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成本因素的变化。
    沉默因素导致产品的价格上涨是个经济活动中的基本现象，当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时，粮食产品的价格也会提高，房地产也是如此。
    土地的价格在提高，钢材、水泥等建材的价格也在提高，使用的新材料提高了质量的同时价格也在提高，连工人的工资也在提高，最终的产品——房子的价格自然也会是上涨的。总不能购买者的收入在提高时，让生产者的工资收入下降吧。
    重要的是中国浪费了三十年低成本实现城市化发展的最终时机，如今不得不承受高成本城市化的现实。在石油每桶2美元时我们失去了机会，只好在大多数国家已在低成本时就实现了高城市化率的竞争中挣扎。煤、铁矿石的低价时代已不会再来了，正视这个成本加速增长的现实，就必须容忍不动产价格的上涨。

七、不动产的多重功能作用。
    从历史的经济周期看，不动产是几乎所有产品中抗通胀能力最强，保值率最高的产品，许多人会在住、用的同时用房屋作为财富保值的工具，使住房在居住之外增加了许多其他的功能。
    在所有的商品能用于起到金融杠杆作用的融资工具中，住房也是可抵押性最强、抵押率最高和最容易变现的。同时还是数额巨大、ZF法律支持和允许的、有清楚的产权制度保护并且是难以作假的。
    这种融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帮助消费，也可以有助于提供投资、生产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未来的收入流和消费能力变成今天的投资能力和实现消费的。
    正因为多重功能的作用同时集于一身，因此增加了民众对住房的偏好，特别是供不应求让升值的预期长期并稳定，更促成了价格的上涨。

八、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中国的历史一直给社会一种成家立业要先置恒产的观念。山西的大院就正式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从零开始的置业到逐步具备规模的大院，让人们安心和后顾无忧。
    同时将遗产留给后人的文化，从历代皇帝传江山开始演变为民间的一种潜意识。没有遗产税，让这种传承的文化成为现代大多数老年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对年轻的一代则成为没有私有住房的财富作为生活安全的保障就无法成家立业，让祖孙几代人共同为置业而奋斗。
    现代的农村也同样，第一桶金大多不是用于再生产的投入，而是首先用于满足居住改善与扩张的需求，哪怕还有吃穿的困难也要先盖房。产的概念已超越了现实生活的能力，但却无法改变这种观念的存在。

九、精神上的一种追求。
    支撑和维系这种传统文化的恰恰是生活对比中的精神需求。租被看成是一种无能和耻辱。其实房改之前全社会不都是在租房住吗？但那时是制度让人们无法拥有财产的权利，一旦这张网被撕破之后，潮涌般的爆发出了一股置产热的力量，让社会与市场在毫无准备之中被冲得七零八落。
    于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人口普查中发现：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私有化率最高，整体的住房私有化率中的高低与收入的高低成反比，反而是最高收入阶层的住房私有化率最低。同样的反比则反映在租房上，最高收入阶层的租房比重反而是最高的。
    这正是生活的对比中高收入不再为自己的生活地位与消费能力发愁，有没有祖产不是最重要的，生活质量的好坏是最重要的。反之，最缺少精神需求的低收入人群则不得不靠拥有住房财产来保住尊严与地位。
    正是这种对比中的作用让人们在实物财富的拥有中和精神需求上形成了反差。开着一辆小拉达车的年轻人会对奔驰车表示赞赏，并看不起电动摩托车。同样拥有住房的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则不愿嫁给只有拉达车而无住房的对象，互补中的精神与物质的追求中，更多的人会以拥有住房资产而骄傲，甚至看不起那些租用住房而追求高生活质量的大款们。
    住房在这种精神回家的追求中成为可靠的港湾，也变成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价格则伴随着这种精神的需求而不断上涨。

十、不可忽略的收入增长。
    几乎全社会听到的都是中国高房价的怨声载道，更培育出了无数的泡沫梦幻。既有人用不正确的计算方式中的房价收入比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的泡沫，也有人用房价租售比来证明这个泡沫将要破裂，但却从来没有人承认房价的增长幅度与数倍远远小于收入增长的幅度与倍数。
    如果用价格与收入的同比计算，1998年房改货币化时的全国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只有1854元/平方米，同样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25元/年，家庭平均为3.16人/户，则家庭年收入为17143元/年，一年的收入可以购买当年的商品房为9.5平方米，8年约购买74平方米的住房。全国1998年的住房中位数面积为62平方米，则房价收入比在1：7以下，也就是说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在1：6以下，少数地区的房价收入比在1：8左右（因为收入合理应用中位数，房价也应用中位数价格，则全国的平均房价收入比都在1：6以下）。
    今天2009年的全国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为4445元/平方米，同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年，家庭平均为2.96人/户，则家庭年收入为50838元/年，一年的收入可以购买当年的商品房为11.44平方米，全国的住房面积中位数约为68平方米，则8年的收入可以购买91.5平方米的商品房，6年的收入正好购买68平方米。房价收入比都平均在1:6之内，换成中位数技术，则仍是绝大多数地区房价收入比在1：6之下。
    再看各自的增长情况，房价从1854元/平方米增长到4445元/平方米，增长了1.39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5425元/年增长到17175元/年，增长了2.16倍，很明显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了房价的增长。
    问题只在于平均数中只反映了一种统计中的对比情况，实际的生活中则一部分人大大的高于平均收入，而另一部分人则大大的低于平均收入，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人可以用更高的价格、更大的面积改善居住条件，而另一些人则只能靠ZF的保障解决住房问题。恰恰是略低于活略高于平均收入的一群人，既不能纳入ZF的保障范围之内，又没有充分的能力可以任意的选择消费，但又有较高的消费欲望，于是成了被美誉为夹心层的一群，也成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也要攻击房价与社会的主力。
    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商品房住房生产量每年仅有500万套上下，按城市现有家庭户数计算大约只占2.5%（城市人口约6.07亿，2亿多户），只能优先满足那些收入高于平均值的家庭，只有当供给量大量增长时，才能用不同的产品覆盖更大的受益群体。
    因此在收入的增长中，特别是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快速增长中，房价也就停不下上涨的脚步。试想能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停下收入增长的脚步吗？试想能在资产价格的增长中停下土地价格增长的脚步吗？除了扩大供给之外，缺少供求平衡的条件时，房价只好承担更多的上涨压力了。中国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的政策只会提高民众收入增长的速度。
    也许还能举出更多的理由来说明房价必然上涨的原因，但只希望房价上涨的速度不要过快，不要超过了收入增长的条件。
    我同样可以举出许多房价会下跌的理由，但至少目前这些国际上曾经出现的让房价暴跌的理由尚未在中国出现。
    如果经济的下滑、房贷中的高杠杆率（中国一次性付款购房的比重超过了50%，贷款只占全部销售额的19%），人口的下降、家庭分裂速度的下降（这些大约都在2020年之后才开始），如果ZF投入的减少、货币的高速升值（日本当年升值了4倍多），以及大量失业导致的收入减少、城市化率的减速等等。
    而当下降的因素尚未出现、上涨的因素占主导地位时，必须正视这种目前发展阶段的特征，并用对症下药的方式解决供给量增加的问题，才有让房价平稳增长的可能。
    用政策的强压硬将房价打下去的可能在中国是存在的，非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中ZF的力量是可以强大到指挥经济运行轨迹的。但这种强压下的市场是ZF的主导目的吗？会让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强大吗？
    房价只有在正确的认识与分析中才会具有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