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李四 发表于 2010-4-21 22:21

蓝田日暖29 发表于 2010-4-21 21:52
张三兄，我认为不能脱离了成本收益及其局限条件谈经济效率。不能离开了具体的局限条件来谈公产、私产谁有效率的问题。是的，在私有产权下，经济效率可能比较高，但把财产权利界定为私产，本身是有成本的。我想要条私有的路，你也想要条私有的路，问题是人人私有的路，成本有多高？可能不可能？这也是目前城市极大部份是“公路”而非“私路”的原因。正如刚刚得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研究公共资源管理指出，现实世界存在大量治理良好的公有产权模式。

制度或者说合约结构的变迁，包括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转变，也是有具体的制约因素的，比如生产要素与产品价格，技术，信息等等，这些外生变量变化，不同制度下资源租值大小变化，从而导致制度变迁，离开了这些制约因素的变化，我们无从知道制度向哪个方向变迁是有经济效率的。我自己就观察解释过一个中巴车营运方式转变的实例，离开制约中巴车营运方式因素（我的实例中是劳动力价格）我们无法解释，也无法比较各种制度、各种合约结构下的经济效率的。

关于渐进式变迁与剧进式变迁，在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变迁经济效率问题上，从到目前为止中国与苏东制度变迁前后经济效率实际效果与事实看，中国的渐进式变迁效率更高，至于以后的效率比较，其约束因素是啥，怎么样随着制约因素变化而变化，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蓝田兄，我可以实事求是讲，您的这些说法，是我现在非常愿意和张五常先生的观点保持距离的一个理由。

产权是什么？究其本质而言，不是说需要谁界定，也不是说界定成本有多少，而是说一组合约的均衡，仅此而已。一些资产就其经济属性而言，有效率的合约均衡一定是私有的；另一些资产，则可能共有更有效率。关键问题在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问题（就是巴泽尔所谓公共域）。也或者借用公共经济学的术语，一部分GOODS是排他的，另一部分GOODS是非排他的。土地属于前者，道路属于后者，不可混为一谈。

在这些问题上，博弈论和激励理论的发展对认识的深化绝不是张五常先生所武断认为的无价值。产权理论的精髓，在巴泽尔和哈特那里，不是在张五常那里。

退一步进，如果在某一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土地共有更加有效率，那么私人间完全可以通过自由进出的合约“集体化”，而无需我们现在这样通过国家暴力来“被集体化”，否则，在个体被剥夺自主选择的情形下性质形成的“制度”（上帝知道，这不是“约束条件”），你拿什么来保证效率，用什么来体现成本？在英美法系下，这种通过契约实现的“集体”，和私有物权是不冲突的。

至于苏东改革模式和中国改革模式的“效率比较”，第一，您应该首先定义什么是“效率”，第二，我觉得您应该注意到苏东模式和中国模式改革的起点完全不一样的。

蓝田日暖29 发表于 2010-4-21 23:23
“至于苏东改革模式和中国改革模式的“效率比较”，第一，您应该首先定义什么是“效率”，第二，我觉得您应该注意到苏东模式和中国模式改革的起点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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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要定义效率的，那么我来定义一下，指两国改革后（以苏联改革为私产为起点算）五年内，GDP增长率。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效率高。

起点问题我这样看的：一个1米的小孩，一年内长高0.1米，一个2米的大人，一年内降低0.05米，从长高效率看，无论怎么看，都是前者高，后者低，虽然两个人的起点不同。就算后者也是长高的，可以用一年内相对长高率来比较各自效率。

张三李四 发表于 2010-4-21 23:50

蓝田日暖29 发表于 2010-4-21 23:23
“至于苏东改革模式和中国改革模式的“效率比较”，第一，您应该首先定义什么是“效率”，第二，我觉得您应该注意到苏东模式和中国模式改革的起点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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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要定义效率的，那么我来定义一下，指两国改革后（以苏联改革为私产为起点算）五年内，GDP增长率。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效率高。

起点问题我这样看的：一个1米的小孩，一年内长高0.1米，一个2米的大人，一年内降低0.05米，从长高效率看，无论怎么看，都是前者高，后者低，虽然两个人的起点不同。就算后者也是长高的，可以用一年内相对长高率来比较各自效率。

通常来讲，“经济增长率”这不是经济学一般意义下的效率标准。这个按下不表。

如果要谈改革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认为需要谈的是另外的“约束条件”。苏东在改革前的体制，可以被称为“理性计划经济模式”，强调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什么“投入产出表”，什么“马钢宪法”，自成其体系。

而中国在文革中，完全就是毫无章法的胡搞经济，只抓革命，不促生产。这样的起点下，不要说市场化，就是引入一点理性计划经济的因素，也是可以促进生产增长的。事实上，中国工业企业改革初期，就是引入了一些理性计划因素，强调”管理“，当时有一部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就是说这个

蓝田日暖29 发表于 2010-4-21 23:46
任何现存的制度当然都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制度安排，这是经济学稀缺假定下，任何行为选择都是约束下求极大利益，是理性人假定的定义，不可能错的。

但这个假定没有说行为选择不会变，制度不会变迁，因为约束行为选择的变量，约束制度变迁的变量（比如我实例中的中巴车经营方式选择，是由劳动力价格这个变量约束的）本身也是会变化的。从“任何现存的制度都是既定约束条件”的最优制度安排”推测出“那么制度不会变，不必变”是薛兆丰们所犯的错误，因为制约制度的变量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所以，制度会变迁与演进。

蓝田日暖29 发表于 2010-4-21 23:59

“乱搞”当时也是效率最优的，因为受信息成本影响，你不能用现在我们知道是“乱搞”了，来否定以前“乱搞”的效率的。事后知道更多组织效率比较，有更多制度信息比较条件下，来评判以前没有足够制度效率判断，有极大信息成本的效率，可能又犯了约束条件不同的错误。我认为，比较正确的说明是，受信息成本约束的制度选择，随着时间推延，信息成本降低，制度选择变迁。

张三李四 发表于 2010-4-22 00:02

蓝田日暖29 发表于 2010-4-21 23:46
任何现存的制度当然都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制度安排，这是经济学稀缺假定下，任何行为选择都是约束下求极大利益，是理性人假定的定义，不可能错的。

但这个假定没有说行为选择不会变，制度不会变迁，因为约束行为选择的变量，约束制度变迁的变量（比如我实例中的中巴车经营方式选择，是由劳动力价格这个变量约束的）本身也是会变化的。从“任何现存的制度都是既定约束条件”的最优制度安排”推测出“那么制度不会变，不必变”是薛兆丰们所犯的错误，因为制约制度的变量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所以，制度会变迁与演进。

这个“当然”，恐怕未必呢，呵呵，“薛兆丰们”也没有得出您那样的结论：动态的制度变迁，一般是强调“不变的约束条件下”，制度有由劣转优的演化路径，而不是由一个“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走向“另一个约束条件下的最优”，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个需要用到张五常先生所十分不齿的演化博弈。

我的看法是这样，撇开模型来说问题：没有不变的约束条件，也没有不变的制度均衡。如何来看待均衡，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各自保留，呵呵，您也早点休息。

张三李四 发表于 2010-4-22 00:07

蓝田日暖29 发表于 2010-4-21 23:59

“乱搞”当时也是效率最优的，因为受信息成本影响，你不能用现在我们知道是“乱搞”了，来否定以前“乱搞”的效率的。事后知道更多组织效率比较，有更多制度信息比较条件下，来评判以前没有足够制度效率判断，有极大信息成本的效率，可能又犯了约束条件不同的错误。我认为，比较正确的说明是，受信息成本约束的制度选择，随着时间推延，信息成本降低，制度选择变迁。

我可以很明确表述我的立场：制度，是存在不均衡状态的，是有可能存在潜在的通过某种交易而立马实现帕累托改善的，是可以在大致不变的约束条件下通过自发的制度变迁导致产出增加的。

文革后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说明了这一点。

蓝田日暖29 发表于 2010-4-22 00:13
经济学理性人定义，说明指定任何约束条件下，一定最优，逻辑上不能有例外。

看样子是用了同样的约束条件这个词，没有用相同的内涵呀。还是用例子吧，容易说明内容。比如，中巴车，在我们那里，同样的城市，同样的线路，同样的数量，同样的私人产权，由于经济发展，人均劳动力价格上升，劳动力这个约束中巴车营运方式的因素，随着经济发展，由小变大，所以，中巴车由计件工资向计时工作的合约变迁。

林枫眠的例子（见铅笔经济研究所网站），是同一城市，不同公交车线路，有的用计件工资，有的用按时工资，这个现象中，约束公交车合约构变迁的是技术与信息了，表明为车少的（6辆）达成按时计价的成本较低，所以，车辆少的线路采用了计时工资。

我的一般推测是“生产要素与产品价格、技术、信息”等这些约束中巴车营运方式与合约结构的外生变量变化，导致资源租值大小变化，这个推测解释形形式式中巴车合约结构的变迁。当然，对于不同现象，不同现象之间的比较，是劳动力要素是约束条件，还是技术与信息是约束条件，是不同的。

蓝田日暖29 发表于 2010-4-22 00:16
你说吧，什么现象，没现象说起来容易不知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