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您好。我是一名青椒，之前一直使用罗宾斯的《管理学》教材，今年学校让我们使用马工程版《管理学》，您是马工程《管理学》的首席专家，能否请问您马工程《管理学》相对于罗宾斯《管理学》等国外教材的特色与优势吗？

陈教授，想问一下，如何看待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陈老师您好。您是国内知名的管理学家，多年来对管理学学科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也编著了《管理学》经典教材。我想请问您，《管理学》教材在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的科技变革中，有哪些内容需要做出与时俱进的改进？

陈教授，您好。看到您的学术简介中提到近期关注“管理研究本土化”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启示”，我十分激动！！我一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管理思想、经济思想的精髓，但限于水平，无法做出像样的总结与升华。现在看到您这样的顶级管理学者也在关注和研究，真的是太好了。您能否借这次访谈的机会，简单向我们普通网友做一些“管理研究本土化”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启示”方面的介绍，谢谢您。

陈老师您好。企业组织理论现在发展的前沿方向是什么？有没有吸纳一些数据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呢？

陈老师好，企业的战略定力非常重要，有时候需要管理者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但企业战略如果从头上就是错误的呢，或者整个行业的外部环境因科技发展等因素有了颠覆性的变动呢？企业又如何能够自知、预判，从而改弦更张呢？

陈教授好。战略问题是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长期稳定增长与发展的保证。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其实是有自己的战略的，但各种原因会导致战略判断失误、战略执行不到位。请问您，某个企业在制定自己战略和执行自己战略的时候，如何避免受到短期经济形势和行业波动的影响？

陈老师：请问管理研究本土化究竟是什么？

陈老师好。企业文化是企业组织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大多数情况下，一家企业的企业文化可能并不是流于表面上的规章制度，而是在“润物细无声”地浸润着企业中的每个人。您能否介绍一下优秀的企业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家企业如何去塑造优秀的但却是无形的企业文化？

陈教授，您好。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有大量的理论证明了，一家企业、一个国家，保持长盛不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与活力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创新”，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也到了向高端制造业转型的关键时刻，一旦转型成功，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必将再上一个台阶。而创新的最重要一环无疑是各家企业。无数家国外优秀的企业通过长时间的、坚持不懈地创新成为了巨头，如著名的杜邦、AT&T、特斯拉等等，这些优秀的企业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发达的最重要的基础。那么想请问您，一家中国的企业，在当前如何做才能够鼓励创新、激励创新，并且能够把创新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优秀的、成功的产品呢？

陈老师，您好。在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情况下，如何对管理者进行有效地激励一直是一个管理学上的难题。主流管理学教科书中，一般用委托-代理模型、行为基础理论、过程激励理论、行为强化理论等理论来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请问您有没有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成熟的管理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如“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等等。

陈老师好，想请您介绍一些国内外比较优秀和主流的“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企业战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与像“门口的野蛮人”、“大而不倒”等管理学经典读物。谢谢您。

从逻辑上来说，波特指出的企业竞争优势（不管是成本优势还是特色优势）与巴尼等人分析的稀缺、有价值、难以模仿、不可替代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是以核心能力为中介的。拥有特殊资源使企业有可能建构核心能力，核心能力帮助企业形成竞争优势。资源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垄断地持续占有某种独特的资源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作为企业核心能力、从而竞争优势来源的只能是某种专门技术或者与这种专门技术相关的专门知识。
目前没有一个被大家都认可的整合框架。理论上，也许可以把技术创新、知识管理、组织学习和上面的分析联系起来：知识作为核心能力的基础必须是企业专有的、“私人性”的，但是核心能力、从而竞争优势的实现则可能把这种“私人知识”“社会化”：产品或服务的销售使得竞争对手观测到隐含在产品或服务中的专门知识，从而会以各种方式避开专利制约进行模仿（熊彼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了“创新”或者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这样，在竞争优势的形成要求企业知识具有私人性特点与竞争优势实的现会使这种私人知识变成公共产品这两种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一个可行的路径是通过大家熟悉的与组织学习、技术创新以及知识管理等相关的工作来完成。
也许可以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讨论网络对企业战略调整、战略合作伙伴选择以及战略实施过程中组织分权等问题的影响。

很抱歉，这个问题我思考的不多。我一直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许多研究可能没有明确界定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作为商品经营者应尽的义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建议很好！实际上，在目前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数学、统计学以及计算机类等“技术型课程”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可能不同学校有区别。

马工程《管理学》首先要符合“工程”的特点和要求，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的指导。同时，它要结合中国实际，比较系统地介绍管理学的一般研究及其新近发展。书中除介绍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简要介绍了中国传统智慧中的管理思想。在结构安排上，我们用“决策”替代“计划”作为管理的首要职能，并把“创新”作为专门的管理职能加以介绍。本土管理实践是以案例形式在教材中进行研究的。
目前这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除了编写组成员外，国内许多知名的学者参加了马工程《管理学》的大纲拟定、初稿写作以及修改。

我自己1982年底到南京大学后就一直在周三多教授等前辈的引导下从事管理教学和研究，对管理学的许多基本问题都有一些思考。
关于目前背景下的改进，我们在马工程《管理学》中有个《结语：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展望》，主要从作为管理基本手段的信息的产生、传播和运用的角度分析了互联网时代的企业活动及其管理可能（或已经）产生的变化。

企业组织理论可能不是一个学科，而是许多学科都研究的一个领域。社会学研究了组织的类型、特点及其形式选择（韦伯的科层组织研究，迪马奇奥的组织趋同理论），经济学研究了企业组织的规模边界（大家都熟悉的科斯、威廉姆森等），政治学讨论了组织运行中的权力问题。管理学实际上是借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讨论企业组织的形式选择及其运行。如何定义“企业组织理论”？应该说一直是众说纷纭的。我以为，许多作者，甚至包括马奇、巴纳德、斯科特等这样的大家，在他们的描述中，通常对组织理论给了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解：凡与组织运行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可纳入到组织研究中。比如，马奇与西蒙合著的《组织》，就不仅讨论了组织的类型（形式），而且分析了组织运行中的决策（个人决策和组织决策）问题。
组织理论的繁荣和局限可能都源于业内对相关定义的理解不一致。
我自己把“企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围界定为“企业组织的结构化研究”。组织的目的是提高活动的有效性；有效性是以有序性为前提的；秩序的建立和维持需要协调人的行为。这种协调可能是过程中的，也可以是事先通过制定各种规则（规范）来“结构”人的行为或人在行为中的关系。我把这些规则分为三种类型：规范或协调组织中类群间正式关系的制度结构，规范或协调组织中个体间正式关系的层级结构，以及规范或协调组织中类群和/或个体间非正式关系的文化结构。“结构化”既指这些规范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也是指这些规范的功能实现过程，即“结构人的行为的过程”。

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启示：
从传统文化或传统智慧中寻找现代管理启示，这是人们在不同社会背景下都会做出的共同努力。关键是探索这个启示的路径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不应是在古典文献中去寻找一些文字，然后用这些文字去培训、从而改造现代人的行为，就像现在的许多国学班所做的那样。而是应该去努力揭示传统文化的鲜活成分。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态度以及由这种态度所决定的行为等的综合。作为一种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总是和一定时代的社会环境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文化不是整体有效的。只有那些已经被传承下来的内容才有现实意义。实际上，经过历史的检验，那些未被传承的内容可能已经被证明没有传承的价值。已经被证明没有传承价值的东西可能就没有必然再去研究了（当然史学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则另当别论）。所以，分析传统文化的现代启示，我们觉得可能是要努力去分析当代中国人的行为特征，分析那些成功行为所反映的、已经溶入到我们血液中的那些传统文化成分，这是传统文化的鲜活成分。只有这类传统文化的鲜活成分才有管理学的研究意义。

关于管理研究本土化问题：

实际上，不仅管理学，所有社会科学都有一个本土化问题。管理学者当然要研究中国管理问题，这是不需要讨论的。可以讨论的是通过本土管理研究我们会获得什么？
我觉得可能要厘清几个概念：除了“本土管理研究”以外，还有“本土管理模式”和“本土管理学”。通过本土管理研究我们可以抽象出一些本土管理模式。但本土管理模式只是一般管理理论所描述的一般管理规律在中国背景下的特殊表现，还是已经超出了一般规律的范围。如果中国管理实践研究、从而管理模式抽象中确实发现了现有理论尚不能解释的新现象、新规律，那么在解析这些新现象和新规律的基础上， 本土学者就有可能提供管理理论发展的本土贡献。
对本土学者独特的理论贡献，我们还可以追问一个问题：新的理论只能用于解释中国管理实践中的新问题，还是对其他背景下的管理活动也可提供一定的参考？就像现行的管理理论主要不是在中国背景下产生的，但对中国的管理实践依然有一定参考价值。如果中国本土研究的基础上能够产生与现有一般理论不同的新理论，那么贡献的可能不仅是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形成，而是一般管理理论的发展。贡献一般管理理论的发展，其意义可能比建构独特的中国管理学更加重要一些。

目前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组织复杂性问题，或关于复杂组织的研究。实际上，马奇和西蒙的《组织》中就提到复杂的概念。
关于方法运用，关键依然是如何定义组织理论。实际上，在组织研究的许多领域都大量运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

大家知道，战略是关于企业未来行动方向与路径的选择，所以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战略一经制定就在很长时间是不变的。实际上，除了像意大利的一些小型的家族企业，很少有大企业在多年后还依然坚守创业之初的选择。企业在经营实践中必然会随着环境（市场、技术等）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所以，有学者总结，战略是一个逻辑渐进的过程，虽然这个渐进的过程可能会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战略的悖论》这本书里甚至这样表述：战略是事后总结的。你告诉我一个成功的企业，我告诉你他有一个成功的战略。当然，也有一些行业中的领先企业，他们在经过磨难生存下来并有了足够的实力后，可能不再满足于只是理性地适应市场，而是要“不完全理性地”努力改造市场，创造市场，引领市场的变化，他们会确立一个长期努力的方向。但在努力的过程中，他们也会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努力的方向。

战略是关于未来的方向选择。方向只是“大致正确”，执行过程中当然要随着市场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研究本土问题，总结本土实践，抽象本土模式，分析一般理论的本土意义，并努力 探寻揭示独特规律（假如有的话）的本土理论贡献。

我曾经对企业文化做过这样的分类：知的文化与行的文化；设计的文化与总结的文化；企业家文化与企业文化。知的文化是用来宣传的，比如贴在墙上、印在纸上，通常也是事先设计的，行的文化是体现在经营实践中的，通常是事后总结的。所谓润物细无声，是指企业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已经为企业员工普遍认同、广泛接受，已经融化在员工的血液中，他们在日常行为中已经不是自觉地对照、而是自发地、无意识地依循这些观念和准则。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家的倡导和推动下形成的，企业家文化之所以会成为企业文化，是因为企业家不仅倡导相关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而且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对身边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企业文化形成过程可能是比较漫长的。《基业长青》的作者甚至声称，要形成这样的企业文化，企业高层管理者任期必须足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