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李政道、杨振宁检验宇称不守恒(即基本粒子世界左右不对称)的历史启发:别以为“显而易见”假设都是对的,对任何理论都要检查有无经验证据。我们从1999年起,反过来一一检验新古典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均衡理论的经验基础。出乎我们意外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市场自身稳定的信仰是计量经济学的数值“幻象”,违背最基本的物理定律。我们的结果简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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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们发现计量经济学家弗里希1933年的噪声驱动模型,在物理学中叫谐振子的布朗运动模型,1930年证明不可能产生持续震荡。弗里希在1933年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宣布了噪声驱动模型的设想,把市场经济的波动归之于外因而非内因。弗里希在主编的计量杂志Econometrica上连登三次他的论文预告,但是1934年后文章从来没有发表。弗里希1934年后再也不提自己的错误模型,对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在获奖演说中也只字不提。我猜测弗里希后来发现自己的数学错误,但是和他对市场稳定性的信念冲突,不愿公开承认错误。我们发现弗里希是科学史上罕见的,诺贝尔奖发给一个错误的,从未正式发表过的论著。与廷伯根的诚实相反,弗里希生前始终对他的获奖模型保持沉默。而主流经济学至今把噪声驱动模型,作为计量和宏观动态模型的基础,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弗里德曼、卢卡斯、格兰杰和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Prescott和Kydland。换言之,均衡理论的实质是永动机。相反,熊彼特和哈耶克都指出市场经济的持续波动是内生的,只是他们没有发展数学模型。我关于弗里希模型的论文被主流经济学杂志拒绝,便把主要结果在《经济学的演化基础》的论文集中发表。因为被邀请的作者包括西蒙和普里戈金这样的大家,我们的不同视角才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这次金融危机第一次让美国统治者和民众都承认,市场经济波动的原因不是外来冲击,而是内部的不稳定性(陈平 2004,Chen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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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着发现反凯恩斯革命的旗帜,卢卡斯的微观基础和理性预期模型违背薛定谔的大数原理,即宏观涨落的相对幅度和微观组元的数目的平方根成反比。家庭和企业的微观涨落很小,不可能解释观测到的美国宏观经济的涨落。只有中观基础,即金融中介的波动,才会导致投资和GDP 的大幅波动。这一重要结果审稿三年,于2002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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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批评微观基础论的副产品,是发现期权定价理论依据的布朗运动模型是不稳定的爆炸型,代表者模型必须代之以群体模型。这次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来自于金融衍生市场的瓦解。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问题只在贪婪和监管,只有我们指出金融工程的理论本身也有问题(Chen,2005;李华俊,2002;曾伟、唐毅南,2009;Chen,2010)。更一般的期权理论还在研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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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与双轨制转型的成功,进一步启发我们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宣称市场价格自身稳定的阿罗·德布鲁模型忽略了产品不同的生命周期会导致价格收敛的速度不同。而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在宏观政策上导致信用紧缩加剧企业的大面积破产(陈平,2006)。2008年我们从交易成本的复杂性分析,发现科斯定理有一个隐藏的假设。他认为劳动分工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竞争会降低交易成本,这又是一个永动机模型。历史的趋势相反,工业化导致能量耗散增加,也就增加交易成本(等价于无效的废热),以至全球暖化破坏生态约束。我们从生态经济的物理学基础的分析出发,进一步支持萨缪尔逊对科斯原理的批评(Samuelson 1995,Chen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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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实验经济学有长足的进展,从互相竞争的经济学视角,真正的检验还是像大萧条和此次金融危机这样的社会实验。在本文结束之前,就金融危机对经济学几大显学的检验做些探讨,更能显示萨缪尔逊对经济学走向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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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社会经济学思潮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是萨缪尔逊和弗里德曼。萨缪尔逊以书和模型影响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生,经济学界再影响政治家和大众媒体,他的学术影响当称第一。弗里德曼的学术研究争议颇多,但他长于社会活动和公众演说,社会影响要比萨缪尔逊为大。从经济科学的标准判断,两人的高下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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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并未像卢卡斯那样全盘否定凯恩斯,他只声称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有效,以至可以用扩张银根来避免大萧条。他最著名的主张是反对央行的积极货币政策,主张固定货币增长率的消极货币政策。弗里德曼善于雄辩,却不善于定量分析和建模。他的货币政策,不是可操作的理论,更像诉诸媒体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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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逊对弗里德曼的批评,并不带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其论据的缺失。弗里德曼鼓吹实行固定的货币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基石。萨缪尔逊一针见血地指出:弗里德曼的主张只对货币度量的标量情形适用(也即只考虑现金一个指标),问题是当时金融创新的发展,已经使货币指数成为多指标的矢量(即M1、M2、M3、M4等多种指标)。1985年我研究货币指数时,发现常用的货币工具已达27种,构造的简单加总货币指数和对应的Divisia货币指数也有十几种。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检验都无法判断,哪种指标是经济诊断和政策操作的最好依据,如何制定货币增长率的政策指标? 萨老指出历次美联储会议,依据货币学派的宏观预测,效果极糟。到20世纪80年代,各国央行纷纷放弃货币发行量做政策导向,改为调短期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导致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迫使各国政府重温凯恩斯的教训:金融市场是自身不稳定的,财政政策是比货币政策更有效的对付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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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20世纪70年代后在西方经济学界暴得大名的卢卡斯,虽然数学模型比货币学派和凯恩斯派漂亮,但在政策上却是完全失败。卢卡斯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理性预期下都无作用,实践结果,及时有力的货币政策却能防止银行挤兑和破产风潮幅度强劲的财政政策在萧条期间是替代萎缩的私营经济创造就业的主要工具。没有哪个负责任的政府会相信卢卡斯的微观基础论,说什么大萧条期间的长期失业是工人自愿选择的优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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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金融危机后,政府、金融界和大众都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琼森(Simon Johnson)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重头文章“安静的政变”,指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寡头俘获,要走出金融危机必须拆分金融巨头机构,并指责某些著名经济学家也被金融利益集团俘获(Johnson 2009)。笔者进一步指出,金融利益集团能挤出制造业,是里根时代金融解规,纵容垄断企业兼并潮的结果。必须实行国际反垄断法,才能稳定国际金融秩序(Chen2009)。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有两个错误的政策主张,其中之一是反对西方的反垄断法,而是认为金融监管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秩序。此次金融危机,应当对科斯理论也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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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科斯理论在中国影响极大,在西方经济学界却备受争议。诺奖经济学家中,公开批评科斯的包括阿罗、布坎南、赫维茨(Herwicz)等人,而以萨缪尔逊的批评最为尖锐。萨缪尔逊(Samuelson 1995)批评科斯定理的理由是,科斯主张用两人交易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人博弈没有社会干预必然有无穷多解,不存在保证唯一解的现实条件。萨缪尔逊列举的科斯条件不仅包括完全竞争、规模回报不变、完全市场、自由进入等熟知的新古典模型的通常假设,而且还要求劳动分工的无限可分性、知识共享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散等现实经济中难以实现的条件。萨缪尔逊批评科斯理论用“交易成本暠这样含糊不清的概念,来取代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技术获得的障碍和分散定价的技术等前提,将给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反对监管和大众参与的武器。至今科斯也只能辩护说,像现实生活中拒绝交易的社会是无法生存的,他没有反驳萨缪尔逊的具体分析(Coas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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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错误的理论,有时也可能歪打正着,炼金术催生现代化学就是一例。科斯理论在中国市场化的初期,也为破除闭关政策和陈规恶法起过作用,但面对国内大量的投机和欺骗行为就束手无策。我们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真确性,要借鉴全球和历史的经验,不能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态度。最后,我想总结一下,萨缪尔逊留给我们的治学经验和政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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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学是有用的经济分析工具,用的好坏取决于科学的态度而非意识形态的选择。克鲁格曼批评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数学之美乱经济学之争,说的并不全面。数学提供的十八般武器只是工具而已,究竟哪种工具在现实中有用,是经验科学的问题。弗里德曼和卢卡斯选择错误的白噪声模型和代表者模型,依据的不是经验观察,而是对市场自身稳定性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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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政策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为市场万能或政府万能都是错误的。现实政治经济学尤其要关注多数人的利益和长远的发展,时刻警惕垄断利益集团对政策的扭曲。在这点上,我非常欣赏萨缪尔逊的“中道主义”。用邓小平的话,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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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为一个彻底的科学家,时刻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不为自己已有的成就所自缚。萨缪尔逊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又是新古典经济学变革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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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给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丰富的灵感。愿萨缪尔逊对后来经济学家的期望,在中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人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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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Barnett,W.A.(2004),"Aninterview with Paul Samuelson",Macroeconomic Dynamics8:519-542.
Chen,Ping(1988),"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vidence of economicchaos",System Dynamics Review4(1-2):8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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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Ping(2002),"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 laws of probability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 49(3):32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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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Ping(2008),"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evolu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Kyoto Economic Review 76(2):13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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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2004:《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唐毅南陈平,2009:《S形需求曲线的动态起源:消费者社会相互作用下时尚商品的群体模型》,《经济学(季刊)》,第8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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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