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凌晨，读完了成君亿先生的《渔夫与管理学》，书中提倡的中国文化管理理念，让我感觉有些启发和疑问。
无为管理，是老子学说在管理上的应用，已经提出了很久了，但是，无为真的适合企业管理么？
老子提出无为这个词，用意在推翻当时的政治制度。当时的统治者他们以天下为己有，以人民为砧上肉，予取予携，作威作福，这是违反自然的。老子体会到：天地万物，包括人民生活在内，有其自然发展规律，而不能加以任何人为的限制。所以，要无为。
可见，老子的哲学是提给政治家的，现在企业家拿过来，一定合适么？
治国与经营企业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二者的目标是不相同的。
先看治国之道，这里有个故事。
一天，时刻想再建霸业的齐宣王问孟子：“我可以听听齐桓公和晋文公成就霸业的事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后学没人谈论齐桓公和晋文公称霸的事迹，所以也就没有流传下来，为臣也没有听说过多少。我想谈点王天下的事情，可以吗？”孟子与孔子不同，他对齐桓公的霸业不大以为然，而把话题转到王天下上去。
“怎样做才能王天下呢？”宣王问道。孟子眉头舒展，脸上泛起兴奋光：“安抚百姓，保证他们安居乐业，就能王天下；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尊敬自己的长辈，并推其恩爱到别家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幼小，推而广之也爱护别家的幼小。如果能形成这样的社会风气，王天下易如反掌。”
可见，治国的目标是要国泰民安，对于人民就是要宽容，要顺应民意，所以，治国应当无为，政治家应该无为。
企业和企业家呢？企业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企业家做起一个企业他希望得到的是什么？企业家做企业出发点不是为了国泰民安，很多人当初经商，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已，为了生存。
这样，政治家治国和企业家管理企业就不能用一个原则去衡量。
不过，治国还有对企业管理有一定借鉴经验。治国初期要有法，所以，建国的皇帝一般都不会采用软政策的。同样，企业也要有法。在企业建立初期，就是企业要建立其规范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绝对不能无为。因为，人性本来就是懒惰和消极的，没有法则的约束，很难保证企业可以继续发展，谁都想整天工作悠闲一些，钱多一些，这时候顺应民意，一定必死无疑。除非，企业可以保证员工都是自发工作，就好比我们天天写博客，虽然没有什么报酬，也没有什么人看，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写，而去给别人博客留言添加评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人愿意干了，所以，无为这是十分理想的状态。现实社会人力资源的分布，不会这么理想的。
中国的企业，一直抛不开民族情结，这是民族的悲剧。我们要和国际化接轨，必须有一套国际准则。而我们的企业还都很年轻，一个王朝都是几百年的历史，我们有几个一百年的企业？所以，推行无为，时间太早。
这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可以看看台湾的发展（不要骂我台独阿）。蒋介石时代的台湾是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地方，一个威权统治的时代，却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这完全不合理。等到有了民主的时候，反而是台湾经济最落魄的时代，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因此可以看出，自由民主只是一个结果，到了一定阶段才能实现，台湾就是过早地实现了民主，带来的是民生凋敝。
有人说管理是科学，还有人说管理是艺术。如果是科学，那么管理就有一定的法则，如果是艺术，管理就要和谐。按照这个标准划分，西方的管理哲学应该是科学那一类的，而东方的就是艺术，因为西方的管理都是条条框框，而东方的就很虚无，神龙见首不见尾。以至于，我们把无为翻译给西方人的时候，让他们大惑不解。
为什么东方人管理是虚无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过去的重农抑商政策，政治家不喜欢商人，同样，商人也不喜欢政治家。商人有了钱，政治家就不好控制他们。政治家为了追求国家安定，对商人很是头疼，干脆就营造一种抑商的氛围好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经济中心都要远离政治中心，直道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的政治家还没有无为的时候，企业就先行了，这可能造成企业的悲剧。
为什么这么说？文人历史地位比商人高贵，但是文人是个悲剧。因为他们呼唤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对于现实社会总是抱有批判的态度，他们是超前的，急躁的伸长了脖子去挑社会的刺，难免不被政治家杀头。当今的商人，如果你的企业也很急躁，必然因为基础不稳而被市场淘汰出局。无为，小心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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