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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经济学家蔡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于2009年6月1日发布。该书详细阐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变化与发展，并对今后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和建议。
《中国经济转型30年》指出，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工业高速增长的30年，其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在世界工业中的地位也得到不断提升。无论是从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品产量，还是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品进出口情况看，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如果将工业化进程按照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划分，并将每个阶段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等多方面指标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2005年中国整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
30年来，中国工业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位居世界前列。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中国工业的增加值仅为1607亿元，2006年已经达到91310.94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以1978年工业增加值指数为100，那么，2006年工业增加值指数为2116.1，2006年的工业增加值是1978年的21.16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52％，比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还要高1.82个百分点。其中，冶金、化工、机械、电子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工业领域都形成了巨大的产能。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工业强国，中国工业的国际地位还主要体现在总量上，国际竞争优势也还主要来源于低成本优势。
此外，《中国经济转型30年》还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国际化走过了一条“渐进式”发展的道路。从整体进程上看，中国工业国际化走过了探索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从投资方式上看，也由最初以现汇、技术和管理投资为主，发展到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并重。从投资领域上看，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纺织服装、家电、通讯设备制造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不断在国外设立投资项目，加入到国际分工的行列。从投资地域上看，从有限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走向了全世界范围。
总体上看，中国工业的开放很好地处理了“引进来”和“走出去”之间的关系，走出了一条“尊重事实”、“渐进协同式”的开放道路。在开放初期，中国工业主要采取了“引进来”的开放方式，通过“引进来”，中国工业的实力得到了提升。在这一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发挥“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优势，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工业适时地启动了“走出去”战略，并在国际化方面取得快速发展。
（参见《中国经济转型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P62～P69）
社会福利，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
由著名经济学家蔡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于6月1日发布。该书详细阐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变化与发展，并对今后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和建议。
《中国经济转型30年》指出，目前，由于户籍制度仍然执行着分割城乡居民的职能，这个领域改革没有完成，意味着劳动力流动、人口迁移仍然存在制度性障碍。只有着眼于把福利内容从户籍身份上剥离掉，把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互相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才能有助于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的推进。
通过对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2000～2005年间，城市人口比重从36.6%提高到44.7%，然而，这时的城市居民中，却有很高的比例仍然只具有农业户口身份。2000～2005年间，城市居民中农业户口的人口比重，从40.3%提高到了46.8%。也就是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尚未改变户籍登记的原农村居民改变了居住地。
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固然帮助中国渐进地解除各种制度障碍，推进城市化步伐逐渐弥补改革前积累的严重滞后，但是，这种城市临时性就业人口扩张、城市户籍人口却不增长的方式，或者说工作地与户籍登记地之间的分割，导致诸多弊端。首先，这种状况扭曲了农村的人口结构。在现行制度框架下的农村向城市人口流动，增加了城市的劳动力供给，同时造成农村人口的依赖性提高，弱化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其次，这种状况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信息，延误了劳动力供给对需求的正常反应。在户籍制度把劳动力需求（通常是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与劳动力供给（存在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分割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反应要缓慢得多，常常导致特定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大起大落。最后，这种状况阻碍了农民工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住房、社会保障和子女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被排斥在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之外。
最后，《中国经济转型30年》指出，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表面看，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以推进，而户籍制度不改革却又无法改变其附着的福利内容。因此，只有着眼于把福利内容从户籍身份上剥离掉，或者反过来说，把福利上的差距缩小到无须借助户籍身份的转变即可共享，则可以打破改革面临的两难处境。把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互相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有助于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的推进，才可以抓住改革的实质。
（参见《中国经济转型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P93～P95）
2020年，中国政府有望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由著名经济学家蔡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于6月1日发布。该书详细阐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变化与发展，并对今后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和建议。
《中国经济转型30年》指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政府发展目标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即：1978~1992年经济建设型政府战略、1992~2003年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2003~2020年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十一五”规划标志着中国政府为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尽管这个转变过程尚未完成，但专家认为，到2020年中国政府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十一五”规划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30年》指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分为四类：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人口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共计22个量化指标。从指标上看，主要是公共服务类、资源环境指标大大凸显，分别占了38%和31%，而经济指标已减至21.4%。此外，“十一五”规划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首次界定了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主要领域，同时规定了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促进就业、农村科技推广、防灾减灾等政府公共预算支出的主要领域，为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同时，根据政府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和功能，以及不同领域的经济属性，“十一五”规划还首次制定了“分类指导”的实施原则，对五种不同类型的发展目标，采取了五类不同的实施机制：一是对于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以及利用外资、对外贸易等的发展领域，采取市场主体导向，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施；二是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主要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来实现；三是对于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促进就业、减少贫困、防灾减灾、公共安全、公共文化、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以及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国防等公共服务领域，则由政府运用公共资源全力实现；四是主体功能区划、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管理、保护知识产权、调节收入分配、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社会建设和管理等，则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为辅来实现；五是对规划确定的改革任务，则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由政府负责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
（参见《中国经济转型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P129～P135）
快速经济增长，不应以社会与环境成本为代价
由著名经济学家蔡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于6月1日发布。该书详细阐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变化与发展，并对今后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和建议。
《中国经济转型30年》指出，中国经历了外贸的大幅扩张以及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已经从劳动力密集型的服装、纺织品、鞋类和玩具等转向复杂度更高的机器、设备制造。但中国不应为快速经济增长付出高昂的社会与环境成本。
《中国经济转型30年》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贸易发展历程中，应吸取如下三方面的经验教训：
第一，仅仅放开进口并不足以启动出口。
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显著降低。中国推行的战略包含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逐步对外开放市场。二者对于实现稳定、快速的增长都不可或缺。这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因为很多国家放开了进口，但出口仍有待扩张。关于一国的发展阶段及其比较优势，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特定的国别分析。总体而言，一国无法跨越其自身的发展阶段，出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此外，有必要推行制度改革，激励民营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向邻国实施出口之前，对国内市场进行投资、学习和生产。
第二，进口替代抑或出口促进。
这取决于一国的发展阶段及其比较优势。中国已通过经济特区和开放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了试验，允许由重工业和初级产品出口向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出口的转变，这是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在这一过程中，价格自由化和市场准入的放开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建立了许多出口加工区，这是正确的一步。然而，还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激励民营部门在具有成本优势或比较优势的部门进行生产。
第三，发展中国家应避免长期性的价格扭曲
中国局部性、渐进性改革的一个教训就是一些扭曲持续的时间过长，这些扭曲包括低利率政策，对于能源、水、电、土地的价格管制等。如前所述，低利率政策导致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错误地转向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业，这也同样会引发较高程度的收入不平等。较低能源的补贴价格引致了较高的能源消费、较低的能源使用效率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经为快速经济增长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与环境成本，这最突出地表现在过度的能源消费、严重的环境退化与污染方面。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和水体污染给中国造成的健康成本约占GDP的4.3%。如果加入污染的非健康影响（估计约占GDP的1.5%），那么空气和水体污染造成的总损失将相当于GDP的5.8%。中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了节能减排的目标。这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加强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需要削减对能源、水和土地的补贴，降低对重工业、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扶持，并加强对服务业的扶持。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加大对公共品和社会服务的投入，鼓励绿色产业的发展。
（参见《中国经济转型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P195～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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