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教育投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资本主义有一个周期波动，但是经济学家发现，美国90年代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传统经济学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通货膨胀，但是美国在将近10年的增长中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发展依靠的是知识的投入。知识这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具有潜力巨大的“增殖性”，使边际收益出现递增，促进产业整体朝着横向扩大和纵向深化的方向发展。


一项原始发明往往会由于人们的改造而发生质变，导致新的原创发明产生，刺激新的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比如说计算机技术是原创技术，那么，现代的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纳米技术，等等，都是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原创技术发明。
  原创技术的发明促使许多经济指标呈几何级数增长①。据统计资料显示，1800年全世界科学家人数是1000人，1850年增长到1万人，1900年为10万人，1950年为100万人，1970年为320万人。以美国科研投资为例，1955年为62亿美元，1960年为135亿美元，1965年为200亿美元，1970年为259亿美元，1975年为353亿美元，1980年为604亿美元。
  可见，在现代社会中，各项技术的发明在于知识的创新，而知识的创新在于教育。
  “学有所教”作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已经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十七大报告也进一步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教育水平的提高直接促进生产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教育来培养人们经济学理性人的思维，有利于完善企业管理制度，节约管理成本；企业制度的完善又有利于产业向合理化和高度化方向发展。本产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得到提高，通过产业的前向关联效应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甚至促成一个新兴产业的产生；通过产业后向关联效应又能刺激现有产业改进产出结构，改善生产技术，促进整个产业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可见，教育事业发展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的实现。然而，我们国家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却一直达不到理想效果。首先是政府投入过少，导致受教育者的教育负担过重，从而使国家教育水平低等化。根据2003年“世界人文发展指数”②，中等收入国家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为7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104美元；日本的这三项指标分别为84%和27967美元；美国分别为93%和37562美元。然而，根据《每个学生教育支出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表一）
（表二）
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国的研发经费支出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成正向增长关系；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增长必然使一国教育水平得到提高，与之相对应，该国的科研水平在长期必然得以增长，从而要求政府更多的财政支出。相反，如果一国的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减少，教育水平降低，科研人才减少，从长期来看，该国的科研水平必然下降，因而即使再多的财政投入也无济于事。（图三）
（图三）
为每百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数⑤，从图中可以直观的看出，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科研人员相当缺乏。其原因可从（表二）中得出，即：公共教育投入少，科研能力较差，科研人员队伍相对较弱。
  面对我国教育的现状，国家培养出来的劳动者的就业情形是怎样的呢？（图四）是2005年“按产业类型划分的就业构成”⑥。很明显，我国的劳动者大多数供职于第一
（图四）
产业，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相对较少。目前我国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呈现“民工化”趋势。这种现象积极的一面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走进车间、农村，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和工人、农民同工同酬同吃同住，就像以前我们在发达国家看到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从事着各种平常的工作，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教育对社会“溢出”的一个表现。然而，人才所受的教育和所从事的工作，总应该有一个大致的匹配，否则，就会造成资源浪费、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低和人才发展受阻等问题。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人才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劳动者的综合能力偏低（政府投入少，人均教育资源相对不足），以及供给量远超需求量（教育对社会的“溢出”）。这将直接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综述全文，发展教育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毫无异议的，但是应该发展怎样的教育（即教育结构怎样调整）以及怎样发展教育（即教育投入到底多少才合适）应当是国家当下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