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居北京的戴萍,已和當年在香港小島寫作的戴萍有很大差別,她說那時候很孤獨無助,整天處在與被商業社會吞沒的較量中,而北京給了她廣闊的人文空間,她反思自己過往的一個長篇小說[好嗎兄弟]被人熱炒,並牽連了某些邊緣流亡人士,表示應該澄清.
    [是的我是寫了一個很像自傳的作品,但它主要是寫一個中國女人在這時代顛沛流離的心靈史,借用了某些從事另類危險事情的人士作為書中角色,只不過希望這樣令文本讀起來更有質感,更有見地.]戴萍向鐡血綱站表示.
    戴萍表示她寫完此書便碰上一位北京去香港搞出版的人士,和對方簽約,在書的宣傳上自已沒有發言權,以致於在宣傳上被外界誤認這是一個寫中國異類人士的書,[錯了,我對政治沒有興趣,我只是好奇,好奇於人性,當它和所謂政治關連我便去觀看剪影畫般的政治,我好奇於人性在我們世界各種情況下的掙扎與努力,好奇於人性碰上社會化集體化情形是怎樣的,好奇於人類意識型態的不同與對立,等等,寫好嗎兄弟是一個自我生命剖析的過程.]
    戴萍說:[好嗎兄弟的故事放在任何國家都成立的,因為它寫的是人類共同面對的東西:生命,死亡,情愛,意識型態,另類生存,寫我們在世界上置身的狀況,是一個嚴肅作家的精神產品.]
    戴萍慶幸此書因其宣傳定位不明沒有熱炒起來,她自己在身體病痛了二年之後,開始清醒地反思,她認為自己的好嗎兄弟應該撇清外界流言,回歸文學本位,[當然市場很重要,沒有市場你便不免流於孤芳自賞,但總不能為了市場把某本書和揭隱私那樣低俗的事情結合起來搞,這關乎格調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