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我们现在对模型已经到了非常崇拜的程度
姚洋：我谈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引进，一个是我们在引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觉得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引进和我们90年代的改革是分不开的，80年代的时候，我们开始一种思想的解放，我们没有真正进行实质性的改革，90年代是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非常关键的一年，我们有了对现代经济学的要求，我们的市场拿原有的理论再去解释已经无法解释了，不好用了，而且很多操作层面上的东西无法去用。

　　现代经济学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很大程度上是解决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梁晶工作室、北大出版社、人大出版社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像博弈论那本书出版不到一年就发行了25000册，我非常的吃惊，这本书是非常专业的一本书，而且能够像畅销书那样卖，可见是需求是非常大，说明了引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另外一方面，我谈一下问题，我自己编《经济学季刊》，很多拿来一看，明显的像一个练习题似的，看不出来他做的东西有多大的作用，但是用的数学工具和模型非常的大，只是把别人的模型改了，自己就开始推导了，然后说推导的东西是正确的东西。刚才李稻葵讲到现代经济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科学性，经济学还不是科学，经济学我看更多的是接近于历史学，经济学是讲一个故事，一个模型是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讲得好，要讲出新东西来，相信不相信是读者的问题，你可以不相信。经济学不能说马上做个实验，所以就会出现问五个经济学家有六种说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模型已经到了非常崇拜的程度，凡是模型告诉我的，就是正确的，只要消费者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最后就推出结论，这种是非常普遍的。一方面他是没有理解什么叫做经济学模型，做模型我们知道，是我们已经知道结论了，我们来写一个模型，来验证我的结论。有人说我证明一个东西老证明不出来，实际上你想证明什么都可以证明，关键假设是什么。经济学是这样的，你弄的假设要正确，这样大家才会信你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把假设更加的接近于现实，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经济学教育还不够。

　　现在老师教的，完全是国外引进的模型，没有背景知识，我自己教发展经济学，我们自己本国写的教科书，就会发现，里面都是一些模型，模型套着模型，好像是一大堆的骨头，没有肉，没有现实的东西，但是反过来看别人写的书，比如说西方写的发展经济学，娓娓道来，讲了很多很多现实的东西，然后才来讲理论。像Joseph E·Stiglitz他们写的经济学书好，就是因为从美国的问题中提炼出来的，把一些例证都放进来。但是中国的学生可能并不一定都接受，因为并不一定了解中国。我们学校的卢峰教授写的书就是针对中国的情况，所以要从学生身边的东西开始，你上来就讲美国的东西，可能就没有概念，必须从他身边的东西讲起，这样就对你的东西感兴趣了，所以要有问题导向。

　　另外，我非常赞同Joseph E·Stiglitz说的，我们把理论意识形态化了，实际上理论没有意识形态，经济学理论都是中立的，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经济学理论是在说一个故事，我用我的想法解释世界，不是世界本身。关键是老师在教这些学生的时候，或者是学生接受了，这个模型就是现实本身，把模型说成现实。比如说科斯定理，说的是当你产权明确定义的时候，产权的归属无关，但是诺斯在这点上是错了，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那么制度是无关的，这个是完全错的。我们拿到这个过来，又发扬光大，为什么说错了呢？因为科斯定理产权必须定义明确，没有产权定义怎么定义产权呢？实际是完全意识形态的现象。

　　最后一点，我非常赞同林老师说的，中国的现实为我们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中国过去25年，乃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或者是一个世纪的现实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去年哈佛大学的教授做了一个演讲，他说中国所做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中国的奇迹实际不是奇迹，Joseph E·Stiglitz教授告诉我们市场是好的，所以我们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不是奇迹。当时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说，中国实际上选择了最正确的政策，为什么中国选择了，为什么很多国家没有选择，为什么恰恰是中国，我觉得我们可以总结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在国内看到更多的是我们中国存在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一比，中国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总结，可以创造出新的理论，为世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