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首先我们谈一些误区。我觉得无论怎么肯定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就都不为过，确实，这是世界发展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一个奇迹。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中国就从一个极度贫困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可能再用十多年的时间，就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觉得多极的可能性比两极的可能性要小，今后的两极就是美国和中国。
    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马上面临着从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到创新驱动阶段的转变，也就是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转变。很多国家这个转变都不成功，社会经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有些国家成功了，像日本、韩国等。
    现在总是谈经济结构调整，我认为这方面是小问题，最重要的是谈社会发展方式的结构调整。由于取得了一些成绩，有些人就沾沾自喜，把中国的成功归功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治理及政治权力结构，提出了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他们提出的这种“中国模式”有两个根本特征，一是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二是国有经济作为主导。
    由于中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然后又归功于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我们看到的政策和现象就是不断弱化“放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型的改革。我在中组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在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大会发言中都谈到，中国政府政策中最大的功绩、经验可以用两个字总结出来：“放”和“开”，就是对内放开的松绑放权型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改革，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有“中国模式”吗，还是“中国路径”？是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制度安排？所谓模式应该是相对稳定成熟，具有推广价值的发展模式。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是没有“中国模式”的，从三个方面可以解释：第一，目标的一致性；第二，初始条件的差异性；第三，经济发展的共同性。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和今后的发展方向，跟我们所追求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没有大的差别。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明确地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一，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定下来的这么一个宏伟的远景目标，以我们现在的社会状态来看，离目标还相差得很远，无法形成一个标准的中国模式。按照和谐社会六大特征的定义，我们一个个来看，现在的民主健全了吗？法治完善了吗？公平正义没有改善余地了吗？我看我们的社会离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还差得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做得非常不够。从终极目标来看，现在也相差得很远，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非洲国家，不可能无视另外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不一样，必须要有中国的道路，充分考虑自己国家的情况。所以从目标相同性来说，看不出来有所谓的中国模式。
    第二，经济学家谈的是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情，中国的发展方式、制度创新也必须要考虑到约束条件，这就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初始禀赋条件。每一个国家、地区都不一样，所以说，不可能完全地照搬另外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就是完全照搬改革的方式、方法，改革的效果也不一样。
    为什么中国要采用渐进式的改革，苏联、俄罗斯要用激进式的，都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有一定的道理，都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如果不考虑这些初始条件，一味地照搬别人的经验，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尽管目标相同，但是路径不同，这就是差异，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特色、约束条件，对于转型来说，只有路径的不同。
    第三，我们取得的成就真的是政府完全主导的吗？不是，恰恰相反，是政府不断松绑放权的结果。中国的改革最重要的政府措施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放开的改革，也就是松绑放权型的改革。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思想水平还不高，在常规性的情况下首先考虑个人的利益，这也没办法，就像司马迁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毛主席非常伟大，他是伟大的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战略家，很好的管理者，对老百姓也很好，到现在还有很多老百姓崇敬他。我就是生活在文化大革命的红小兵，毛主席名著很多都背得下来，很多时候都能指导生活和工作。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甚至中国几千年都难得一遇的人物，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中国的经济带向崩溃的边缘呢？他就是在理性假设这方面，犯了致命性的错误，认为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一味地想通过政治思想工作运动改造人的思想。
    邓小平看清楚了理性假设这一点，从社会主义阶段退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发家致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生产责任制到市场经济，短短的三十多年，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有人说利己性假设是理性假设，我说不是，这是最大的客观现实。什么时候这个理性假设或者客观现实不存在了，就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一天了。毛主席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只能慢慢来，而且很可能是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
    所以要承认经济自由选择，市场竞争机制，包括国企民企之间、地方之间、内资外资之间的竞争，竞争产生效益。学经济学的知道有一个“经济核”定理，这个定理不仅包括凸性假设、连续性假设、单调性假设，参与人数很多假设，其实还有很深刻的思想：在理性假设下，即在思想水平不高的假设下，只要给人们两样东西——自由和竞争，而不考虑任何制度安排，所导致的配置结果（称之为经济核）就是市场竞争均衡。“经济核”定理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给了老百姓自由，引用了竞争机制，咱们国家的经济就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经济能不能够良好发展的基本条件，几乎是被国内外、古今中外反复证明的东西。
    因此，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因为目标相同，采取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也相同。但为什么会让很多人陷入这个误区？包括我去年上半年在长江商学院给EMBA上课，有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在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田教授你讲得都很好，但有一点我不同意，政府在整个中国经济里面发挥主要作用，比如说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没有政府救市怎么可能避免呢！实质上，他的这种想法就是误区，我们要把误区搞清楚。

三、“中国模式”的三个误区

    第一，没有区分好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过渡性安排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像一个小孩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是从无到有。大家知道，小的时候你们的父母亲对你是精心的呵护、喂养，每时每刻都在全方位地照顾你。慢慢得你长大了，父母就告诉你如何读书、识字，每天花很多时间帮助你学习、教育你，让你成长。后来这个小孩长大成人了，父母就慢慢得放手让孩子相对自由得成长，而不是还像以前那样什么都管。所以，小时候的精心呵护只是那一阶段性的特征，不是一种长期的、终极的模式。
    所谓“中国模式”，主要强调政府的干预，这在之前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有几大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正确地处理好了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政府为营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发挥了很大的主导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政府干预、主导的副作用也越来越大。
    任何一个国家、单位，甚至家庭管多了都不好，这就是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七章里说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认为用更通俗的话就是“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不管，无为而治的前提是要建立团队，政府要发挥作用，同时要建立规则，也就是基本的法律制度安排。
    第二，没有区分好常规性和非常规性情况。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就像人一下子得了重感冒，把我们传染了，如果不吃药就要死，你能不吃药吗？当然，我们那个药吃得太多，现在还在消化。现在由于存在这些误区，把宏观调控逐渐扩展到微观调控，就像心脏病发作了必须要打强心针，但是打强心针好了之后，有效果难道还要天天去打强心针吗？不是这么回事。
    当然，理性假设是有边界条件的。我经常给经济学院的学生说，从道德方面要诚信、包容、感恩和奉献。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经济学院的捐款是学校的将近一半，因为在非常规性的情况要有牺牲精神，这是动物都有的本能。任何理论、制度都有局限性，都是有边界条件的，所以我对那些藐视理论的说法很不以为然，理论就是给出边界条件，说明在什么样情况下，其结论成立或不成立。
    第三，没有区分好发展的动力和阻力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像腾空的火箭，尽管有巨大的摩擦力和阻力，但是由于动力很大，所以还是让它腾空了。但是我们没有做仔细的分析，就把动力和摩擦力混合在一起。前面讲到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是由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再到创新驱动，实际上就是要不断地放开，这是1994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所谈到的。前段时间《南风窗》的记者采访我，说你当年所说的转型的三个阶段，到现在来看，印证是成功的吗？我说就照着我所说的这个方向在走，自由化、市场化到民营化，因为民营经济是最具有创新意识的。美国创新经济是最强的，你到美国去东部和西部看是不一样的，东部全在谈政治，西部硅谷都在搞创新，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就在西部。

四、合理界定ZF、市场与社会的边界

    ZF、市场与社会之间的重构，是互相补台而不是拆台，相互补位而不是越位。现在许多现象几乎无一不可以从ZF的错位、过位、缺位来找到原因。对我们来说，一个政策如果发生偏差，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情况下让市场发挥作用呢？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说穿了，就是人们的思想境界还不高，这就是阻力，就是司马迁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所以，总的原则是：只要市场做得好就让市场去做，ZF一般不要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要间接发挥作用，如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合同的严格执行，等等。2008年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很多人说是华尔街的经理人们太贪婪了，我说他又没有违规，又没有犯法，即使把中国国有公司放进去，如果知道衍生产品能赚钱，又不违规、犯法的话，他们也会这样做。那是美国ZF、美国经济学家、美联储犯的错误，一味地强调市场经济的万能，给金融行业太多自由，而没有考虑足够的安全性和风险性。金融这个行业有很强的外部性，由于一个银行倒闭，一夜之间就可能影响到资金从充分的流动性到充分地不流动，这就是2007、2008年美国发生的情况。金融产品不光是产品、商品，同时也是一个媒介，是一个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会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的理论实实在在告诉我们，只要有外部性，一般来说它都会产生社会福利和效率的减少。
    如果市场不能做的，或者说从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其他因素考虑，不能完全由市场去做的，ZF可以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这里仍有一个原则，只要市场能做就让市场做，市场不能做就和ZF一起，或者单独地让ZF去做。那就需要界定出哪些方面市场能够做得比较好，哪些方面市场做得不太好。

（一）ZF的基本作用

    因此，首先需要把ZF的基本作用搞清楚。ZF最根本的作用就是“维护”和“服务”，具体来说，有四个基本作用。
    第一，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经济发展做不做得好，最根本来说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这是ZF的职责。我们要有国防军，防止外人侵略；要有警察，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秩序，这就是ZF的维护和国防服务。
    第二，让市场有效。不是说所有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都能发展好，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在搞市场经济，但为什么许多国家会越来越穷呢？市场经济不是充分条件，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找不到一个不走市场经济，国家从长远来看一直富强的例子。短期ZF要做一件或几件事情可以做得很好，例如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我们国家，要一次抓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是它不可能长久和全面。
    市场经济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其关键就是要合理界定ZF和市场的边界。ZF要发挥作用，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一个无ZF主义经济，不是说ZF完全不管。ZF要保证市场有效，比如说保护私有产权，即对经济自由选择权、生存权和财产权的保护。
    第三，市场不总是有效的，它有边界，市场失灵的时候ZF要发挥作用。就像几年前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时ZF救市，那时的市场已经处在一种非常规的情况下，ZF必须要发挥作用。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国际炒家大量抛售港币，同时在股市抛售股票，当时香港特区ZF做了一件非常英明的事，就是救市，你卖我就买。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海外华人学者的争论，我当时是赞成的。因为这是一种危机的情况，市场已经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所以一定要区分常规的情况和非常规的情况，不要把它们混淆。一旦稳定以后，有人说是不是一直要持有恒生银行，包括其他公司的股票，后来香港ZF又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就是把它全部卖掉，赚了几百个亿。
    如果因为在非常规的情况下ZF发挥了作用，就得到一个结论，认为ZF要继续干预经济，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ZF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发挥作用，让市场重新有效，等到市场能够正常运转的时候就要放手，所以一定要“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
    第四，ZF作为经济人有时也参与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去。世界上没有完全的私有经济，即使在美国、香港。香港是全世界经济私有化程度最高的，但是ZF拥有土地。
    有时候关系国家命脉、国际安全和稳定的方面都要考虑。当然，ZF现在把最赚钱的行业几乎全部纳入到国家安全稳定里面去了，认为土地、能源、金融都是事关国家安全的，这些实际上有很多的争议。还有一个ZF可以去做的，就是规模经济。竞争如果太分散，整个社会上就没有效率，所以，在一个地方和地区，只用一家企业来生产这个产品，美国就是这么做的。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里面，只允许一家有电力公司、能源公司。但是它有一条，定价权不归企业，而是由ZF根据一定的规则来定价。
    现在咱们的企业都是国资委的，发改委的，都由它们定价。我在长江商学院上课的时候，有些干部学员经常说我们国有企业多么有效益，赚了多少钱，每年为国家作了多少贡献。我就问了一句话：“对，你们是赚了很多钱，那是垄断定价，那我问你，如果在同等的情况下让民营企业去做，哪个更有效益？”他们都不作声了。



（二）ZF的三重角色

    根据ZF的这四个基本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第一，ZF在哪些方面可能做多了，哪些方面做得不够？第二，ZF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一个强制性的机构，也是一个经济人。
    作为一个强制性机构，国家垄断强制力有两个基本作用：对内保证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制定法律，征得税收；对外保证国家的安全，比如，通过政权、武力、军队、警察等来强制推行一些政策。
    同时，ZF又是一个经济人，因为它占有资源，雇佣劳动力，有大量的消费，同时也生产出许多物品。现在ZF作为经济人占有很大的一块，并且是一个最大的经济主体，任何一个企业也大不过国家。ZF占有资源，提供社会劳动服务和产品，追求私利，这和民营企业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但ZF又和一般的经济人有非常大的不同，它拥有行政权力而且规模往往非常大，往往能够产生垄断。所以国家一搞垄断，没有谁搞得赢它。
    因为既有行政垄断，又占有资源，ZF就出现了三种角色，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裁判员，还是运动员。如果这三种身份没有适当界定，就会发生冲突。那么，如何协调这个冲突？就是应该合理划分ZF、市场与社会的边界。
    凡是市场能做好的，如在竞争性的行业，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才需要ZF或社会发挥作用，单独或者是与市场一起去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收入不平等问题。
    从这一点也可以得出，中国ZF没有必要一味地打压房地产。房地产本来就是竞争性行业，有钱人去玩的一个东西，“居者有其房”和“居者有其所”是两回事儿。我从经济理论、数据分析等都得不到房地产有非常大的泡沫，一定要这么去打压这一结论。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高于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的增长速度。所谓泡沫就是肥皂泡一捅就破，但我们ZF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现在才开始有点松动。因为把很多企业快打死了，包括不久前温州的“温跑跑”，也造成了更多真正想买房的人反而买不起，真正需要房子的农村人口进城镇不让他买，然后有钱的人，包括温州的老板，就准备在ZF把房价打下来的时候抄底。幸好没有打下来，否则将导致房价报复性地反弹。
    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比如说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就需要ZF和社会发挥作用了。因为收入不平等将造成禀赋、机会的不平等。目前，一些长远重大战略性的事情需要ZF去做，但ZF却没有做得足够多。
    比如，义务教育还是九年。在ZF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份建议书《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石》，极力呼吁要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可惜教育部没有采纳。我非常担心今后那些文盲、半文盲，我们ZF要把他们养起来，这是巨大的财政负担，可能今后会造成像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基础教育没有普及，怎么去谈从要素驱动到效益驱动再到创新驱动呢？教育是最根本的，具有外部性，ZF必须要发挥作用。
    再比如，环保问题。环境是影响到中华民族和老百姓生存的大问题，我们现在可谓是在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从污染到治理的过程。ZF没有制定相应的激励相容的政策，长江、黄河全部面临污染危机。现在企业生产食品都加上“有机”两个字，加上后可能导致价格翻一番甚至几番，还有环保米、环保蔬菜，就是因为现在人们对食品质量都不信任了。美国花了巨大的精力和资金才重新把天空搞蓝，水搞清，可惜我们现在看到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也不采纳，ZF只是一味地强调发展，忽视其服务和维护的基本职能。ZF本来应该是有限的ZF，但现在变成一个发展型的ZF，变成一个全能的ZF。不是说我们不喜欢ZF，ZF的作用很好，但是ZF做任何事情都有内在逻辑，要遵循自然规律，就是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些内在的客观规律不能违背。
    所以，ZF实际上可能同时或单独扮演三重手的角色：
    首先是无为之手。只要市场不失灵，除了基本的角色，就不要去干预经济，也就是看不见的手。
    其次是援助之手。当市场失灵时，提供诸如社会保障制度、卫生健康制度等，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再次是掠夺之手。ZF往往利用强制力实现自身利益，比如历史上以苛捐杂税过度掠夺的例子，其结果是朝代的不断变更。ZF现在应该怎么做？就是要尽量地缩减掠夺之手，强化无为之手，多伸援助之手，这才是我们在顶层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东西。

（三）顶层设计需要做什么

    1、建立有效市场
    市场经济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那么，什么叫有效市场？所谓有效市场，就是在一个有效的市场环境下，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充分地得到发挥，也就是政府应该少管，但要确保经济人受到约束。
    政府对经济人的这种约束，至少包括三项内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合同的实施以及适当的监管。之所以需要这种约束，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是想损人利已的，如果没有规则制度的约束，经济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将互相伤害，而不是互相有利，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
    怎么样和由谁去约束或引导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可以通过三种基本制度的安排：
    第一种是强制性的治理规则，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规则。
    第二种是诱导性的激励机制（包括声誉、诚信）。由于经济人追求个人私利，信息不对称时就必须制定诱导性的激励机制，使得他们主观上为自己为个人、客观上为他人为社会努力工作。市场制度就是这样，每个人发家致富了，国家也就强大了，经济水平也就提高了。
    这里面最根本的界定是什么呢？就看信息是否容易对称。如果一个法制定出来，信息极度地不对称，执法成本则太大，这个法肯定不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什么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的原因，因为“放开”和“开放”的改革，给了老百姓更多的自由。
    对干部的评价体系也是如此。根据GDP的发展速度来评价干部是否称职，比如针对一个市的市长，一个地区的省长，经济搞上去了就可以晋升，市长、省长就有激励去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进外部的资源。完全去管理干部是无法管的，这就需要一些指标来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其根本原因就是信息不容易对称，这就是激励机制的设计，通过适当规则进行诱导。
    一个人可以做这件事和不做这件事，关键是看游戏规则的制定；一个人可以勤奋、也可以懒惰，也关键是看游戏规则的制定；一个学生努力学习和不想学习也是看基本游戏规则的制定。比如说，你天天监督学生学习，但你不可能24小时都盯着他，即使盯着他，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是否在学习？所以可以通过考试、家庭作业等方法。在我们经济学院，不但有期中考试，还有一些课堂测验，学生不知道什么时候考，那就必须要经常到堂，否则就没有这些平时成绩，最后的综合成绩肯定不好。所以，学生学不学，懒惰或者勤奋，跟基本的制度安排有关。
    第三种是最好的，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都希望的，孔子更加希望的，就是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激励，形成一种无欲则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这个确实作用非常大，革命先烈为了革命理想，即使敌人严刑拷打和将其枪毙，他也坚贞不屈。
    我们经常讲的企业文化、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理念追求，是最节省交易成本的方式。这也是一个企业要建立企业文化的原因。三流的企业才是生产产品，二流的企业是生产技术，一流的企业创新的是品牌，它的品牌形成了一种企业文化。
    以上这三种方法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晓之以理，导之以利，动之以情，分别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来实施。
    晓之以理就是道理、法理的激励。导之以利就是通过奖惩制度来激励，通过收入和工作努力程度的挂钩，比如，承包制、提成等都是一些激励机制，包括奖励、表扬。动之以情就是情感激励，信仰的一致，比如，通过感情、友情有时会解决很大的问题，像是在中国，友情就非常重要，关系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信仰和理念一致时，将会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
    这三个基本方式应该综合应用，要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何种方式的标准是由法规的重要性、信息对称的程度，监督和执法等交易成本的多少来决定的。
    这个地方我想跟国学结合起来谈一谈。所谓隔行不隔理，综合治理的思想，与国粹中医的治病机理颇有共通之处。中医治病讲求辩证施治，循序渐进，固本治源。可惜我们的领导还没有领会。中医要治病的时候，总是说先要固本，然后再治源，你身体还不太好，应该养一养以后，身体足够好的时候才动这个手术。但是我们国家几千年以来的改革和变革基本上都是推到了一个死角，没有办法，要翻了船才想到去改，往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中国上下五千年，为什么改革和变革基本上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原因就在于此。我认为成功的例子，只有邓小平同志的改革。
    当然，所有的改革和变革都是有社会进步意义的，否则不叫改革、变革，而叫动乱。并且，改革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都是好的，但是为什么不成功呢？实际上改革是非常残酷的，改革创新需要大智慧和冒巨大的风险，真正反对改革的很可能就是为这个单位作出过贡献，甚至重大贡献的好人和能人，这些人具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是或由于理念的不同，或满足于现状，认为没有改革的必要，或由于相对地位、名声、利益下降，当然也可能是改革的方式方法有问题，而可能会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反对。
    比如，商鞅变法所创立的一套行政管理机制体制沿用了两千多年，包括现在中国的行政体制里面还有很深的烙印和痕迹，具有很大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是商鞅没有树立起来势，结果得罪了贵族阶层，换了新皇帝，把他车裂了。王安石、光绪皇帝所进行的变法，结局也都一样。所以，真正反对改革的不是老百姓，大多是精英，也可能是好人，甚至是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单位、为这个民族作出了贡献的能人，所以说改革是非常难的。
    邓小平同志的改革为什么能成功呢？首先，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实，符合民心民意，符合国家的前途，也就是“明了道”；其次，他有巨大的威望，由于这么多年在军队、政府里面的威望，即使是很高层的官员都不敢反驳，所以“取了势”；最后，他正确处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方式方法对路，也就是“优了术”。所以，做成事需要综合治理，也就是“明道为本，取势为导和优术为用”。
    综合治理也是管仲的思想，管仲管理思想的核心要点就是对诸侯采取了“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的综合治理政策，使诸侯“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实际上是“拘之以利”；韬光养晦，讲政治，不要去称霸，是“结之以信”；最后才“示之以武”，流血的战争只是低级的战争，最高级的战争是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政治是一个了不起的术。
    这三种制度安排实质上正好对应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种思想。
    “晓之以理”这一制度安排类似于古代的法家思想。法家的“法制”思想对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后世一再仿效，所以就出现了百代皆行秦政，到现在我们的一些国家治理政策很多都是效仿了秦朝、商鞅、韩非子的政策。但是法家思想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只看到人们在争利夺权时的残酷，忽略了血液关系对人的感情和行为的影响。其实，任何动物都有两面性，既有残酷争夺的一面，也有舐犊之情。
    因此，如果一味地用法家的思想，采取强权，不考虑其他制度安排，这个政权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的，比如，秦始皇去世之后秦朝二十年就被推翻了。尽管每一个朝代都在采用这一基本的制度，但是还要通过其他制度安排作为辅助。
    “导之以利”这一制度安排类似于古代道家的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主张“利万物而不争”。但是，道家忽视了无为而治的两个必要条件，就是团队的建立和基本制度安排，由此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使得人们消极遁世、流于清淡、无所作为。如果既没有团队，也没有建立起制度的时候，做事就会很吃力。但如果把团队和制度都建立好，高层不管具体的事情，也能治理得很好。
    人都有个人的利益和思想，当然还要注意边界，不能什么都不管，因为所谓的口头上讲“利”不讲“利”是很容易的，但实质上不重“利”是很难的。所以，作为领导要考虑到下属的利益，没有一辈子天天给你玩命干活的员工。
    “动之以情”这一制度安排类似于古代的儒家思想。儒家的“德治”思想过分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刻意忽视了利益关系。儒家的思想在治理家庭方面比较成功，但是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就会有失偏颇。如果把一个家庭治理得好，就简单地把治理经验推衍到整个社会，可能会出问题。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有限的情况下，单纯地依靠内在的伦理规范，而外部的法律规章和激励机制付之阙如，那么市场经济将会滑向坏的市场经济。所以如果仅靠这种理论，比如毛主席一味地改造人的思想，让人民大公无私学雷锋，把一个国家经济几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制度安排的治理边界十分有限，只能慢慢地改变人们的思想觉悟。
    总之，这三个基本的制度安排所对应的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如果独尊一家，单独使用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在治理方面，应该靠的是管仲综合治理的思想。中国历史上一些贤相，像李斯、箫何、桑弘羊、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甚至是周恩来，都是从管子的治国之道中汲取的思想。
     尽管如此，管仲综合治理思想中对制度建设和法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要治好国，做成事，做大事，人们必须同时采用法规治理、激励机制、社会规范这三个基本制度安排。
    2、造就有限政府
    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有效政府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限的政府。政府的行为不能不受约束，如果政府不受约束，最多只是一个具有封建性质的法制社会，而不是现代市场的法治社会，政府就容易滥用自己的权力换取利益，所做的事情很可能会对社会不利。
    党中央提出和谐社会构建的首要特征就是民主法治，法治最好的作用就是通过法律规范来约束政府。怎样制定一个好的法律呢？那就需要民主。很多人以为民主就是搞多党制，这是一种误解。民主的最大好处是让法律尊重民意，所以，民主、法治是在一起的。怎么样保证民主？就是要分权，发挥老百姓的积极性。之所以要分权，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政府没有把资本家直接消灭掉，资本家基本上采取的是公私合营，对外国的企业也没有去剥夺，就是限制资源要素，到最后它们都没办法发展。也就是说，只要政府干预太多，私营经济就无法活下来。但是只要有政府干预，关系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关系在美国也有，叫公关。
    “公关”可以用两个词组来定义它：第一个是关系，首先是要建立一种信任，儒家的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社会规范很大程度上就是信任。第二个是利益，无论你想为人民币服务，还是要为人民服务，把事情做成，都要搞好关系。凡是在经济干预太多的地方，因为政治法律需要变通，那就要找关系，开后门，规避法规和政策。所以规定得太多、太细，人们想要赚钱就要去行贿。
    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如果没有关系能当房地产开发商吗？很难，至少在早期是这样的。中国的富翁绝大部分是在房地产开发领域。房地产这个行业其实有很大的问题，不是价格高不高的问题，而是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是空置房的问题，是造成贫富差别巨大的问题。所以，房地产需要从供给、需求、税制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因此，政府的管制宜粗不宜细，管得越多效益越低，造成的腐败也会越多。我们经常说要提高干部素质，提高只是一个方面——晓之以理，其中更重要的是要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本来市场应该发挥作用的让市场去发挥，降低干部犯错误的可能性，这也是保护干部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3、构建和谐社会
    只谈经济发展是不行的，还要注重和谐社会的构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先后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社会体制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位置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至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才明确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并首次写入了许多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心态”等，这些概念都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财大的张学良老师在《文汇报》发表一篇文章，阐述上海改革顶层设计的内涵，我看了之后觉得很好，核心思想就是综合治理，统筹兼顾，全面系统，不能光考虑经济因素。这实际上跟孙子的思想很契合，《孙子兵法》中最佳就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所以不要轻易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那是野蛮人做的事，也是孙子认为最下的决策。尽管他谈的是兵法，但完全可以用到管理上来。
    所以，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综合运用三个基本制度安排：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三者要共同推进。和谐社会归根到底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满足度，幸福感。
    4、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现代社会大家的幸福感下降，收入高的地方幸福感却在下降，为什么呢？幸福指数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第一，物质因素，如收入水平的差别，如果收入水平差别太大，尽管改革开放以前我没有饭吃，现在我有饭吃有肉吃，但是你更富了，你都买大房子，我还住小房子，这种物质因素的攀比造成了幸福感下降。
    第二，精神因素，如事业成就感、工作压力、失业、休闲时间、朋友情感、家庭和谐、身体状况等。
    第三，社会政治因素，如社会公平、政治稳定、民主权利等。
    所以，幸福感主要来自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的构建实际上跟人们的幸福感提高有很大关系。为什么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就是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感下降。经济学认为，原因就是一味地追求GDP，只考虑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
    尽管人们的收入上升了，但不少人仍然感觉幸福感在下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机会不公和收入差别过大，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所造成的。明明自己拥有同样的能力，却得不到同样的机会和同样的回报，而有人却通过不公平的机会和不规范的手段取得巨额财富。在主流经济学绝大多数研究中，只是将收入作为衡量幸福度的唯一指标。事实上，在收入这一块，人们有一个攀比心理。所以，尽管你得到了好处，但由于你的相对收入下降，你的成就感、社会地位感会下降，从而导致反对改革。
    那么，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物质要有，非物质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也要跟上，只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都不断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才会随着社会的增长而上升，这又是一个综合治理的思想。
    总之，中国要真正改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向创新驱动阶段迈进，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理清改革方向，继续保持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凝聚改革的共识与内生动力，切实有效地推进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
    5、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
    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要有一个有效政府的必要条件是有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有限就是恰当，少了不行，前面说了政府好多地方应该发挥作用的却没有做好，比如教育、环保、公共卫生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这几个方面加起来投入的财政比例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创新型国家，中等收入以上国家这方面的财政比例都占了50%以上。
    因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型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政府最根本的本质就是服务和维护。
    在此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反对早期政府的干预，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政府的干预，政府主导经济都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应该逐步放手。这个话如果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讲是错的，但现在讲就可能正确了，因为我们早期的初始禀赋非常低，必须首先是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后富，然后达到均富。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提出“三个面向”，即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虽说是针对教育，实际上是针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我们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建立起了市场经济，要继续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面向世界和现代化发展，政府就不能主导经济，过度干预经济。未来是靠创新来驱动的。同时，未来由单极到多极，是强国之间的竞争，我们要有竞争力，就必须要发挥每个人、每个企业的主观能动性。
    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就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块是市场机制失灵，对此，政府也必须发挥作用，这是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部分，它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起点。
    因此，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力度，而不是搞建设甚至牟利，这才是政府的本质。在考量政府绩效的时候，单单依靠GDP指标是不全面的，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应成为硬约束，这就要求政府要少伸“掠夺之手”，多伸“援助之手”，采用“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最大化社会经济福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革政绩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平稳较快发展，最终构建成和谐社会。
    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也就是民主法治问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喻意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给老百姓自由；其次导之以利，给大家一些利益；其次加以道德教化，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再次用规定加以约束，制度法规进行惩罚；最坏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这就是对制度的安排什么要向有限政府转型的解释。我们财政收入每年20%、30%的涨，老百姓的国民收入涨幅只有10%。美国一直到1913年，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上都成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之后才开始征税，咱们很多年前就开始征个人所得税，2010年个税收入近五千亿。去年国家出台的一个政策我很支持，把个税起点提高了3000元，我认为提高到1万都可以。
    中国要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还必须进一步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是行政体制的改革，这应该成为未来3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议程，是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和现代化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