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华威大学参加一个关于IFRS和Fair Value的研讨会，颇有心得，于是发文与大家分享，共同思考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回到昨天的研讨会，一整天的时间只宣读了两篇文章，其余都是讨论时间。上午宣读的文章叫做Incentives or Standards: What determines accounting quality changes around IFRS adoption? 这是我的导师和之前的博士生合作的一篇文章。文章以德国公司为样本，将自愿实施IFRS的公司作为treatment group,而不愿意实施的公司当作control group。研究结论表明，IFRS并不一定能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只有那些真正愿意执行IFRS的公司的信息质量能够得到提高。这篇文章乍看是篇会计学论文，确实也发表在JAR这样的top journal上，但实际上是在讨论一个经济学的本质问题：经济动机。作者认为是动机而非准则本身在决定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讨论者是剑桥的一位老教授，他认为文章最大的问题是对信息质量的衡量。文章采用的衡量方法是来自经典的实证会计文章，用及时性和应计盈余来度量会计质量。讨论者却认为，如果坏消息及时披露就意味着会计质量好，那么big bath该怎么解释？另外，如果accrual与cash flow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表示有盈余管理的嫌疑，是不是只有cash flow的公司信息质量就是最好的呢？最后，如果光从盈余的角度看会计信息质量会不会有些片面？下午宣读的文章是关于Fair Value的，作者采用的是case study的方法。由于我本身是做实证的，对这篇文章理解也不是很深刻。后来的讨论者理论性更强，从Fisher 方程式出发推导出Fair Value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只要我们承认Fisher理论的正确性，也就是承认了Fair Value的合理性。他的点评充满了经济学理论，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让我越来越发现，会计学的本质竟然是经济学。

我的导师告诉我，其实英国最早一批搞会计的都是经济学家，他们研究的会计学更多是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出发，例如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制度经济学等。后来，计量经济学的广泛应用，他们又开始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会计问题。可以这么说，会计本身是一种技术，是经济学赋予了它血肉。我觉得对于研究会计学的人来说，这也是很有启示的。我们在研究会计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透过问题本身去揣摩其所包含的经济本质，每一种会计行为，每一个会计选择，都是“理性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的结果。尤其是在研究IFRS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听到的词汇是趋同，但由于各自的经济动机和制度环境不同，真正发生趋同的可能性又有几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