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郎之争”的思考

张郎之争鼓噪一时，两人的争执点纷繁广杂。我仅就国企改革谈谈看法。张维迎是大陆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其观点鲜明亮丽：国企改革的出路就是国退民进。而郎咸平是颇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其观点老成持重：反对国退民进，应该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两人各有一批声援者，彼此口水横飞，争论煞是好看！我们应该理性的看待它。

首先从张先生的观点入手，来分析什么是国企改革的灵丹妙药？张先生主张：“冰棍论”、“烂苹果论”、“靓女先嫁论”、“领导受损论”等理论。其真正的目的何在？本质是国企私有：私有产权代替公有产权，强势群体鲸吞国家资产。他认为产权革命是市场的必需，是万金油。我们来仔细分析张先生的逻辑。张维迎认为企业家做事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思考：一方面是否对社会有价值，另一方面对企业家个人有没有利益。他的假设是经济人。好，我们从经济人的角度来分析张先生的逻辑错误。

作为企业家可以为社会谋求价值但同时必须满足其个人的利益需求，否则道德风险的成本就会激增，导致企业的无效率，形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为了激励其努力工作国家要支付激励成本。张先生认为现有的激励成本不足以激励企业家们为国企努力工作，应该加大激励力度。那么什么是最优的激励措施呢？就是把国企通过MBO方式转卖（送）给经理们，于是激励的目的达到了，市场的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这想法的确高妙。可是用最简单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就可发现其中的谬误。

委托—代理理论遵守成本效益原则：激励的成本不大于代理人的努力带来的收益增量。当激励成本大于了代理人的努力带来的收益增量时，委托人得不偿失。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在这里可以这样表述：为了使经理参与到企业的价值创造中来，必须不伤害其既得利益（经理们的保留效用）；为了使经理们努力工作，必须给经理们这样一种期望：努力工作比偷懒的期望效用大。在这两个前提下，股东给与经理的工资是：经理的保留效用和激励工资之和。经理的参与约束条件总是紧的，即股东给的基本工资总是趋近于经理的保留效用。由此股东再权衡激励工资和企业的收益增量来确定激励程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激励程度和收益增量呈正相关的关系（注意我们的假定是一般的经济环境，即经理努力工作就能高产出，获得高收益。我们略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仅是为了讨论的便利）。股东不会给经理超过收益增量的激励工资，更何况是将整个企业送给经理。整个收益增量无法激励经理时，企业只好另请高明，这时经理的唯一途径是自己创业，因为任何企业都用不了这种“牛人”。但在张先生看来国企另当别论，为了救活国企需要“藏富于民，化公为私”。因为国企的经营效率小于民企的经营效率；因为国企的经理们更重视短期经营业绩，从而导致企业长期发展的不足；这两点归结为四个字“产权桎梏”。就是国有化导致的所有的恶果！

产权私有就那么美好吗？让我们来看组数字：香港上市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国有企业是4.1％，民营企业是4.3％，所以民企好一点儿，但每单位资产创造的价值国企是1.13倍，民企是0.97倍，就创造价值而言，国企好一些（郎咸平）。可见民企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高效。另一方面短期经营和长期规划的冲突无论国企和民企都存在，如何权衡两者的利弊是个难题。不能简单地说国企的经理的短期行为更突出，民企的经理要好一些。换个角度国企受国家中长期发展的影响更大，更倾向于长期的发展规划。所以张先生的论调不敢苟同。我们不妨按张先生的逻辑演绎一番：假设我们完成了国退民进（私有化）改革，少数的强势群体成为受益者，拥有了原本属于国家的资产，成了“资本家”。这时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企业家亲自经营企业。为了激励其下属各层经理努力工作必须给与他们相应的产权，否则他们会消极怠工，企业将破产。那么这样做的结果是企业四分五裂：集团分裂为小公司，小公司内山头林立。另一种情况是新的资本家委托经理们经营企业，有效的代理成本就是将整个企业“易手转赠”，于是新的经理成了新的资本家，他再“转赠”如此循环。新的经理为了在低价位获取企业就会逆向选择：故意怠工导致企业的业绩下滑。从而促使股东在低价位转让企业，在新的契约博弈中获得利益优势。如此循环博弈，最终企业垮掉了。这就是按照张先生的逻辑演绎的结果。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郎咸平先生的药方。郎先生认为民营化、自由经济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反对国退民进，他主张政府介入，政府做一个主导。以什么为重心呢？以民为本，以老百姓的福利为前提。他认为产权改革走错了，以效率为本了。他推崇建立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制度。郎先生认为国退是行政退出市场而非所有权的易手。我们改变分析的方式，先思考什么是有效市场？其实很难定义有效市场（法玛的定义也不全面），那么我们来描述有效市场的主要特征：资本有效的流动，信息有效的流动和人力资源有效的流动。有效是指市场的资源配置成本最小。人力资源的有效的流动的必要条件是郎咸平提出的建立职业经理人信托制度。可见郎先生的建议不够全面。单纯的措施难以治疗国企的重疾，我们需要综合治理，才可能见成效。

重塑民族诚信，完善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制度的宏观环境。我们需要建立相关的制度来保证人们诚实守信，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成本大于收益，最终使经理人能由制度诚信发展到自我诚信。制度是解决信息有效流动和完善资本市场的良方。郎先生告诉我们要用严格的激励机制和信托责任来解决国企问题，其积极意义很明显。

总之产权改革不能包治百病。它不能解决企业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权衡；不能解决企业的效率和社会的分配不公。它不能解决委托—代理导致的社会成本的增加。可见产权的私有改革不是张先生所说的那样高效。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建立社会诚信机制，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社会公平，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样的政府是经济平台的建造者和守护者，而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