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或ZF部门，整个中国洋溢着一股“如何成功”的强大氛围，国家层面在探讨崛起，社会层面在琢磨怎样会有良好的个人发展。然而，正如一个社会只有激进力量而无保守势力一定会出现重大失衡或剧烈波动一样，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如果不认真借鉴、研究那些曾经的失败案例，便无法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要知道，正是无数挑战者的失败造就了霸主的崛起，倘若只去研究大国崛起的成功而不去认真探讨挑战者为什么失败，没有人可以保证避免重蹈覆辙。

所以，必须加强对“挑战者失败”或者“崛起中断”问题的研究，包括这些国家的民族精神气质、社会结构、主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对外战略的设计、制定与实施、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以及它们与在位霸权国家的互动、博弈，等等。尤其需要思考和研究“挑战国失败”的共性，我称之为“挑战国陷阱”——主要体现在面对在位霸权者的全方位遏制、打压，挑战国不得不通过权力集中的方式动员全社会的资源予以应对，进而忽视、牺牲了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提升，最后导致国家崛起中断。

我认为，相对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或“金德尔伯格陷阱”，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针对如何避免“挑战国陷阱”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提供智力支持。这同加强对美国问题的研究一样刻不容缓。

在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格局主要矛盾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体系构建拥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但同时，我们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摆脱“中国中心史观”的局限，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探讨大国关系的演进历程。中国历史经验与叙事，是以中央帝国即“天下”周而复始的王朝循环为特征的，而非欧洲历史上沃勒斯坦式的“中心——边缘”的帝国兴替模式。

在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格局主要矛盾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体系构建拥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但同时，我们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摆脱“中国中心史观”的局限，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探讨大国关系的演进历程。中国历史经验与叙事，是以中央帝国即“天下”周而复始的王朝循环为特征的，而非欧洲历史上沃勒斯坦式的“中心——边缘”的帝国兴替模式。中国历史叙事天然地具有一种自我中心、对外界变化不敏感或者忽略外围（在）世界的特性，这对于我们理解欧洲帝国兴替的“中心——边缘”模式造成不小的困境，需要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予以克服。

二是超越后发展的局限，汲取发达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它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或国际关系学理论大多是基于自身历史经验、传统以及现实需求所产生的综合性成果。作为处于崛起过程当中的中国而言，如何既根据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其现实需求，又超越自身赶超过程的局限，汲取发达国家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是紧迫而艰巨的课题。

三是必须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当做一种能够把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起来的学科，并构建科学的研究方法。将这些学科综合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根据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实行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及针对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全面封杀战略”，中国必须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其核心是调整过去40年以“门槛式”开放即市场准入为主的做法，以规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为主要方向，目标是促进建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新的包括市场需求、金融发展以及更高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在内的全方位的国际竞争优势。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不仅关系到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更意味着经历四十年的先期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新一轮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长远战略布局。

“双循环”新格局的本质是改革，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内，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对外，如何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一句话，我们应该将“双循环”提升到第二次改革开放的高度，才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而且，相对于第一次改革开放，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更加不利。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中美关系就由一场商业性摩擦转变为一场全方位的大国博弈。同时，疫情加剧了未来的到来。

“双循环”不意味着闭关自守，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关于下一步需要怎样的对外开放？是在新形势下依旧坚持过去的开放模式或路径，还是通过调整、改革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做深入、理性的思考。

首先，在我看来，只有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才能在严峻的新形势下真正发挥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效果。目前，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形势：美国的战略目标不是遏制中国崛起那样简单。我们对美国这个国家的研究还非常不够，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单极世界”理念是在其成为世界大国之后即具备硬实力之后才具有的，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美国的“单级世界”理念是从清教徒移民美洲之时便开始形成，拥有了所谓“山巅之城”的理想，这是美国不同于以往霸权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再加上它具有同前苏联进行长时期冷战的经验，这些都决定了美国的对华战略不是简单的遏制，而是一个带有时空性质的“全面封杀战略”，即纵向或历史地看，它试图迫使中国返回到1978年之间的闭关锁国状态，在横向或地缘政治上，它企图将中国封锁在欧亚大陆上无法扩展，两者结合就是使中国的崛起中断。

对此，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必须以更具远见卓识的魄力和战略雄心，对美国的图谋进行反制。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避免走向任何可以导致“自循环”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道路的重要背景。

同中国的现代革命一样，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走的也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渐进式道路。以往，我们对“渐进式改革”的认知比较深入，但对“渐进式对外开放”的认识是不充分的。目前，重要的问题在于对现阶段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的现实场景有一个客观认知。四十年来，中国内外经济循环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实现的，而且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再逐渐走向内地，主要是为了规避外部经济循环对当时国内经济体制、政策的冲击。到今天，事实上内外循环之间依然是分立的，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少贯通上的障碍。因此，实施“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就在于逐步打破内循环和外循环之间分隔地带。这里既有内部深化改革的课题，也有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课题。

当年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是“两头在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本质是在计划经济思维依旧浓厚的制度环境下，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原材料，在中国就地加工后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这是通过“中国制造”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步骤。但历史地看，由此导致的路经依赖至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虽然这种对外开放路径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进步，但也无疑延迟了某些关键领域改革的进展，甚至有些固有的体制性因素反而成为我们走向国际市场的“优势”，如政府补贴、国有银行对“走出去”企业的资金支持等，并因此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规则发生比较大的矛盾与冲突，进而成为它们一致反对和攻击我们的口实；二是大循环战略虽然有力地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起飞和发展，但对其他产业部门尤其是国内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迟滞作用，换言之，正是因为相对于金融服务业而言，制造业生产及其产品对产权保护、产品信息透明等方面的制度性要求不高，契合了中国原有计划经济的制度环境，导致我们更习惯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包括结构升级、供给侧改革等，都是在这条道路的延长线上，而金融业、服务业发展的落后，将越来越阻碍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更不利于中国崛起的可持续。

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国际双循环转变，是内生性的要求，不是外生的。

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国际双循环转变，是内生性的要求，不是外生的。

当年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是“两头在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本质是在计划经济思维依旧浓厚的制度环境下，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原材料，在中国就地加工后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这是通过“中国制造”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步骤。

当年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是“两头在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本质是在计划经济思维依旧浓厚的制度环境下，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原材料，在中国就地加工后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这是通过“中国制造”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步骤。

但历史地看，由此导致的路经依赖至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虽然这种对外开放路径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进步，但也无疑延迟了某些关键领域改革的进展，甚至有些固有的体制性因素反而成为我们走向国际市场的“优势”，如政府补贴、国有银行对“走出去”企业的资金支持等，并因此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规则发生比较大的矛盾与冲突，进而成为它们一致反对和攻击我们的口实；

二是大循环战略虽然有力地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起飞和发展，但对其他产业部门尤其是国内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迟滞作用，换言之，正是因为相对于金融服务业而言，制造业生产及其产品对产权保护、产品信息透明等方面的制度性要求不高，契合了中国原有计划经济的制度环境，导致我们更习惯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包括结构升级、供给侧改革等，都是在这条道路的延长线上，而金融业、服务业发展的落后，将越来越阻碍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更不利于中国崛起的可持续。

必须认识到，过去的成功可能是今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如何摆脱这种路径依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疫情的冲击、国际环境的剧变，给我们的“时间窗口期”已经不多。

其次，什么是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作为重塑中国内外经济战略的抉择，新发展格局既是我们面对现实问题所采取的重大调整，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长期战略部署。正因为如此，中央反复强调必须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其主要目标，就是促进建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新的包括市场需求、金融发展以及更高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在内的全方位的国际竞争优势。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不仅仅是传统的解除ZF对跨境经济活动的限制，即降低或解除准入或走出去的“门槛”，更有市场经济规则的高水平接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全球范围内多元化市场主体的运行规则的高度一体化。这也是四十年来经历了渐进式的改革开放后，今天我们遇到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背景。

目前，全国有16个省级自贸区和1个自贸港，但实事求是地讲，基本上都是传统模式，即在国内传统体制内进行边际调整，在核心竞争力和特色等方面都存在不少欠缺，这虽然是由我们的历史、文化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所决定的，但却同现阶段国内外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存在着比较大的错位。

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可以与国外市场规则接轨的市场运作机制。目前的这些自贸区、自贸港必须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是否允许它们大胆地根据新的世界经济动向和市场规则的发展趋势进行先行先试？第二个是如何避免它们相互之间的低水平重复，允许它们根据自身要素禀赋、需求形成多元化的竞争开放格局？三是怎样允许它们有一个良好的纠错机制，即便出了问题，也可以将其控制在自身狭小的范围内，不至于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大的冲击。

目前，全国有16个省级自贸区和1个自贸港，但实事求是地讲，基本上都是传统模式，即在国内传统体制内进行边际调整，在核心竞争力和特色等方面都存在不少欠缺，这虽然是由我们的历史、文化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所决定的，但却同现阶段国内外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存在着比较大的错位。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可以与国外市场规则接轨的市场运作机制。

目前的这些自贸区、自贸港必须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是否允许它们大胆地根据新的世界经济动向和市场规则的发展趋势进行先行先试？第二个是如何避免它们相互之间的低水平重复，允许它们根据自身要素禀赋、需求形成多元化的竞争开放格局？三是怎样允许它们有一个良好的纠错机制，即便出了问题，也可以将其控制在自身狭小的范围内，不至于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大的冲击。

过去，我们总在说“以开放促进改革”。当年我们实施对外开放的时候，国内的市场化改革非常落后，对外经济循环明显地先于国内市场经济循环，对外开放的确对国内改革起到了促进或拉动作用。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且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在继续进行“以开放促进改革”同时，更需要我们走出一条“以改革促开放”的新路子。一句话，在当今的国内外经济场景中，必须实施再一次的改革“闯关。目标是提升效率，激励创新，从门槛式开放走向规则开放。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的内涵，即内外改革的双向互动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本质，目标是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