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先生4月12日在华中科技大学明确提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但在笔者看来，许院士所说不过是些常识而已。中国没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只有世界一流的流氓，这难道是什么新闻吗？许智宏只是说了大实话而已。

我所真正关心的是许智宏先生接下来的一个表态，他说：“一流大学是拿钱堆出来的。”

自然，按照许智宏先生所信仰的“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倘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则许智宏先生认为：“一流大学是拿钱堆出来的”，也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是，对于一间大学而言，是不是有了钱，就能够办成“世界一流”了呢？国外的情况暂且不说，但考诸一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我看就不能这样草率地妄下结论。不仅如此，对于一间大学而言，有时清贫一些，反倒更有可能办成真正令世界尊重的名大学。

这方面的例子一是当年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开始后，由流亡到云南的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一所临时性大学。当时，正值强敌入侵，国步维艰之时，国家对于大学教育的投入可谓捉襟见肘。然而，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缺少“孔方兄”的情况下，西南联合大学却在昆明办得虎虎有生气，培养出了李政道、杨振宁等国际知名的好学生，蔚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和佳话。

另一个例子是抗日战争期间由竺可桢领导下的浙江大学。当时，由于日寇进逼，竺可桢校长率领浙江大学师生，从沿海内迁，最后在贵州的遵义小城落地。面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危局，此时的浙江大学是谈不上有什么好的“钱”程的。但正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浙江大学的师生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使这流亡在内地的八年时间成为“浙江大学历史上收获最大、成果最多的时候”，以至于当时来访问的李约瑟博士把这个时期的浙江大学叫做“东方的剑桥”。

综合起来看，西南联合大学也好，抗战时期流亡在外的浙江大学也好，他们之所以在物质极为匮乏、办学条件甚为艰苦的条件下把大学办出了水平、办出了名气，所依靠的一是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和气节；二是“大学自治”、殊少干预的外部体制；三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海纳百川的办学方针。正是凭借这三者，两间临时性的大学才克服了物质方面的贫困，成为精神上的贵族，从而响誉世界，赢得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广泛赞许。

与这两间大学相比，遍数当今中国的一千多所高校，哪一所的物质基础，恐怕都要比当年的他们好出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客观上说，我们这一千多所大学中间，又有哪一所大学取得了堪与这两所大学比一比的辉煌成就，真正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尊重和赞许了呢？由此可见，办好一间好大学，固然离不开充足的资金，但这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还得去从大学精神、外部体制、办学氛围等方面去寻找。换言之，当前国内名校所最缺乏的并不是“钱”，而恰恰是后者。这也是中国现在之所以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因此，要想真正办出一两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来，光在雄厚的资金，雄伟的大楼，先进的设备等方面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要办出好的大学，不妨向当年的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取点真经，这才是人间正道。

文：周英杰 转自：http://yingjiesixiang.blog.sohu.com/1485067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