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的“嵌入理论”。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人假设”是一种“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ed)的观念，他把这种“经济人”称为“低度社会化人”。由于“低度社会化人”把人的行为看做只是原子式的个人的孤立活动，而不是既定社会关系和结构的产物，无视行为者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无视人与人之间行为互动的事实，因而最终无法把握个人的行为选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无法解释行为选择背后的真实原因。格兰诺维特从波兰尼的“嵌入”概念出发，就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富有“唯物”色彩的“嵌入理论”。格兰诺维特认为，人不是脱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像原子式地进行决策和行动，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做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为选择。稍后，他又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第二，经济生活依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第三，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换言之，他认为经济制度起初未必源于理性选择，很可能是社会历史的遗留，仅靠理性选择不能充分解释经济行为，而经济学在剔除“非经济动机”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嵌入理论”把行为人的选择置人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不仅点到了“经济人假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缺陷，而且也击中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唯心主义”要害。

　　第四个是罗纳德·科斯的“交易费用”。1991年，科斯在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对《企业的性质》做了如下评价：“我认为，这篇论文最重要的东西，是将交易费用明确地引入经济分析。”e由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其实，交易费用是经济学中“成本”(耗费)概念的引申，但交易费用并不是单纯的物的“成本耗费”，而是人与人打交道(经济关系)的“成本耗费”。交易费用通常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通过“交易费用”，把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一般化，从而否定了“黑板经济学”对“经济人”那种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察视角。从交易费用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方面，对促进主流经济学“回归现实”也做出了努力。尤其是道格拉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有人说：新制度经济学科学地解释了制度的起源、变迁和作用。在我看来，诺思等人只是把握了制度产生、变迁的具体路径，并由此细究了制度的功能，却并未找到制度产生的真正根源，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未能超过马克思。”我以为，如果他们不从根本上放弃唯心主义方法论，他们就永远超不过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并不在于说清了制度的起源(尽管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而在于承认了制度的历史性、可变性(尽管他们坚信市场经济终结了制度变迁的历史而最终否定了制度是一个历史范畴，从而也就否定了他们有关制度历史性的理论逻辑)，不再把制度看做是“给定的”，而是内生于经济过程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决策。

　　三、卡尼曼和史密斯的挑战

　　如果说上述学者们对主流经济学的反叛还缺乏实证分析的支撑，那么基于实证分析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发起的挑战就不能再被视为无稽之谈了。“行为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丹尼尔·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由于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共享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心理学的前沿成果引入经济学研究，发现了人类行为和决策的不确定性；实验经济学的贡献在于运用实验的方法和技术考察人的心理倾向，从而为经济学提供了检验、分析行为选择的有效工具。二者的研究结果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实实在在的不利证据。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以下三个方面都发现了与“经济人假设”不同的反常现象。

　　1.理性反常。按照“经济人假设”，行为人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并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即使存在不确定性，行为人也能通过概率来判断比较各种可能方案的预期效用。但行为经济学却发现，在不少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是根据“成本与收益”而是根据“其他的依据”进行决策，因而效用难以实现“最大化”，“经济人”甚至并不追求“最大化”。这些“其他的依据”是：(1)现实世界存在着行为人不能克服的困难，限制了对“最大化”的追求；(2)行为人的心理认知受到外界因素干扰，出现了偏离成本和收益计算的结果。行为经济学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锚定效应”(即人们在判断时常常过于看重显著、难忘的证据)和“框架效应”(即信息的不同表达方式会引导心理倾向和行为选择)是心理活动和行为选择的常见现象。

　　2.偏好反常。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其偏好是连续的、稳定的，因而是不变的。但行为经济学却发现，人们的偏好并不是连续的、稳定的，而是可变的。1990年，特维尔斯基和塞勒做了如下实验：第一步，要求实验主体在两个期望值相同的赌博中进行选择，H赌博以较高的概率赢得一个较小的价值，L赌博以较低的概率赢得一个较大的价值，结果有71%的人选择了H赌博。第二步，要求上面的实验主体给两个赌博定价，让他们标出愿意出售两个赌博的各自最低价。结果有67%的人对L赌博给出了一个更高的价格。行为经济学的实验发现，在实验的前期人们偏好H赌博，而在后期却偏好L赌博，这种被称之为“偏好颠倒”(preference reversal)的现象说明，人们并不拥有事先定义好的、连续稳定的偏好，偏好是在判断和选择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并受判断和选择的背景、程序的影响。“偏好颠倒”的实验对于我们确认人类心理活动的历史性，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3.利已反常。主流经济学坚信“经济人”的追求目标是自我利益，然而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反例与此不一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人到餐馆吃饭付小费：如果说付小费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人们一般却是在用完餐后才付；如果是为了将来得到更好的服务，可是多数人在偶然光顾的餐馆里也付小费；不付小费并不会受到起诉，而付小费却直接减少了行为者的自我利益(金钱)。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利己反常”?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人们放弃自我利益的原因除了对社会规范的尊崇以外，更在于人们对“自我利益”以外价值(如公平)的强调。

　　尽管行为经济学的根基依然是“心理分析”，但它多少已经触及了心理活动背后的因素(社会环境)。我认为，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意义，不仅在于证明了人的行为并非一定是理性的(心理活动的一致性和非历史性)，而且在于寻求心理活动“唯物”基础的努力(心理活动的唯物性和历史性)，并取得了初步成绩。正如我国学者汪丁丁所言：“经济学在西方的实践和在中国的实践都指向同一个演化方向——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必须考虑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人的影响。”

　　事实上，从唯物辩证法来看，心理活动和行为的本原都是“唯物”的，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的行为都可以在现实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得到科学的解释。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就已经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这一点。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强劲攻势下，我国经济学界似乎离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渐行渐远，“离道久矣”。然而，看来“马克思幽灵”有着极强的生命力，100多年以后，如果说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傲慢可以无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指手画脚，那么行为经济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再次确认了人类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历史性，无意之间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新的证明(马克思的幽灵回来了)，这不仅是主流经济学难以接受的，恐怕也是行为经济学始未预料到的结果。

　　不过，行为经济学对“心理活动背后动因”的触及仍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行为经济学质疑主流经济学的初衷不过是想强调：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驱使，还受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本能、偏见、歧视和嫉妒等。可见其根本视角仍然是“唯心”的)。我以为，这种“不彻底”恐怕与他们仍难以摆脱其根本的世界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的束缚不无关系。从根本的方法论来看，虽然与主流经济学一样，行为经济学仍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但行为经济学从心理学的角度证明了人的行为并非一定是理性的，而且无意之间触及到了心理活动背后的“唯物”动因，这无疑从内部动摇了支撑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唯心”根基。我认为，这才是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历史意义之所在，这才是行为经济学对当代经济学的真正贡献之所在。

　　有人高度赞扬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贡献昭示着“现代经济学正日益向经济现实回归”。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与其说这是“向经济现实回归”，毋宁说这是由“唯心”向“唯物”的回归。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从心理分析出发，导出了许多并不“唯心”的结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这种发展趋势很值得我们深思。

　　四、结语

　　概括以上的分析，笔者引申出以下两点结论：

　　其一，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并不在于它不能说明市场经济中人的“理性”行为，而是在于它不能说明市场经济中人的“反常”行为。换言之，“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并不是它不能解释当下的经济现实，恰恰相反，由于它是从“市场经济中的人”的视角来看问题的，因而它对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这种非历史的、“唯心”的观察视角正是“经济人假设”的历史局限性所在：一旦超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范畴，“经济人假设”就会部分失效甚至完全失效。我国学者汪丁丁曾敏锐地看到：“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危机”，然而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汪丁丁却并未深究。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个“基础”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唯心”视角。

　　其二，由于主流经济学似乎并未意识到“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唯心”视角，因而他们也就无法理解：经济人的“反常”行为恰恰是人性并非永恒不变的一个写照和注脚——今天的“反常”在明天可能就是“理性”，今天的“理性”在明天可能就是“反常”。为了给这些“反常”行为一个说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只好不断放宽“假定”。然而，放宽“假定”固然能暂时与现实保持一致，却与“唯心”的观察视角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于是我们看到，在放宽“假定”的不断退让中，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唯心”根基正在逐渐遭到侵蚀。承认这种“侵蚀”，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洞察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趋势。

作者：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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