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一些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威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造成基层政府事权大于财权。而基层政府财力不断萎缩，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统计，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占10％，地(市)级占17％，而有着2千多个县级财政、4万多个乡级财政的两级财政收入共计仅占22％，这种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就从客观上限制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2．3投资环境不理想，缺乏对资金的吸引力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外部性和社会性，基于资金的趋利性原则，除了国家及地方政府为协调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公共财政资金外，其他的农村金融机构、企业和国外的金融机构都不愿意投资于农村公共产品。
3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制度的对策建议
3,1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
应逐步加大财政支农的投入力度，并且逐步调整财政支农投入份额及其递增比例，主要是农村基本建设投入占计划内基本建设投入总额的比例、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农业科技三项费占科技三项费的比例等，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时还要适应WTO规则，建立和完善新形势下的政府扶持农业政策。改变传统的以高关税和价格支持为主的直接式农业扶持保护政策，向通过“绿箱”政策进行的间接式农业扶持保护政策转变，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减少农村农民增收的私人成本。
3-2明晰公共财政的投资范围与力度
明晰公共财政的投资范围和力度，纠正中央和地方对农村公共产品投融资的范围与结构偏差，抑制地方投资规模盲目扩张。根据地方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对政府投资领域逐步进行分类界定，明确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非竞争性的投资领域，对有收费机制、收益稳定的公共产品投资项目(如供水等)，完全交给社会投资者投资；对一些有收益机制但效益难以做到投资收益平衡的设施项目，政府通过适当的补贴等政策，鼓励社会资金规范、有序地投入。一般认为，凡是能够通过市场调节的领域，由市场根据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如农业生产中农民使用的农机具、农药、化肥、薄膜等流动资金的投资适宜由农民来承担。因为这些投资所形成的效益分割，成本与效益对比关系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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