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制度难题，打造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经济学院  

     中国要成为真正的世界政治经济强国，就必须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其实，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对教育提出了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的改革发展方向。不过，与经济改革的进程和巨大成就相比，教育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滞后的，与人们的期望有很大的差距。  
     过去一年里，温总理曾在多个场合就教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国务院和教育部也曾多次围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召开座谈会，重要的主题包括大学的管理体制的改革及如何办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以下，笔者将结合自己 20 多年来在海内外大学的实际工作经历，着重就这方面 内容谈一些看法。  
     笔者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留学美国的, 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创始人赫维茨教授。20 多年来任教于海外知名大学，一直关注和研究国内经济改革及其制度转型，最近 6年来又在国内高校一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担任院长和教研工作，应该说对国内外大学体制和管理模式均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根据笔者的观察，中外教育体制和大学管理模式存在三大主要差距，这些差距的背后则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进而，借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功模式，笔者提出了破解制度难题的三条基本措施。
                            一、三大主要差距  
     笔者认为，与人们的期望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教育体制和大学管理模式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缺乏良好的办学理念。如缺乏像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包并”的教育理念和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等办学理念，使得当今国内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能力，从而没有大的创新创造能力。  
     其二，教育体制行政化，缺乏开放式竞争。我国教育体制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行政主管教育，像管干部一样在管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使得大学官本位意识浓厚。并且，大学之间封闭办学，没有什么竞争，缺乏主动对接国际标准的压力和动力。  
     其三，行政管理模式和学术评价标准落后。真正懂得按“三个面向”要求办学的行政管理人才欠缺，学术和人才评价标准没有真正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而是停留在应付上级部门各式各样的考核指标和频繁的评价活动上。  
                            二、三条基本措施  
     上述这些差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造成 “钱学森之问”的制度性障碍，使得 “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 ‘冒’不出杰出人才”。笔者认为，在现有环境下，要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道路，首先必须消除这些制度性障碍。借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功模式，笔者就此简要地提出三大基本措施 （详细谈论见笔者最近完成的 2份万言建议书及其缩写版）：  
     1、实行松绑放权的教育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国际学术标准和国际同行评审制度。首先，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类似，建议在国家和中央部委的宏观指导下，充分考虑中国国情，进行松绑放权的教育改革。如老子所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办教育也是如此，应该无为而治。要摆脱像计划经济那样管得太细太死的做法，在办学模式、学科建设、课程体系设置等方面给大学更多的自由度和自主权，根据大学所处的不同行业、区域、层次形成各自的办学特色。就像温总理去年初在科技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不能把学校办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学校还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  
     其次，建议引入竞争机制、国际学术标准和国际同行评审制度，形成面向国内外的开放式办学竞争格局。师资水平的高低和大学办学的好坏，应该参照国际先进标准来评判，并且要找国际同行评审专家来参与评价，以建立健全一整套适应未来国际化办学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学术标准和规范，这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再次，建议实行大学校长任期弹性制，对真正有胆识、有魄力的优秀校长赋予长期任职，以保持办学理念和发展思路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比如，美国著名大学的校长的平均任期为 12.2 年，而哈佛大学26任校长的平均任期更接近 14年，这是其办成世界第一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观我国目前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也明显短于建国初期大学校长的任期。  
     2、大量引进海外优秀人才，从事科研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与经济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先进管理经验相类似，教育改革也需要引进海外人力资本和先进管理人才。中国现有100余万出国留学人员滞留海外，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要建立和完善能引进人、留住人和用好人的长效机制，采用多种引进方式，分层次、分功能、分步骤，采取 “动之以情、待之以礼、安之以利”的 12 字方针，下大决心引进真正的海外顶尖华人科学家、杰出学术领军人物及大批引进海外高层次的优秀博士回国或为国服务。  
     同时，办一流大学有其内在规律，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教学科研、人才培养、行政管理等环环相扣，是一个综合的改革系统工程，需要在体制和机制上作相应的配套改革。这就需要真正懂得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教育管理人才。当前这方面的人才资源在国内相对稀缺。因此，建议以多种方式引进在海外知名大学工作多年的海外杰出学术领军人物，担任教育部门、大学校级或院系行政职务，并且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借助其国际的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机制、学术评判标准及学术网络，优化大学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尝试推动和引导建立一套在中国创办若干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和机制。  
     3、鼓励改革创新尝试，办教育特区。如果在松绑放权的教育改革条件还不成熟或者有顾虑的情况下，可以像经济改革早期一样，先搞一些改革试点，允许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试验，办教育特区，给出一些特殊政策，让试点大学先行先试，摸索出一套经验出来。实际上，抗战时期的最接近世界水平的西南联合大学，也好比是当时的一所特区大学。建议花半年左右时间，到国际化办学成效明显的国内大学进行调研，探讨其可行性，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挑选 8 到 10所大学进行试验，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  
     作为一个实例，早从五年前开始，我们上海财经大学在颇有魄力和战略眼光的谈敏校长的领导下，做了一系列大胆探索和改革尝试，包括引进了多达 7位的海外著名华人经济学者担任体制内实聘院长，并大规模引进海外知名大学博士，使得在全校教师中，海归博士的比例近 18%，笔者所担任院长的经济学院更是超过 50%，率先实践了国家重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发展战略。短短几年间，学校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学生就业留学、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特别是从国际研究成果看，经济学院基本达到了北美五十名左右研究型大学经济学院（系）的水平。  
                                三、结束语
     总之，办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宏观上需要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松绑放权，在充分考虑约束条件和可行性的前提下，允许并鼓励基层的教育制度创新，引入开放式竞争机制、国际学术标准和国际 同行评审制度，形成百花齐放的大学办学新局面；在微观上要求我们的大学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从世界范围内配置师资和管理人才资源，让真正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推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相配套的体制和机制的深刻变革。由此，笔者想借用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一句诗来结束本报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石——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建议之一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经济学院

        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按照十七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作为指导我国未来十年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提出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战略目标，是一件值得欢欣鼓舞的事情。然而，《纲要》所提出的“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子目标，却在一定程度上与上述战略目标有较大偏差，且与《纲要》所提出的“促进公平”的国家基本教育政策也有所背离。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纲要》的最大不足。
        教育作为一国各项事业的基础，不能总是被牵着走，应该充分体现前瞻性和战略性，真正做到教育先行。义务教育年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深入发展，对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基本素质和能力结构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另一方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缩小贫富差距，迫切需要我们创造起点公平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这些都不是短短的九年义务教育所能承载的。
        因而，十二年义务教育应该成为新形势下我国政府追求的最基本的教育目标之一，作为一个导向性的总体战略目标，应该在《纲要》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来。笔者认为，如果到2020年，依然继续执行九年义务教育，而不是十二年义务教育，将会造成巨大的战略失误。
        为此，建议将上述子目标调整为“基本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这不仅有其现实必要性，而且已具备较强可行性。
        一、现实意义：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基调是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对国民整体素质尤其是中青年劳动者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高中阶段教育既直接为高等教育输送高质量生源，又直接为社会输送较高素质劳动者，是各方需求的重要联系纽带。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人力资源支撑平台，为所有国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基本起点，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社会公平的有力推手，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要措施，理应成为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选择。
        对广大农村居民和城市农民工子女而言，十二年义务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首先，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的现状已经严重制约“三农”问题的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迫切需要农村劳动力素质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建议国家在2007年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的基础上，趁热打铁，优先推进农村十二年义务教育。其次，对农民工子女来说，一方面在城市里初中以后的升学制度（加上高昂的学费）是关闭的，另一方面又无法融入农村家乡的教育和升学系统。不少孩子面临着初中毕业就失学的情况，这些孩子带着不完整、不充分的教育步入社会，使之在市场经济竞争的环境下，具有较低的生存能力和缺乏竞争能力，造成了先天的个人内在禀赋的匮乏，这耽误的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前途，还可能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然而，高中阶段学生失学情况不容乐观。根据教育部《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 成人高中、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4576.07万人，毛入学率74%。尽管毛入学率有所提高，还是有大约1600多万的孩子未享受到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机会。不少孩子初中刚毕业就被推上了就业市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子女）。带来的现实后果就是，即使他们走入社会、走入城市，也只能从事一些非常低层次的职业，由于低教育水平带来的学习能力的欠缺，难以适应更高岗位和产业升级的需要，无法获得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将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更能体现促进教育公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宗旨。
        笔者认为，国家与其在结果公平上做文章，持续不断地耗费巨额的财政投入，来弥合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不如在起点公平上下功夫。因为收入不公平背后是机会不公平，机会不公平背后是教育不均等。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则是新形势下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有力推手，对于为最广泛的普通民众提供在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环境下自食其力、自我发展的能力，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是从源头上缓解和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本方法。
        二、国际镜鉴：追随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重要选择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欧美主要大国都已至少是实行十一年义务教育，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的有美国、英国、阿根廷、新西兰等18个国家，更有如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一些国家实行的是十三年义务教育，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水平位居中国之后的国家，也已开始实施十年以上的义务教育。上述这些（95个）国家和地区占据了全球地理版图的大部分，这种情势与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世界100位开外的现状，不能说没有一点关联。
        非常明显，九年义务教育已经落后于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如果再从我国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港澳台地区看，香港已通过公营学校实行十二年免费教育，澳门在十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实行了十五年免费教育，台湾也实施了所谓“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我国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要真正崛起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甚至是强国，离不开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支撑。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前瞻眼光，从战略高度对全面推进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工作予以充分重视。
       
        三、可行探讨：兼具发展的内在基础以及外在保障
        如果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算起，我国用了15年的时间于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迄今为止，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实施近25年，这为未来10年实现基本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内在基础，而国家丰厚的财力资源和地方成功的试点经验则提供了重要的外在保障。
        一是我国已经具备了逐步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的经济实力，不存在财力不足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2009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却只有3.48%，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5.5%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3.6%的平均水平。所以说，发展教育事业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关键要看政府的重视程度。
        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曾提出 “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遗憾的是，时隔17年这一目标仍未实现。如果今次《纲要》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到“2012年达到4%”的目标能够得到保证，即使以2009年33.5353万亿元的GDP计算，也意味着比现在增加投入1700多亿元。进而，如果我国国民经济保持8%的年增幅的话，到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将比2009年增加投入5000多亿元。所以，我国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应该没有问题。并且，建议在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的过程中，真正落实义务教育的免费性原则，特别是对于农村地区免收学杂费、书本费等所有费用。
        二是我国一些地区已经进行了十二年义务教育的改革试点，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目前，广东珠海、四川成都、山西沁源、辽宁鞍山甚至是新疆喀什等地区都已经进行了十二年免费义务教育改革试点，这里面既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有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边远经济落后地区。建议国家在总结这些地区的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施直至基本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具体办法。
        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投入经费保障机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担比例。之所以4%的目标提出10多年而无法完成，中央和地方在经费问题上相互扯皮，缺乏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担具体比例需要明确下来。为了减少中央财政负担，促进地方竞争办教育，可以逐步提高地方政府提供教育经费比例的要求。实际上，在美国，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是由地方政府通过收上来的房产税等来承担的，其要义就在于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公平的竞争起点。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义务教育的改革不能只停留在查漏补缺、巩固提高的阶段，不能不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现实需求，不能无视义务教育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而应该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基本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奠定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有力推手，更是政府的应尽责任和努力方向。

扩大和落实高校自主权的关键是实行开放式竞争办学
——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建议之二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教育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

        中国高等教育在过去60年里发展迅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然而，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新形势下，国内高校在主动对照国际先进标准进行学科建设和教育改革方面，在满足国家和社会对大批高层次杰出人才和高水平知识成果的需要方面，与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的差距。分析其中原因，高校办学开放式竞争不足和自主权缺乏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尽管1998年颁布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赋予高校相当大的自主权，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等条例却将大部分权限归于教育主管部门，使得高校自主权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变得残缺不齐。近年来，社会各界增加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呼声不断。然而，主管部门管得过细过死的局面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几年搞得轰轰烈烈的本科教学质量评估工作，对教师试卷打分方式甚至都有具体规定和要求。
        值得欣喜的一个进展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在第三十九条专门提出要“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鼓励“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办学。不过，我们发现，可能是由于《纲要》受篇幅所限，有关问题似乎还没有说清说透。为此，本报告将结合我院和我校在基层一线的教育改革、学科建设和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就如何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围绕基本的原则和具体的措施谈谈我们的建议，供《纲要》修改和有关部门参考。
改革的原则方向
        真正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关键的关键在于充分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合理界定政府行政监管与大学自主办学的边界，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干预，按照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实行开放式竞争办学，建立激励相容的教育体制机制，以此避免高等教育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为大学长远发展奠定可靠的基础。
        为此，政府部门所应采取的管理方式，应该是宏观指导下注重绩效的目标管理模式，而不是微观层面上事无巨细的过程控制模式。比如：（1）只管那些考虑中国现实国情而必须管的大原则、大方向上的事情（如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公共政治课开设等等）；（2）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和学科建设导向政策，以此满足国家、社会对人才和知识的需要；（3）根据学科特色，分层次，分区域，制定绩效考核标准。比如，办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就应该参照国际先进办学标准进行绩效考核，引入开放式竞争机制，以此激励高校主动瞄准世界一流大学进行办学；（4）建立全国性的高等教育信息发布及共享平台，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健全信息披露机制。
        如老子所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办教育的具体实施方式和过程也是如此，应该无为而治。一旦目标和标准由教育部确定之后，由于信息不容易对称，上级部门无法也没有必要抓具体实施过程，具体的实施和管理应该交给大学自己，特别是那些非常具体的、信息不容易对称的方面的管辖权限应该尽快有序放开，充分调动大学自主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按照“三个面向”的要求深化改革，促进发展。
具体的建议措施
        根据以上提出的改革的原则方向，下面我们将就如何真正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提出四大基本建议和若干具体措施。
        第一，建议适时修订相关法规制度，并废除违背高校办学自主权上位法的法规制度，政府相关部门应按照有利于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原则，对现有法规制度进行梳理、修订和完善（有关问题在建议二中将有详细阐述）。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高教体制改革的深入，现行《高等教育法》中显现出不相适应之处，有必要适时予以修订，同时对其他相关条例也应做出相应调整和完善，从依法自主办学的“依法”角度，切实保障大学自主权的落实。
        第二，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类似，建议在国家和中央部委的宏观指导下，充分考虑中国国情，进行松绑放权的教育改革。可以从招生、学科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培养方案设计、对外合作办学等方面入手逐步给大学更多的自由度和自主权，根据大学所处的不同行业、区域、层次形成各自的办学特色。《纲要》中谈了部分，这里我们从自身的办学实践出发做一些细化和补充，以供参考。
        1、进一步扩大高校招生的自主权。高校应有权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条件，确定自身的招生规模和录取条件。国家可颁布“招生指南”引导学校招生工作，并通过办学条件和质量评估、预警系统等措施调节高校的办学规模。并且，办学质量较好、有较好生源的高校，应有权在提高奖学金额度和扩大获奖面的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提高学费标准。在物价和审计监督下，允许高校在实行学分制下采取有别于学年制的学费收取标准。
        具体到高校招生考试录取方面，目前对大多数高校而言，招生计划（规模和地区分布）、考试科目、分数线等都由主管部门决定，高校无法根据自身特点实行多样化考核。建议：（1）凝练入学考试科目，基本科目考试常规化（类似美国SAT、GRE等考试），改变一考定终生；同时，国家对各类学校录取学生时的基本科目成绩设定基本线；（2）在基本线以上，由高校各专业自主决定选拔方式；（3）招生实行弹性规模控制，给予高校或院系在核定规模上下一定幅度的浮动，只要求若干年的平均规模达到要求即可。这样可以避免高校在生源质量好的时候无法扩大招生规模，而在生源质量差的时候为完成招生规模而滥招，确保生源质量的稳定。同时，将相关经费与年度招生规模适当脱钩，更多地与核定计划规模挂钩，多招不补，少招不扣。
        2、落实学科与专业设置的自主权。当前，国家设了一个专业目录，目录内外设置专业都必须经过主管部门审批，甚至规定专业招生人数必须在60人以上。一些专业的设置也十分狭窄，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毫无自主权，导致高校的专业设置和招生名额分配与当前学科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错位严重。
        高校应该可根据市场需求和跨学科交叉培养的需要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包括博士点和硕士点）与专业，并报教育部和所在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改革统一设置专业目录、审批高校学科点和专业的做法，教育部制定学科（专业）设置指南和基本规范条件，体现分类指导原则，并据此对高校新设专业进行评估指导。根据逐步推进的原则，可先在所有国立大学如教育部直属高校范围内，推广试行由高校自行审批博士点和硕士点，并报教育部备案的制度。
        同时，引入配套的大口径招生制度（以一级学科招生），学生在大口径内自主选择专业，对多年招不到学生的专业不予财政支持、暂停或甚至取消，以增强专业设置的市场性，这对于应用性人才培养和本科层次培养领域尤其重要。对于基础性专业，通过其他方式给予政策扶持与财政支持。特别是重点放在研究生阶段的研究型人才培养，可以适当给予招生名额的保护，但是应该强调研究型人才培养，而不是普通硕士的培养。
        3、进一步落实课程体系的自主权。目前，这一本应归属于高校的权力的运行时常受到来自主管部门管制或以指导为名的干预。比如，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要求增加选修课学分，另一方面又要求改革课程必须达到1/3。所以，建议：（1）除了规定若干体现国情的课程外，其他课程设置比例归高校自主决定，同时学校也给予各院系更多的自主权；（2）主管机构可以提供课程设置的建议或经验，但不宜以此要求各高校推行建议的课程体系，应该允许各高校探索适合本行业、本地区的课程体系，发展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方案。
        4、进一步落实培养方案设计的自主权。目前，高校本科毕业都要求完成毕业论文或设计。在当前高校本科扩招、教育大众化，人才培养重点倾向应用型的背景下，这一规定日益凸显出对现行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的负面影响，应该给予各高校自主决定是否要求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或设计，或给予学生选择修读课程还是写论文的选择权，让各专业和学生根据自身特点来选择培养方案，避免一刀切所导致的资源浪费。这一条也应该适用于硕士研究生。当前应用型和研究型人才分类培养的趋势加强，就业导向的应用型硕士同时面临毕业实践、论文要求以及找工作的多重压力，毕业论文不仅占用了学生大量时间（几乎一年时间），且效果不好，使许多学生铤而走险大量抄袭。这与美国大学形成鲜明对比，现在美国的大学本科生不要求写论文，硕士研究生或不要求写论文，或对是否写论文给予学生选择权。
        5、进一步落实高校对外合作办学的自主权。建议规范、收缩中外合作办学审批权，逐步将其下放给各高校，高校参照教育部制定的相关规范性规定，可根据自身特色，依法灵活地与国外高校开展各类形式的合作办学。
        6、落实机构设置与人事的自主权。建议教育部直属的所有高校，均有权设置研究生院。校内各类人员的编制、岗位及专业技术职务的数量和比例，在国家原则性规定的指导下，高校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设置。
        进而，考虑到办世界一流大学有其内在规律，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教学科研、人才培养、行政管理等环环相扣，是一个综合的改革系统工程，需要真正懂得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教育管理人才。建议以多种方式引进和使用在海外知名大学工作多年的海外杰出学术领军人物，并且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借助其国际的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机制、学术评判标准及学术网络，优化大学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比如，根据1992年“16条”扩大办学自主权的意见中关于“学校可按有关规定，提名并考察副校长人选，报国家教委批准任免”一条，将其中有关副校长的人选范围，扩大到有志于投身国内高等教育事业的海外人士及外籍人士。

第三，建议引入竞争机制、国际学术标准和国际同行评审制度，形成面向国内外的开放式办学竞争格局。当前，国内高校的有效竞争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国内优质生源和办学、研究经费向综合性高校集中的趋势逐步加强。既抑制了行业和区域性特色高校的发展，也弱化了综合性高校的改革发展动力。其二，主管部门将高校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并赋予不同的权限与资源，使得各高校处于不公平竞争地位，抑制有潜力学校的发展。其三，非营利性民营高校的进入门槛高，较难触动公立高等教育的竞争意识和改革动力，与美国私立大学群体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其四，缺乏主动参与国际竞争的意识。当前国内高校学术评判、人才评价都是以各高校圈内的标准来衡量，导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我们认为，增强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有效竞争，可先从以下三点做起：（1）改进高校经费拨款及管理方式，在增加生均拨款标准的同时，增加专项绩效拨款，扩大专项结余经费使用的自主权。关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避免简单地以某一类标准如自然科学成果去衡量所有学校，而采用同类、同行业的评价标准；（2）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实现大学管理由分等管理转向分类管理；（3）规范直至减少或暂停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直接或间接组织的各类评估、评奖活动。确需保留的评估、评奖项目，应建立其客观科学的依据和标准，依靠国内外学术同行，或借助中介机构等社会力量，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开展评价活动，同时向社会公开评价标准及其细则。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师资队伍和教育管理资源的配置应该具有全球视野，而师资水平的高低和大学办学的好坏也应该参照国际先进标准来评判，并且要找国际同行评审专家来参与评价，以建立健全一整套适应未来国际化办学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学术标准和规范，这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保持教授水平的关键也就是，在招聘和晋升过程中实行了极其严格的国际同行专家评审制度（Peer Review）。
        第四，如果在松绑放权的教育改革条件还不成熟或者有顾虑的情况下，建议可以像经济改革早期一样，先搞一些改革试点，允许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试验，办教育特区。这也是考虑到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一个探索、实验并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采取积极试点、分步实施的方式进行探索。
        近年来，上海财经大学在教育部、财政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建设优势学科创新平台、推进国际化办学、优化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短短几年间，学校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学生就业留学、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已经具备试点的基础和条件。目前，在全校教师中，海归博士的比例超过19%，我们经济学院更是占大多数，达到40名，占55%左右，率先实践了国家重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发展战略。从国际研究成果看，我们经济学院已经基本达到北美五十名左右研究型大学经济学院（系）的水平。实践充分表明，教育部、财政部和上海市“三方共建”的模式是卓有成效的，应不失时机予以深化，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得到各上级部门的指导和支持。
结束语
    归结到一点，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制度变迁，应该由政府划一式管理控制转为高校自主式探索尝试，应该由封闭式办学模式转为开放式竞争办学。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只管目标和标准，具体的实施和管理应该交给大学自己，以充分调动大学自主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并且，应该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发展，让高校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充分用好自主权，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实际上，这与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的基本经验是相通的，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困局的出路所在。

关于充分重视商学和经济学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建议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
        中国正处于重新崛起这一最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时期。经济体制变革和发展方式转变，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在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培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理性辨析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不难发现，中国要真正崛起，成为经济政治强国和先进发达国家，就离不开世界一流的商学和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作为支撑，而其核心指标之一就是能否培养出大批具有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能力的经济、金融、管理、保险、贸易、营销、会计、商务等方面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商学是以现代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商业行为和商业现象及其商业活动的一门学科，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自成体系，与传统的财经学科、政治经济学及以工程背景发展出来的管理学科都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事业从无到有，稳步发展，为不断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和提升国民创富能力，指导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人力资本支撑。时至今日，商学和现代经济学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发展速度最快、在校学生最多、生源质量最好的学科之一。截止2008年底，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类本、专科和研究生在校生已占全部在校生人数的24.16%，近四分之一。
        然而，与这一现象极不相称的是，各方面对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视还非常不够，研究投资不足。尽管学生素质一流，但由于课程体系落后，大多教师水平低下，没有受到正规的现代经济学和商学教育，使得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规模庞大，但质量却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国家对高层次经济、金融和其他商学人才的需求，且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已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最大“短板”之一。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不利于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和完善，从而有可能阻碍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少数顶尖人才和领军人物的确可以靠引进解决，但是大批紧缺的高端商科（如金融）人才还是亟待自己培养。并且，商学和经济学教育的正负外部性都非常大。可以说，没有现代商学和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启蒙、发展、传播和应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改革开放可能无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反之，如果（现代市场或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商学被决策者误解和误用，其政策后果则可能带来巨大经济灾难，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例证。
        这迫切要求我们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重视和科学规划我国商学和经济学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根据笔者的观察，我国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之所以一直难以培养出高层次创新人才和贡献出高水平研究成果，是因为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三大突出症结。为此，笔者提出了破除问题症结的三大基本建议。
一、三大突出症结
        影响和制约我国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但笔者认为，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主要是以下三大亟待破除的突出症结：
        症结1：教育理念相对落后，学科封闭发展脱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商学和经济学教育发展曾出现一个断层，传统财经教育的培养重点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经类国民经济从业人员。改革开放直至近年，大多高校的经管学院的主体学科基本上是以工程背景发展出来的管理学科，大致对应为国外大学工程学院中的工业工程管理学科（management in industry engineering），而国内经管学院的早期教师也基本上是由工科背景的教师转行过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则是最近十来年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
        尽管如此，现代商务管理教育理念依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缺乏与国际接轨的良好办学理念及与之配套的体制机制，使得我们培养出来的仅仅是中低层次的经济、金融和其他商学人才，普遍缺乏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能力，最后真正成为高端人才的非常少，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改革开放和驾驭全球化浪潮的需要。
        症结2：科研投入严重不足，基金学部划分缺失。这与我国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和科研资助序列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现代经济学作为商学的根源和重要理论基础，基本被划入到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科研资助体系，一直得不到充分重视（目前，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总额还不及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总额的10%，现代经济学课题的立项数再多，也是僧多粥少）。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是非常注重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经济、行为和现象，强调从假设到推理再到结论的内在逻辑，强调用数学和数理模型作为基本逻辑分析工具，强调以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实证性和自然科学性，与其他具有很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人文社会科学有很大不同。这也许是经济学和商学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且其作用得到各界公认的原因之一。
        另外，我国现有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分类体系及其科研资助序列是25年前（1986年）设立的，尽管当时添加了管理科学部，但如前所述，它并没有涵盖真正意义上的商科的全部内容，尽管有工商管理类的资助范围，但是由于评审和评议专家中国际同行的比例过低，使得评价体系迥异，大多商学和现代经济学学科方面的海外归国人员很难拿到资助。即便如此，以面上项目为例，无论立项数还是资助金额，管理科学部在所有七个科学部中都居于末位，占比均不到5%。这与商学和经济学的人才培养规模极不相称。并且，作为商学重要基础的现代经济学却被划入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学科分类体系及其科研资助序列，即使有一些课题能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总体科研投入还是严重不足。这样的学部设置已经不能反映国内商学和现代经济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学科高速变化趋势，落伍于时代的发展需要，亟待做出适应性调整。
        症结3：整体师资力量薄弱，课程体系设置落后。尽管目前经济、管理类专业几乎遍布国内每一所高等院校，但与之配套的教师队伍的建立和成长并没有很好地跟上来，普遍存在知识陈旧、研究方法落后、交流创新不足等问题。即使是国内顶尖大学的教师队伍，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比任何其他自然科学大得多。
        这当然与我国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发展才短短十多年时间，真正接受过正规现代经济学和商学教育的师资储备不足有关。缺乏一支能够在国际竞争中站得住脚的优秀教师队伍，课程体系设置的合理性及前沿性自然也难以得到保证，大多数高校的师资力量都不足以支撑开设与国际接轨的商学和现代经济学前沿、高级课程,这严重地阻碍了商学和经济学的教育、研究与应用。没有优秀的一流人才走上基层教学岗位，培养商学和经济学高层次创新人才只能是奢谈。
二、三大基本建议
        在现有环境下，我国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要取得大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积极务实而灵活高效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破除上述这些突出症结，就此提出三条建议措施：
        建议1：将作为商学重要基础的现代经济学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序列中分离出来，与商学一道纳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序列中去，按国际标准建设商学和现代经济学学科。
        一个极具示范性和必要性的可行改革举措是，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现有的管理科学部，扩充为经济与商学科学部（或经济与管理科学部），以避免其由于归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担心意识形态的干扰，得不到应有的高度重视，这也是借鉴了“千人计划”的学科分组评审办法。如果担心这样的调整幅度过大，退而求其次，可以将管理科学部扩充为商学科学部，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将现代经济学单列资助。
        总之，无论将现代经济学归入哪个体系，都应该更加重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像任何一个学科一样，一个没有理论基础的商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培养理论基础扎实的商科、经济学科和其他方面的人才，国家建设就没有高水平人才可用，长此以往，国家的兴旺发达从何谈起，最终将会受制于人。
        建议2：加大对于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科研的支持力度，扩大受资助范围和人数，并在科研评审中大幅增加国际同行评议的比重。
        商学和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必然是建立在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这离不开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这也是扭转学生规模近四分之一，而研究投入却处于边缘地位的极不对称现象的需要。近些年来，国内许多一流高校引进的大批高层次的海归教师，但由于学科划分的不合理，基本上处于非国际标准同行评审状态，致使大部分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方面的海归优秀人才的前沿重大课题拿不到资助，这非常不利于真正地留得住和用得好海外高层次人才。为此，应该在有关科研项目特别是国家级课题申请的会议评审环节，大幅增加国际同行评议的比重。
        建议3：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力度和本土师资培训力度，整合政府、高校、社会等多方面资源，打造与国际接轨的高层次师资队伍集聚和人才培养平台。
        目前，尽管一些地区和高校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不免存在零星分散、各自为战的现象，缺乏国家层面的指导和引导。笔者就此提出3点具体建议：
        （1）依托“千人计划”这样的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更多地引进一批商学和经济学教育领域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海外学术领军人物。
        如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领军人物的办学理念、学术水平、眼光视野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学科、学院乃至学校的整体建设水平。目前，“千人计划”在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领域内引进的领军人物相对较少，短期看引进这类人才没有直接引进行业创新创业人才见效快，但教育是有外部性的，长远看投资收益会更大，有助于带动国内同类教育领域内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等，真正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规律和运行机制实行全方位的教育改革。
        （2）依托重点高校的商学和现代经济学优势学科，面向全国高校同类师资，举办各种形式和时间长短不一的高层次师资培训班，国家给予常规性的项目经费投入。
        根据需要，培训时间可长可短。短至一个月左右的高强度暑期课程进修或培训班，长至一到两年的全脱产回炉深造，授予学位。当一个训练有素的教师回到所在学校，就会将商学和经济学教育理念和前沿知识贯彻到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管理等一系列过程中，受益的就不仅仅只是教师本人，而是成百上千个学生。
        （3）设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高层次商学人才培养基地，聘请一批国际名校一流师资授课，培养掌握现代商学和经济学前沿理论、技术、工具和方法，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惯例，精于本土化运作的与国际接轨的大批高端人才。
        高层次商学人才培养基地可以新建。当然，为了节省成本和见效快，可以将国际化办学，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海归教师多的学校作为培养基地，采用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学校共建的方式进行，培养高层次商学人才，有重点地对高校教师、政府公务员、行业精英等进行培训。这将是一个具有极大正外部效应的战略性举措，有助于形成对国内传统高校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有力竞争和补充提升，推动国内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作为上述建议的一个成功实例，我们上海财大近5、6年来，以世界一流商学院和经济学院系作为参照系，充分考虑中国国情，通过大批引进海归优秀人才，加强学科建设和改革课程体系，狠抓教学和科研，实行了全方位的教育改革。为此，学校先后引进多达7位的海外著名华人经济学者担任体制内实聘院长，并大规模引进海外知名大学博士，使得在全校教师中海归博士的比例为19%左右，近五分之一，笔者所担任院长的经济学院更引进了近40名海归博士，达到55%左右，率先实践了国家重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发展战略。
        短短几年间，学校在商学和现代经济学方面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学生就业留学、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特别是从国际研究成果看，经济学院基本达到了北美五十名左右研究型大学经济学院（系）的水平。同时，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即依托强大海归师资阵容，自发三年来连年举办现代经济学暑期师资进修班，按照北美前20名研究型大学的现代经济学课程体系和标准授课，已有130多所高校的近500名教师接受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