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成功 框架成型促发展
    在开始的几年中，我并没有非常深度地参与学会的运作，而是一门心思地放在学习和学术上。1987年7月底，我来到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当“终身轨”(tenure track)助理教授。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前，我没有非常积极地参与学会、讲学和其它学术活动，即使是系里的行政事务活动也很少参与，除非被系主任点到头上。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想尽量减少自己拿不到终身教职的风险，另外一方面是我本人行事方式所然。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具有不确定性，突发事件或自己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可能会随时发生，我不愿把任何事情放在最后一刻才去做。所以，我在毕业的头几年很少参加影响我写文章的其它活动，一心一意的写论文。
    1991年，在我拿到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后，去参加当年的CES年会时，学会一些老会员、老朋友对我说，学会已成立6年了，你还没有怎么正式为学会服务过，现在你已经拿到终身教职了，你这次应该站出来，为学会服务。当时我想，我自己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老会员了，从1985年参加成立大会时起，就是学会会员，现在应该是为学会和大家做一点工作的时候了。
    于是，在这次年会上我被选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1991-1992届别的会长，并组建了第六届理事会。我们那一届的理事会实力很强。易纲是当时学会的副会长，赵海英、张帆和前任会长陈平都是理事会成员，他们和其他理事会成员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想把学会办得更上一层楼。我们知道，目前易纲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赵海英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平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认为，要做成事，做大事，一定要有大局观和长远目标。我们这届理事会在一起合作的很好，大家做事既有想法又有执行力，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做了许多事情，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学会活动，新立了许多项目，有的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我认为，这一时期可能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更上一个台阶，大发展和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当然，我们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无疑是在前几届理事会的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取得的。
    当时我接手后面对的首要难题就是，学生组织的发展定位使得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学术方面。所以，在这期间，我们在提高学会的学术地位、扩大学会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力、在国内进行普及经济学教育、加强学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增加学会财源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方针、策略和步骤。这些措施加速了学会的发展，使得学会迅速从学生组织走向成熟的专业学术组织，并获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具体来说，在提高学会的学术地位、扩大学会的影响、增强学会的专业学术性、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增加学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方面，第六届理事会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在第六届理事会和许多会员的努力和游说下，CES在1992年2月被正式接纳为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ASSA)的团体会员。美国社会科学团体协会是一个以美国经济学会为主、具有几十个分会的学术组织，每个分会都与经济学或金融学有关。美国经济学会是它最大的一个分会。之所以有这一举措，一是因为到1991底时，许多会员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取得了教职和研究职，学会的水准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二是我们那届理事会考虑到学会要获得更大的发展，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要完成从一个留学生学术团体到专业学术团体的转变，学会就应争取加入ASSA。
    这样，推动经济学会加入ASSA就成为广大会员的一大愿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学会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ASSA，并且在每年年初的美国社会科学团体协会年会上，我们经济学会都要举办几个有关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改革的专题讨论，其中一个是和美国经济学会共同举办，这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经济学会在国际上学术界的影响力。这不仅标志着经济学会已经由一个略显生涩的学生组织，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专业学术团体组织，它也标志着学术所做的工作已经得到了美国学术界同行的承认，并在竞争激烈的学术界获得了一席之地，为学会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权威团体奠定了基础。  
    第二，我们那届理事会组织出版了国内第一套系统介绍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本），由我和易纲主编。丛书自1991年下半年就开始由我负责筹备编辑，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们预感到中国将会掀起一场经济市场化改革大潮。我们发现国内民众对什么是市场经济很不了解。于是我们就加快了编写进程，组织了易纲、海闻、贝多广、尹尊声等在海外留学的学会会员及林少宫、李楚霖、茅于轼等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用通俗的语言编写了14本关于市场经济学的普及丛书，其中包括我和张帆合著的《大众市场经济学》。并且，每本书都有两名专家作为匿名审稿人对其进行评审，由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各书的第二稿于1993年5月完成。
    1992年中共14大召开，中国正式决定搞市场经济，这套丛书正好赶上这个时机。1993年10月，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后立刻风靡海内外，几乎所有国家级报刊、电视台及广播电台都为此发了出版消息或书评。此套兼具理论性、系统性、知识性、通俗性和实用性的丛书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誉，首开了出版由海外中国学者编撰大型成套通俗理论读物的先河，引起了出版界、理论界、教育界、学术界、工商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还制作了专题节目介绍此套丛书。当时我们在北京、上海、武汉各开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闻发布会，李铁映、陈至立、汪道涵等许多领导和新闻媒体都参加了发布会。我们给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及大专院校赠送了这套书，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在1994年连获四个国家级、地区级图书大奖：国家级图书专业大奖——“中国图书奖”；由共青团中央、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及新闻出版署四个中央级单位联合组织评发的国家级大奖——“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及“上海市优秀图书(1991-1993.10)一等奖。据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昕先生告知，一套图书一年内连获如此多国家、地区级大奖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先例。此套丛书在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发行无疑对广大民众了解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也大大地提高了学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三，我们对学会的学术刊物《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CER）的稳定和扩大发行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那时，学会期刊奄奄一息，几乎处于停刊的边缘，没有任何规范可言，个别人为了当期刊主编争得很厉害。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结局可想而知。为此，我们那届理事会希望将学会所办英文期刊的管理更规范化和制度化，从而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制定通过了期刊主编的任命和任期制度，期刊发行的具体规则，对会员订约CER的补助制度等等，并任命Bruce Reynolds为CER的主编，以及和美国一家出版社签订了期刊出版发行合同，当时的合同文本是我亲自起草并征询理事会和学会成员意见定稿的。时至今日，《中国经济评论》已经非常稳固，团队和制度都比较成熟，成为国际知名的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权威期刊之一。
    第四，为了扩大学会在国内的学术影响，我们这届理事会开始策划、联系在大陆举办学术会议。当时，我们积极争取在国内和某个单位联合举办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找的合作对象是中国科协。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有实现。随后，在易纲为会长的下一届理事会的继续努力下，又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终于实现了在国内举办学术研讨会的愿望。1993年与中国海南省经济发展研究院合作，在海口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国内的学术会议。从此以后，留美经济学会每年都在国内联合举办一次研讨会，从未中断过，使得经济学会在国内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图表1: 1993年以来历届CES年会的主题

   

    2006年7月，我担任院长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联合主办了当年的CES年会，年会主题为“中国经济和谐发展：效率、公平与法治”，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等部委领导及海内外众多著名经济学家、法学家与会，会议规模达400人以上。
    第五，为了进一步在国内推广现代经济学教育，我们那届理事会制定了一项资助政策，每年派会员回国讲课，由学会资助他们人均2000美元。这项政策如同一个教育的播种机，对于现代经济学在国内大学的推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由于政策限制，经济学会无法从国内获得经费资助，所以这笔经费及学会的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是福特基金会等国际上的公益性基金组织。为了解决学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同时守住底线，我们当时还专门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不排斥任何外部的经费资助，但是不接受任何附加条件。
此外，为了扩大学会在台湾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我们这届理事会还开始策划组团去台湾参观考察，后来又去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

回归祖国 责任使命唤创新
    根据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章程，CES的宗旨在于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鼓励中外学术交流和发展现代经济学教育。早期学会会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改革的作用有限，停留在局外状态，鲜有深入中国体制内进行直接改革的。直到1994年成立了由学会会员、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教授担任首任主任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开了规模引进海归经济学教师，系统传授现代经济学的先河，海闻会长、易纲会长都是中心的创始人。自此开始，一批又一批的CES会员逐步回到国内，为政为学，从教从研，承担起新的责任和新的使命，    成为中国改革这场大变革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
近些年来，钱颖一会长、洪永淼会长、陈爱民会长等包括我本人在国内高校校院一级担任领导工作，也在推动中国经济学和商学教育科研改革阵地上作出各自的努力，还有很多会长、成员也都在中国的教育一线工作。这种早期的自发的回归热忱，具有很大的奉献精神和前瞻性。时至今日，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已经成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已经有不少CES会员成为国家“千人计划”的一员。
    我本人是于2004年7月受聘出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求实创新、打造一流”的发展战略，筹划“经济学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围绕“打造一流师资、强化学术研究、深化教学改革、狠抓学风教风、严化教师考核、规范行政管理”等六项主要工作实施全方位、多层次、高起点的经济学教育改革系统工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成效的不断显现，上海财大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引起了国内外教育界的广泛关注。“经济学创新平台”建设项目成为教育部、财政部、国务院学位办联合立项的国家重点教育改革专门项目，得到教育部、财政部专项资金以及上海市配套资金的大力支持。2006年底，“经济学创新平台”作为首创被上升为一项国家长期性的制度安排——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后者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们的这场改革是对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教育的“四个着力”要求的富有前瞻性的生动实践。
    随后，我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扩展到金融、管理、统计等学科，哥伦比亚大学王能教授、佛罗里达大学艾春荣教授、杜克大学牛铭实教授、南加州大学谭国富教授相继受聘为金融学院院长（前任为康奈尔大学黄明教授）、统计与管理学院院长、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前任为托莱多大学张欣教授）和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海外院长利用国际上成熟的人才市场和招聘渠道，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标准和程序，成批量、成建制地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著名大学引进了150多位优秀青年博士，形成了人才的滚雪球效应和网络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所确立的“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二十四字方针，简直就是对我校人才发展工作的一个最好的总结。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CES会长和会员也回到国内，步入政坛，在经济、金融等领域发挥自己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比如，易纲会长、方星海会长正在中央和上海的金融领域担任领导工作，朱民教授也于近两年中完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顾问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的三级跳。但是，我有一点担心的是，尽管我们的CES会员在中国政府、教育等部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我们CES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和智囊团的影响力却有弱化的趋势，在国内的意见市场上没有什么大的话语权。时移世易，今天的形势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跳脱旧有的不合时宜的发展思路，趟出一条创新的发展路径？我认为，这是CES下一步发展需要认真思考的。
    当前，由于中国模式迷思的广泛存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又进入一次大的思想交锋。由于一些思想和理论上的误区，中国经济正面临改革方向何去何从的问题：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改革，抓大放小，无为而治，让市场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还是继续让政府统御市场，主导经济发展，让政府发挥更多的作用？那么，我们CES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呢？能够作出怎样的贡献呢？作为经济学家特别是CES一员的经济学家，我们应该敢于为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谏言。由此，这里我想谈谈我们CES及其会员应尽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与大家共勉！
    首先，我们应该有一种使命感。使命感，是CES发展的原始动力。我们每个会员基本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受惠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国策才得以负笈海外，实现人生轨迹的改变和跃迁，大家都怀有一颗热爱祖国、报效祖国之心，有一种希望中国尽快振兴的强烈使命感。如前所述，我们CES会员特别是我们这些上世纪80年代前期留学美国的一批人，对推进中国经济改革有着独特的优势。一方面，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和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对中国现实国情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接受过国外大学现代经济学的严谨扎实训练，对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有着切身经历和体会。我们创立CES这个学术组织，就是希望在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关键的时候，能够站出来发挥CES的智库作用和影响力，为改革继续沿着市场导向前行提供思想理论支撑。实际上，我们在国内高校进行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学的规范化、国际化和现代化，也是一种参与和推进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和途径。
    其次，我们应该有一种独立性。独立性，也就是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境界及学术观点的公立性，是CES发展的立身之本。我们每个会员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独立性。保持独立性并非易事，很多时候很多人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个人私利掺杂到公共事务的意见评判中去，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在涉及改革议程和公共议题方面，我们应该超越个人的特殊情境，排除个人私利的干扰，追求和持守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目标、价值和立场。具体到中国的改革情境，这种目标、价值和立场应该指向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路向，从而形成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现代强国。
    再次，我们应该有一种责任心。责任心，是CES发展的内在保障。由于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都有其边界条件，需要充分注意其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不能夸大其作用，不分对象、时间地点滥用，如果盲目运用拿社会本身去做试验，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们经济学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建言时一定要严谨再严谨，严肃再严肃，不要当媒体经济学家，追求媒体的光环，哗众取宠。我们经济学家也不是算命先生，在分析经济问题时，而应该采用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方法：首先对想要解决问题的有关情景（经济环境，形势，和现状）作充分了解和刻画，弄清问题所在和成因，然后有针对性地正确运用恰当的经济理论，得出科学的内在逻辑结论，并据此作出科学的预测和推断。
    正所谓“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对现代经济学的应用，同样需要注意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环境的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客观现实环境，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地应用现代经济学中一些基本原理和理论结果，以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透彻地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并据此提出具有可操作行、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中国之痛的鸦片战争171年来，这一精神无时无刻不激励着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和崛起的伟大梦想而上下求索，如何才能让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如何才能让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间，我们走了许多的弯路，经历了四次最主要的变革：从洋务运动阶段到民主革命阶段，再到继而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阶段，直到改革开放阶段中国才真正改变了积贫积弱、闭关自守的局面，实现繁荣富强、开放兼容的跨越。

    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和崛起，更没有我们留美经济学会。在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中，我们CES责无旁贷，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打造一流的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长治久安贡献智慧和力量。

强顶小强，经济学教育改革力度更大点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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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老师，曾经上过你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