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对所有权的影响
MNEs的所有权优势是指该企业具有一些东道国企业没有的资产，如技术知识。而企业进入东道国的方式依其是否可以对该资产进行控制以及控制的程度而调整。如果强的IPR可以增加东道国企业的模仿成本，它会增加该资产拥有者的无形资产的价值，从而会促进双边交流的增加。但同时会加大它的市场势力，这可能会减少双边交流。因而，IPR对双边交流的净影响取决于市场势力与市场扩大效应的相对大小。

具体而言，市场扩大是指IPR会增加东道国企业的模仿成本，从而减少模仿，也会因此减少MNEs所采取的防止技术模仿所带来的成本，如通过研发使技术变得很难被模仿，从而增加企业的双边交流。因而，IPR带来的市场扩大效应对双边交流的作用为正，且在模仿能力强的国家更加明显。市场势力效应是指IPR增加了资产拥有企业的市场势力，它会通过降低产量、增加价格来收回成本，因而会减少双边交流。但这种市场势力取决于东道国的市场结构，如替代产品的多少，当地企业的模仿能力等。因而可以推测IPR所带来的市场势力效应在模仿能力较弱的国家会减少双边交流。因而，第一个实证假设是考察IPR增加MNEs（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对各种双边活动（这种效应在三种形式中均存在）的影响。当然这里隐含的一个假设是，来自美国的MNEs具有所有权优势，即生产成本优势，并将样本局限于至少具有两种进入方式的情形

可以得到假设1：IPR增强增加了MNEs基于无形资产的所有权优势，它会增加具有较强模仿能力国家的双边交流，但会减少具有较弱模仿能力国家的双边交流。

IPR对内部化与区域化的影响
   区域化指企业的无形资产是否转移出来源国；内部化是指企业的无形资产是否转移出来源企业。通过贸易，无形资产既没有离开来源国也没有离开来源企业；通过FDI，无形资产离开了来源国家但还位于来源企业内部；通过许可生产给非子公司，无形资产离开了来源国以及来源企业。从文献讨论来看，如果无形资产离开来源国家（相对于位于来源国）会面临更大的模仿危险，但离开来源企业是否更易被模仿，则不确定，这要取决于企业人员流动与企业契约违约的概率。而用实证可以测试一下IPR对三种模仿方式进而MNEs进入决策的影响。

首先看区位优势，即MNEs选择FDI或许可生产进入国外市场，这被认为具有成本优势，如利用东道国廉价的投入品（Brainard (1993); Glass (2000); Glass and Saggi (2001a);Horstmann and Markusen (1987b, 1992); and Markusen and Venables (1998)），但这种成本优势会被一些其它的成本因素抵消，如它们将面临更大的被模仿的威胁，因IPR会增加模仿的成本，并减少模仿的可能性，因而，可以预期许可生产与FDI对IPR更为敏感，如果技术离开来源国会面临更大的被模仿风险（此为假设2）。

还有其它因素会影响区位，如两国的距离，贸易的开放程度，税收等。从贸易理论可知，距离会在一定程度上阻隔贸易，贸易开放度有利于贸易，但在理论上，贸易自由度对其它双边交流方式的影响不确定，如替代理论认为许可生产与FDI是避开贸易壁垒的替代投资方式；而一些互补理论认为贸易壁垒会同时减少三种投资。但作者在这里的兴趣点是考察IPR对三种方式的相对影响。但作者需要对这些理论进行预判，他倾向于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大于其它两种交流方式。同时加入的一个变量是东道国的税收率，它预期会减少许可生产与FDI的数量。

再看内部化因素。企业对无形资产进行内部化在于内部化具有成本优势（Glass and Saggi (2001b) and Horstmann and Markusen (1987a)，如果IPR增加，会减少模仿概率，从而降低内部化动机。因而，可以推测，许可生产对于IPR更为敏感，如果技术位于企业外部将面临更大的被模仿的风险（假设3）。
最后可以将内部化与区域化进行同时考虑。即企业具有可供选择的三种决策方式：贸易、出口、许可生产，分别对应着技术离开本国与本企业，离开本国但不离开本企业，离开本国与本企业。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判断，许可生产对IPR最为敏感，其次为FDI，再次为贸易

模型设定方法与数据
        作者采用重力模型，因为这一模型能与一般均衡框架兼容，Anderson (1979);Bergstrand (1985, 1989, 1990); and Deardorff (1998)为该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将贸易理论内嵌进来；Helpman (1984, 1985); Horstmann and Markusen (1987b, 1992); Brainard (1993);Markusen (1984, 1997); and Markusen and Venables (1998)将贸易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进行了整合，因而这个框架很适合讨论两国间的双边交流及其影响因素。借用重力模型可以得到设定式：

被解释变量为三种双边交流变量，式子右边为两国的人均GDP，人口总数，两国距离，A为其它控制变量。对其取对数，可得：
其中 集成了来源国的影响因素，结合理论，对各变量的符号判断总结为表2.

方法与数据：作者使用的是截面数据，且为制造业的加总数据（这样的数据，我们完全可以从公开渠道得到，关键是自己要带有好的问题，并能把问题讲清楚）。给出了三个理由，截面数据与重力模型更具有兼容性；分行业数据中许可生产与FDI的数据变动很小，会影响参数识别；回部数据得到的结论是各个行业的平均影响，而一些研究与表明加总回归与分行业回归得到的结论差异不大（e.g., Maskus and Penubarti, 1995 and Smith,1999）。

作者使用1989年的数据，选择的IPR变量为1980年中期，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IPR的内生性；作者没有使用面板数据，一方面，有些变量只有一年的记录，另一方面，作者发现这些时序数据变动不是很大，回归的结果可能与截面回归一致。衡量IPR保护程度，作者采用Rapp and Rozek
(1990)指数，该指数制定的依据为发明覆盖的范围，审批程序，保护期限，转让权利，强制许可制度，对侵权行为的有效打击等五个方面。该值为0到5的指数，指数越大，保护程度越高。作者认为这一指数很适应于当前的分析，因为这旨以美国的产权保护条款为基准的。为了进行稳健检验，作者还采用了其它的一些变量刻画IPR，如Ginarte and Park (1997) index，以及一国专利律师的人数。得到的结论很稳健，与先前的研究一致（Maskus and Penubarti, 1995 and Smith, 1999)。

实证分析
首先检验第一个假设：IPR对所有权优势的影响，即市场扩大效应与市场势力效应的对比？以及这两种效应与东道国模仿能力的关联。
检验方程为：

重点讲下虚拟变量的设定，DUMWI为较弱模仿能力的虚拟变量，当每一百万人中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人数小于1000人。而DUMSI指大于1000人（怀疑这种虚拟变量的设定，会带来高度的线性相关）。作者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 techniques？？？）。而这种方法可以刻画三种市场进入方式的同步性（simultaneous character）。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

比较精彩的应该是对区位、及内部化因素的分析。即强的IPR会增加企业技术的跨国转移，或转移到企业外部。采用的方法是将三种双向交流方式数据进行混同回归，即相同的解释变量对所有双向交流数据回归，从回归数上可以看出，样本为原来的3倍。回归方程为：

为了测度区位效应，令DUM=1,当被解释变量为FDI或许可生产；为刻画内部化效应，令DUM=1，当被解释变量为许可生产时；为测度同时决策效应，令DUM=1，当被解释变量为FDI。回归结果如下：

最后，作者还做了一个扩展，即考察IPR对母公司向子公司转移的劳动、资本与技术知识数量的影响。首先看区位因素，即IPR增加会不会使MNEs向子公司转移更多的知识技术、劳动力。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如果要素不能跨国流动，这些要素会通过内嵌到产品与服务，并进行出口。跨国公司理论指出，如果要素是可以流动的，它可能会以要素的方式直接流入国外。而两者在流出要素的决定因素方向具有一致性（Helpman (1984)；Markusen (1984)），跨国公司要素流出在于存在成本优势，而这种成本优势主要为技术知识（Ethier and Markusen (1996, p. 15)。

再看内部化因素，即在企业内部，MNEs与东道国的子公司技术交流。这种内部化基于以下考虑（主要是与许可生产对比）：进行企业外许可，可能具有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存在违约风险；如果专利保护程度不强，会加大这种风险；而在企业内交易风险可以降低。由此，可以推断，如果东道国IPR增强，可以减少公司内部的劳动转移，即MNEs通过雇佣本国工人进行生产管理。综上，可以得到假设4，在控制一些要素流动的决定因素后，IPR增强会增加企业内知识资产的转移，会减少对本国工人的派送。
   估算的方法与双方交流一样，只是将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替换。从回归结果来看，一些解释变量的解释效果一致。同时，在考察相对效果时，虚拟变量的设定也类似。结果在这里省略。

结论
作者考察了国外的IPR对美国企业走出去策略的影响。发现IPR对三种形式均存在市场扩大效应，对于模仿能力较强的国家尤其如此。且具有区域化作用，相对于出口，FDI及许可生产增多，另外，较强的IPR会提供去内部化激励，即企业通过许可生产的情况增多。这表明，知识转移到来源国之外，以及来源企业之外，将面临更大的被模仿风险。而强的IPR会有效地减少模仿，并使企业的进入方式发生变化。
从企业间要素转移来看，严格的IPR会增加NNEs向子公司的知识的转移，同时减少向子公司委派工作人员。

作者提炼出三个实证概念，并对三种市场进入方式同时研究，并考察了企业内生产要素转移，具有开创性。为了保证该结论的可信度，作者还做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如采用不同IPR指标，进行相关的子样本回归（仅管样本实在小得让人不大放心）。基本的结论不变，即对IPR的敏感性最大的是许可生产，其次为FDI，再次为出口。同时，FDI内部，对知识的转移相对于其它要素，对IPR更敏感。
可以三个方面的拓展：如果数据可获得，可以采用时序数据甚至面板数据；可以进行产业层面的分析；可以采用其它刻画IPR的指标，如版权、商标、商业秘密，这些研究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数据问题。

如果面板数据各年的变化不大，是不是可以转化为截面回归方法，因为两者在回归结果上应该比较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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