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全球经济的本质是政治协调与合作。早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开始，大国政治协调与合作就是其重要的政治基础。即便是中国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决策，而且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尽管十分艰难，但却同当时撒切尔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方向上大体一致。这种国家间行为观念上的共识，恰恰是为经济学家所忽视的。

经济学家习惯于假设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一样经得起科学解释，因而认为物理学上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原则同样可以拿来运用于社会关系的研究，并因此而忽视了广泛、包容性的方法可能更能接近于复杂生活的现实的潜力（可能）。自马歇尔尤其是萨缪尔森将高深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在主流经济学的观念里，那些不能够被量化分析的问题，便不是经济学问题。然而事实上，由于经济学逻辑可以排除某些重要的选择，不同的宏观经济模型反映了不同的观点，经济学研究很少能够得出符合社会现实的结论。欧美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的一则笑话，很能说明经济学研究的空泛或脱离现实：

“经济的历史就如同在漆黑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经济学就如同在一间没有猫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而计量经济学是在一间没有猫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而且说猫已经抓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会奇怪：为什么那些认定全球化会一直从持续下去的人们，突然间开始研究“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等问题。那么，这种概念是正确的吗？
在我看来，这些概念同样是缺乏政治经济学思考的产物。总体来看，自15世纪末开启的全球化进程虽有高潮、低潮，但却是不可逆的过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本质上是全球化分裂，即世界主要大国尤其是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不再有统一的有全球经济发展的价值观或共识，两者秉持着各自有关自由贸易的理念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分道扬镳。具体来看，现阶段的全球化分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分层化”“范围的区域化”和“内涵的分裂化”。

“规则的层次化”是美国要搞经济全球化的“去中国化”，试图构建一个或多个排斥中国的、由少数发达国家或周边国家、地区组成的更高市场规则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其本质，是要搞全球化规则的分层化。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区域化”，是指新冠疫情的爆发和全球扩散大大加快了早在本世纪初业已开启的产业链重构的进程，即投资、贸易的区域化或本土化，在此过程中，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安全等因素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谓经济全球化“内涵的分裂化”，是指曾经共同协调发展的金融、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在内涵上发生了明显分裂：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出现全球化的分层化、区域化发展态势的同时，金融全球化却依然如故，美元体系的逻辑与权力并未出现任何调整的迹象。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作为当今世界霸主，其国内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对其对外关系、战略的影响巨大。国内经济结构的脱实向虚以及美元体系在维系美国全球地位中的核心地位，使得金融全球化成为最符美国利益、也是美国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域。因而，仅仅关注全球贸易、产业链的调整是不全面的。

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美国对全球化的重构所体现的，正是美国所拥有的强大的结构性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在当下全球化分裂的趋势中，功能主义色彩即自发的市场合作机制将原来越弱化，市场规则、制度协调、合作的特色将日愈明显。因此，中国不仅面临着对外贸易中的价格歧视，还将面临着规则歧视、制度歧视。这些都使得中国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面临的挑战更多，即不再仅仅是市场准入的“门槛”问题，而是规则与制度的调整和改革问题。这些都需要更高层面的科学、理性的政治决策。

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重对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变化及其社会、政治影响的综合研究

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都是其内部事务的自然延伸。对美国的认知，对美国行为的认知，离不开对美国经济结构变化及其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影响的深入分析。正如彼得·卡赞斯坦指出的那样：
“如果没有对国内结构的系统性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依然无法理解。”  

上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是影响当今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进而撕裂美国社会，导致政治极化的根本原因，并对美国对外关系政策的调整产生巨大影响。

我把美国近40年来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称为“金融化”。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摆脱黄金镣铐的束缚，使得美国国内金融体系（规则）不断自由化、金融市场日益深化发展，以及美元体系全球扩张的结果，其内外一体的高度金融化发展的核心目的，就是维持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

由此，1971年关闭黄金窗口的所谓“尼克松冲击”，其本质是放弃了罗斯福所构想、杜鲁门所实施的包容性全球多边主义理念，将人类几千年的金融逻辑从“债权人逻辑”转变为“债务人逻辑”，使得美国依赖国内具有深度、广度的金融市场，以及外部世界美元体系的运行机制，形成了对所有系统内国家的无形操控，即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的“中心——边缘”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霸权不仅在逻辑、手段和规模上异于以往所有的帝国，而且其货币控制能力——主权货币能力超过了历史上的所有帝国，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帝国主义国家”。而且，“美国优先”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就被尼克松切切实实地践行了。只不过，它不是以传统姿态走向我们，因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这一切，是美国敢于同时全方位发动贸易战、实施所谓“长臂管辖”并发动金融制裁的核心根源。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关注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调整，依此分析美国对外战略包括对华关系的基本走向。

鉴于当今时代美国霸权的核心在于美元体系，应大力加强对国际货币、资本、金融运行机制的深入研究，从货币权力的视角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与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与石油危机直接相关。目前，即便是在欧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当中，对贸易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趣早已形成并持续很久，但对货币问题的相关研究却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

首先，两个领域中行为体的利益获得、损失或相互之间分配的可观测程度有着很大差异。在贸易领域中，无论是整体性商品和服贸易还是企业内部的产业链交易，由于贸易壁垒或规则的变化所导致的损益清楚可见，其赢家和输家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特别是社会、政治影响同样明显，但货币金融领域则更多地充斥着技术层面的问题，当利率、汇率变化或者信用及其规则调整时，很难明确界定赢家或者输家，其技术性特征明显超过其政治性特征。简言之，由于收益或损失更加容易辨别，相关研究在贸易层面比货币金融层面更能够清晰地解释国家行动的来源。

其次，相当长时期以来，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货币金融领域的问题及其影响、冲击主要体现在国际层面而非国内，换言之，贸易失衡所导致的安全上的考量更多地集中于其国内影响，而现实生活中货币金融领域中国家间政策分歧或者协调、合作，对整个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巨大，更多地涉及到全球体系的治理问题。

最后，也许还存在一个对两者关注的客观时滞问题，在以往金本位制度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汇率稳定，相关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贸易利益平衡与分配领域，关注贸易保护主义、区域主义等问题及其相应的规则调整，然而在世纪70年代初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浮动汇率制度运行，尤其是80年代美国经济结构高度金融化的发展，汇率、利率、信用、风险以及资本流动及其管控等问题才开始更多地影响到各阶层、企业、机构和国家的利益得失，全球范围内货币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也日益突出，进而使得货币金融问题与国家安全、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日益增大。

无论怎样，当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货币问题的研究是相当肤浅的，政治学者无暇顾及技术性颇强的货币问题，擅长于技术性分析的货币金融学者往往视政治问题是多余和无聊的。但是，货币金融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本质上都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脱节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五个方面的缺憾：

第一个缺憾，在美国国际地位的认知与判断上不断出现错觉或误判。许多人主要以GDP等传统的量的指标为主，继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超群地位当做是“常态”以及判断标准，仅仅通过GDP世界占比的相对下降便认定美国在“衰落”，未能看到美国与传统帝国不同，其控制世界的逻辑、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依靠具有深度、广度和弹性的国内金融市场以及美元体系来控制全球资源配置的规模、方向。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衰落”之声不绝于耳，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依然主导世界的这种认知与现实之间发生错位的重要根源。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这种误判是格外危险的。

第二个缺憾，对美元体系及美元地位的分析出现误判。受到以往金本位制度价值稳定观念的影响，经济学家很容易把美元的价值稳定与否作为判断美元国际地位的首要因素，这也是不少学者认为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采取大规模“无底线QE”一定会对美元地位造成严重影响的主要原因。这种纯粹经济学的分析忽视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1973年之后美元价值的波动已经不再是对美元信心及其地位的决定性因素，由于金融逻辑的改变，美元的内外价值已经成为调节国际资本流向与规模、进而是确保美元体系顺利运行的重要手段；二是理论和经验证明，对美元地位的分析必须是综合性的。这种综合性既包括经济学视角的多样性，也包括政治因素的必要考量。毕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与美国的霸权地位直接相关。

具体来说，决定美元体系稳定与否的除了美国对外负债、财政赤字以及债务货币化等因素外，还有第二个因素即巨大的市场交易规模和网络外部性，这一点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自由化潮流兴起以来显得更加重要。第三个因素就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具开放性、最具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美国国库券作为一种通用金融工具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投资的流动性、便利性和安全性。经验证明，在过去200多年间英镑和美元作为前后两种主要世界货币，都拥有发达的以资本市场为基础、高效且对非居民具有吸引力的金融体系。

相应地，那些金融体系以银行信贷为基础的国家，如德国或者日本，尽管其货币在价值稳定的市场信心方面都曾有过良好记录，但却因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落后而削弱了它们挑战美元主导地位的能力。

第四个因素是美元作为一种重要的“协议货币”的地位及其影响因素，这表明外国官方持有美元的目的或动机与市场因素无关，而是出于更为复杂的安全、政治等方面的动机，对确保美元地位采取配合、支持的立场。美国政府为确保美元国际地位所可能采取的各种政治和外交手段，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因为协议货币地位提升对于美元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拥有在相当长时间内优于潜在挑战货币的权力。

第五个因素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它们为美元提供其他国家无法比拟安全性，美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的首选避风港。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关于美元国际地位未来的分析往往是负面的，但有关政治因素对美元国际地位影响的分析却往往得出更为积极的结论。这说明，对于美元国际地位的分析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学角度的思考，应该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第三个缺憾，在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没有系统性理论来解释货币竞争和货币权力。现代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很少参与货币国际化问题的讨论，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被更多地当作经济学问题，而非政治经济学问题来进行研究，即完全忽视了货币的权力特征与政治内涵，因而导致很多研究缺乏理论和现实意义。经验证明，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本质，是拥有一种结构性权力，它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两个方面决定的，仅仅靠一个方面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第四个缺憾，缺乏对货币体系非平衡性的认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货币体系从来就是一个层级系统，“体系制定者”与“体系接受者”之间的地位差距巨大，而且相对于国际贸易领域，国际货币领域中“体系接受者”转变为“体系制定者”的难度更大，甚至是大国地位或世界秩序变化的结果。由于货币相对于贸易更具有赢者通吃的非合作特征，这种政治协议作为国际政治力量失衡的表现，体现的是霸权意志，而非弱小国家的利益，因而相对于围绕贸易发展的政治协调，国际货币领域的政治协议更具有强迫性。

第五个缺憾，忽视对金融发展与国家崛起之间关系的研究。迄今为止，国内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格外重视英国的工业革命。但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是建立在农业革命基础上的，而在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金融革命——王权得到制衡条件下的中央银行信用以及债券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可以率先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事实上，除了西班牙人通过掠夺南美金银实现了短暂的辉煌之外，后来的荷兰、英国和美国，其作为强国的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都经历了金融革命。金融发展对国家崛起的影响，主要在于确保崛起的可持续性——通过金融市场运作，利用别人的资金、资源实现国家崛起。历史上，尚无仅仅依靠自己的储蓄、储备实现可持续崛起的案例。
这些经验教训，对于现阶段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中国而言，意义格外重大。

五、加强对1500年以来尤其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大国兴衰过程中“挑战国失败”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