物史观对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解剖。马尔库塞于1964年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提出的异化理论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描述。这两种异化理论的提出相隔了一百多年，所以其内容也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一差距在本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一、关于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异化劳动理论，明确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其中第一个规定阐发的是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马克思说：“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1卷第41页。）是一种异化关系，这种异化关系的表现是：工人生产的越多，他的产品的数量越大，自己占有的产品越少、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产品价值越高，他自己越成为廉价的商品。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了自己的对立物，成了统治自己的力量，他们创造的产品的力量越大，统治自己的力量就越强，自己就越没有力量。在这种异化关系中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工人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奴隶，作为他产品的奴隶才能得到工作，以获得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因而工人为了生活，必须作为生产资料的奴隶才能实现自己的劳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遭到了双重的丧失，即劳动者自身肉体生存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者进行生产的生活资料。马克思说：“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上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1卷第42页。）　 马尔库塞在新的条件下提出的异化理论，也阐发了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强迫工人去消费劳动产品，工人成了消费产品的奴隶。在马尔库塞看来，生产的发展“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总是被预先决定的。获得或放弃、享受或破坏、拥有或拒绝某种东西的能力，是否能当做一种需求，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所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注：《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马尔库塞这一番叙述表明了工人和产品的关系是一种强制性的消费的关系，工人受消费品的压抑没有任何自己选择的自由，在强迫性的消费过程中完全处于一种被奴役的地位，完全受到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支配，是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奴隶。　 由此看出，马克思与马尔库塞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论述了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中阐明的工人与产品的关系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资本家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去剥削工人，获得利润，工人由于失去了劳动产品而处于奴隶地位，马克思强调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关系。而马尔库塞讲的工人与产品的异化关系是在新的条件下形成的，是资本家利用他占有的产品强迫工人去消费，推销他的产品获得最大的利润，使劳动者成了产品的奴隶，他强调的是强迫工人消费的关系，这的确是马克思那时没有的新现象，马尔库塞指出来是有意义的。但是他忽视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这相对于马克思是一个倒退。　 二、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在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和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也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工人与统治阶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因为异化劳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异化劳动造成了一个异化的世界，主要表现在价值形态的剥削、货币统治和人类的两极化的发展上。　 1.关于价值形态的剥削　 社会的剥削关系并不是从异化劳动的形成开始的，而是自阶级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它指的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但是在异化劳动的关系下，剥削出现了特殊形态即价值形态的剥削。马克思认为，这种利益的物质表现就是金钱，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这种剥削体现为人对人的剥削，意味着把人当成一种商品，人遭到了无限的盘剥和残害，这种剥削不仅限于阶级之间，而且还延伸到阶级之内。如劳动力的买卖扩展到人类的一切能力的买卖，大资本家吞并小资本家等。　 2.关于货币统治　 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货币成了市民社会的万能之神，货币把人类的本质化约成抽象的数量，把人的个性和价值变成了一切可交换的价值。货币实现了物性对人的个性的绝对统治，货币具有使物与人的本质倒转的力量，它既是连结人们的扭带，也是离间人们的手段。“货币就已经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3.关于人类向两极化发展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导致了人类向两极化发展。首先，财富和贫穷的两极化，资本家成了财富的集中者，而工人成了贫穷的集中者，工人为资本家生产了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贫穷。生活资料出现了两极化，资本家需要的生活资料精细化和多样化，而工人的生活资料粗陋和简单化；智慧上也出现了两极化，工人创造了智慧，却被统治阶级占有，而工人成了“愚钝”的人。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与统治阶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工人被排挤在人类正常生活以外，不成其为人，这种状况工人是无法忍受的，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是势不两立的两个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是不能调和的，只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才是出路。　 马尔库塞认为，在生产和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今天，财富增多了，产品多种多样，任人消费，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工人与统治阶级矛盾已不存在了。不仅如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了同化的趋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融合为一体，没有任何反抗力了，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种肯定的力量，而不是否定的因素，原因如下：　 1.科学技术发展改变了劳动者的地位。马尔库塞认为，科学的高度发展使体力劳动者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改变了工人的概念，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工人主要是指出卖体力劳动的人，而资本家就是靠买到这种劳动力而起家的，是靠无偿的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发财的，工人也因此落到了商品的地位。工人不满意这种地位而起来反抗。但现在不同了，原来的这种状况不存在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维持着剥削，但日臻完善的劳动机械化改变了被剥削者的态度和境况。”（注：《单向度的人》，第23页。）但这不意味着从要本上改变了工人阶级受奴役的地位，而只是改变了奴役的形式。可以说，过去对工人的肉体的奴役，现在是心灵和灵魂的奴役，这种奴役形式的改变对工人是一个很大的麻醉，使他们感觉不到受奴役之苦，因而他们的反抗情绪也很少了。　 2.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职业分层显示出了同化的趋势。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本身变成了机械工具和关系的体系，并因此而远远超出了个别劳动过程”。（注：《单向度的人》，第25页。）这种变化使工人参与并指挥这个技术组合的各种职业融合为一体。马尔库塞认为，今天的自动化改变了各行业的差别，也就改变了工人和资本家的这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马尔库塞看来，今天决定生产力的不是别的产品，而是机器，今天的这种关系不是工人同其他阶级关系的问题，而是技术进步同发展工业的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问题。在这个适应中，个人的作用就微不足道了，人同机器浑为一体，被机器同化了。　 3.科学的发展改变了劳动者的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科学的发展，自动化的实现，不仅过去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减少了，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消费品，使人们各种需要得到了满足，使他们越来越感到舒适、幸福，因而工人失去了他不幸的意识，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快感，工人不仅生活上感到满足，而且意识上也感到愉快。这样，工人从生活到政治意识方面都同资本主义社会融合为一体，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否定方面，只有肯定的方面。　 在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对当时的真实关系的揭示，而马尔库塞却是对今天的真实关系的曲解。　 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与马尔库塞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上也有明确的分歧。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而马尔库塞却认为在今天革命的主体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一些阶层。　 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形成了异化世界，把工人阶级降到非人的地位，消除这种异化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这场革命的主体就是工人阶级。马克思说：“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了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从马克思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工人受的奴役是最重的、最典型的，它是人类奴役形式最集中的体现。所以，它也是反抗旧制度的最强大的力量。工人阶级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工人阶级的奋斗方向也是人类的奋斗方向，所以，工人阶级是消灭异化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马尔库塞则认为，由于今天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阶级已失去了它过去作为革命主体的作用。今天作为革命主体的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亚阶层，因为工人阶级已同资产阶级融合了，工人阶级在物质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得到满足，他们不再反抗现行的制度和资产阶级了，所以他们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肯定的因素。白领工人增加，蓝领工人减少，蓝领工人已失去了马克思当年描述的工人阶级的那种革命性，工人阶级已变质。所以工人阶级不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总之，马尔库塞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作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工人以外的亚阶层。他指出：“在这里，而不是在财富的再分配和各种阶级的平等中，出现了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或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是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从外部击中了社会制度，因而不会被社会制度所扭曲：这是一种违犯比赛规则的基本力量。”（注：《单向度的人》，第215-216页。）马尔库塞的这些论述无非是证明这些亚阶层受压迫最深，最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行为是革命的，应该取代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　 从马克思与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比较中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提出的，有不成熟的方面，但从总体上看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揭露，这种异化现象至今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明显存在。而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尽管晚于马克思一百多年，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新现象，他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如资本主义新的奴役形成是对工人心理和灵魂的奴役等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中不成熟的因素更多。　 1.马尔库塞关于工人阶级被融合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从总体上是会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在知识经济来临的时代更是如此。居里说：“科学并无罪，有罪的是不好的利用科学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资本家榨取工人血汗艺术的进步，它是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增强资本的重要手段，这也是资产阶级重视科学技术的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些科学技术的基本内容是资本，而资本累积的物质内容是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抗加深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加深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使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使剩余价值率增大，这便是工人阶级受剥削程度提高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如美国1949年是146%，1957年是263%，西德1950年181.4%，1960年236.3%，1976年上升到276%等。　 2.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中被利用，缩短了必要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对劳动者的剥削加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强了对工人生理和心理的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生产自动化使劳动者的体力劳动有所减轻，但紧张程度增加，从而对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的控制更加严格。由此看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像马尔库塞说的那样工人被融合到资本家那里去了，而从实际上看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加深了。　 3.马尔库塞看到白领工人增多、蓝领工人减少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得出工人阶级变质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马尔库塞没有看到，从本质上说，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都属于工人阶级，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同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是有区别的，但是不能夸大这种区别。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的白领工人同蓝领工人一样生活上没有保障，工作上也同样不稳定，生理和心理上同样受到控制。所以白领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也是很尖锐的。白领工人的出现不仅没有使工人阶级改变性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文化素质。　 至于马尔库塞认为，工人的革命主体作用的消失也是根据不足的。马尔库塞讲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成功，这是个事实。但这个事实不能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作用。因为在现实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调和而是越来越激烈。这表现在罢工的次数不断增加，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60年代平均每年罢工4000多次，70年代增加到5000多次，80年代又超过70年代的罢工次数。这种罢工斗争不仅表明工人同资本家矛盾的激烈程度，而且也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的主体性。 作者 韩国中央大学讲师 转载本站文章请自觉注明：“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这几个文章写的不错，很好，谢谢你！！！

但是关键是怎么在芬伯格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作点工作，我提到的那本书北京四处都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