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篇随笔的观点与我所受的经济学教育，以及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背景非常不符，因此，不敢以正式文字落笔，而在此处贴出随笔。
      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却去如抽丝，从时间上计算，大约可见对宏观经济冲击多大！媒体用“停摆”一次，非常准确。对此，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得观点，对这些观点，我都认真学习了。大体上，思路都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之内。我也一样，但结合中国的情况，提几个思路。
      第一，无法回避的房地产和基建。现在很多情况下，大家提观点时在尽量回避房地产，这也证明了一个事实，房地产和基建，仍然非常重要。但是，为什么一定不能让房地产建设或销售活动旺盛起来呢？为什么“启动”房地产就一定是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用对立的眼光来看带这个问题？如果是适度降低住房、商铺、厂房价格，对刚需购买者和产业需求给予大力度的金融支持，同时将房价控制在尽量低的合理水平，让建设活动旺盛起来，让经济活动最大的成本降下来，会有什么问题？
      第二，金融成本问题。我们的企业、居民，所面对的金融成本在全球来看，是相当高的。西方国家利率都非常低了，我们用高利率+限制外汇市场，保障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可是牺牲了什么？有两大问题：第一，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叠加，导致国内经济回调时，股价在低位，企业和社会公众资金也在低位，刚好给外资抄底，然后高抛，下一次又来抄底，屡屡如此，这个循环如何破解？第二，社会的金融成本（主要指贷款利率）居高不下。实际上，资本项目没有开放的前提下，以国有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安全性不能依靠高利率来解决，而应该是，社会成本降下来，企业活了，居民活了，银行就安全了。西方的零利率、负利率政策，我认为，我们也应该用。
     第三，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化问题。城市空间太集中了，大城市病导致交通体系、居住体系压力太大，主要还是因为城市空间布局过分集中了。这应该是源于中国的土地政策，导致难以形成中心-外围的城市空间结构。这是一个核心症结。让公共服务体系和工厂、企业、单位、居民合理化按照中心外围机构布局，类似东京的结构，这是经济规律。实际上，北京、上海都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一些产业集聚自发地向CBD之外略偏的地段布局，如果加以引导、辅以政策，让居住条件和住房价格、生产和公共服务在空间结构上和谐起来，让中国人过上富足轻松快乐的日子，让国民通过勤劳就能致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