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保护期限外，其它所有项目均包含一些子项，这些子项为虚拟变量，如果满足，就加分，且占该项中的1/N分（如果该项目中包含N个子项）。这些子项的选择遵循两个原则：能充分反应IPR保护水平；能将各国的IPR保护程度区分开来。

覆盖范围：专利一般保护新的、具有工业推广价值且具有差异性（nonobvious），得分在于是否包括以下项目：医药，化工，食品，植物和动物品种，外科产品，微生物和实用新型。参与国际协约：主要包括1883年的巴黎公约及其后续条款；1970年的专利合作协定（the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及1961年的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UPOV）。巴黎公约旨在提倡IPR保护的国民待遇，主张统一与简化政策程序。UPOV旨在为植物育种提供产权保护，这这个公约要求参与国提供同一的保护标准，并反对国别歧视。

保护的缺失：专利持有者可能失去其专利，主要集中在三种情形：使用条款（working requirements），强制许可，及取消专利。使用条款是指一些权利当局要求对基于该专利的产品进行生产，如果专利被授予国外，要求进行强制进口，由此造成对专利持有者的一种剥夺。强制许可是指将专利强制地许可给第三方。而当一国在专利申请或授予的3-4年类没有出现强制许可时，可得1/3分。
执法机制：提前禁令；帮助侵权诉讼及举证负担逆转。（preliminary injunctions；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pleadings, burden of proof reversals）。

提前禁令是指及时制止潜在或正在发生的IPR侵权行为；帮助侵权诉讼是指虽然本身没有违反IPR，但为IPR提供便利，如为侵权者提供原材料等，也会被追究侵权责任。举证负担逆转是指将工艺专利（process patent）侵权的举证责任由专利持有方转向专利违权嫌疑方，即嫌疑方证明自己并没有侵权既有专利。其可以作为庭前发现（discover）的一种替代。再看专利的保护期限。有些国家以专利申请之日，有些国家以专利批准之日计起，前者规定为20年，后者规定为17年。依比例得分，但最高分为1.

以上5个子项均来自各国的专利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数据的获得性。但它忽略了一些国别特征，如有些国家实行专利申请的事前反对，有些实行事后反对。如有些国家对于专利保护的规定较窄 ，这会引起专利潮，或引致对专利的策略性使用。一些国家不大习惯以法律方式来解决纠纷，因而司法途径被认为是最后的选择方式。如果引入这些特殊性，需要进行全局的调整。同时也表明了这种计分方法的包容性并不是很强。下表是各国的IPR指数。

以上指数的构件将各个指标进行平均加权，有必要考查不同的权重组合，因为不同的研发者对IPR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也可以作为一个稳健性检验。作者检验的方法是考察不同权重对不同国家IPR排名的影响。作者进行了10种不同权重的处理，给某一项赋予40%或60%的权重，其它各项取平均权重。然后分别考察这10种变化与平均权重指数的秩相关（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系数。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不同的权重对于IPR排序的影响并不大，相关系数均不低于0.85。

另外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名义IPR与实际IPR的差别。对于法律条款的实际执行效率的刻画是比较困难的，但研究者需要从任何一些可能的线索中发现一些证据。首先，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发达中国家，因为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相关的IPR立法。而对于OECＤ国家，名义IPR可能存在高估。比较好的方法是寻找法庭数据，如IPR侵权案件的受理情况，相关执法人员的看法等，但没有这样的国际数据。一个次优选择是考查人们对于IPR的抱怨情况，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实际执行与法律规定情况的差异。

作者找到的数据是美国企业对于国外IPR保护情况的抱怨数据，但这些数据集中于版权、商标、商业秘密，而不涉及到专利。有些企业抱怨这些国家的立法缺失，有些抱怨实际执行情况，对于日本的IPR执行较为不满，因为调查时的日本采取的是工业发展战略政策，只有当国内工业基础比较好，或没有日本企业进入的行业中允许国外企业申请较宽保护范围的专利。但总体上，作者认为名义IPR与实际的IPR保护水平还是一致的，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执法的滞后，以及一些工业发展战略所带来的IPR保护歧视。

以上讨论主要是为了论证名义IPR的可靠性。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可以考察IPR在各个国家的特征以及发展趋势。从时间序列来看，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间IPR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15.5%）。但也存在较大的方差，原因在于1960年具有较高的IPR保护水平的国家增强的IPR保护，而较弱的国家维持不变或有所减弱；非洲国家的IPR指数较高，很大部分原于它们沿用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专利的覆盖与保护期限。

可以简单地看下IPR指数与经济发展的关联。

从上表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的IPR保护水平逐步上升，但上升的幅度逐步减少，表明，IPR增强所带来的动态高效与静态低效更为明显；中收入且具有较慢经济增长的国家IPR保护水平在70-80年代出现了逆转，表明IPR与经济发展呈现非线性关系；低收入国家的IPR保护水平稳步上升。但相关分析的弱点在于它不能分离出因果关系，可能是IPR增强带来的动态收益大于静态垄断低效，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更能承担起IPR实施的相关成本，从而使IPR保护水平提高。而回归分析经过一定的处理有望得到因果关系。

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定因素
要做实证，一定要有一定的理论功底。这是一种生存技能。但这些模型背后的思想更为珍贵。如果是一篇实证为主的文献，计量方法前边的理论在于将回归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个系统里，并从理论上判断各个解释变量前面系数的符号。一国IPR保护水平的选择在于对IPR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强的IPR可以带动动态的研发激励，并会改善一国的双向交流（FDI，贸易及许可生产的流入）。

强的IPR可以带来一些成本，如静态的垄断低效，以及建立IPR系统所需要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假定社会福利函数为： ，P为总体价格指数，Y为产量。IPR保护水平 进入模型的方式体现为它对P，Y的影响 ，其中 为其它影响价格与产量的变量。假设 ，表明IPR增强会提高垄断势力，价格上升，但上升的幅度递减；对于产量的影响不确定（取决于市场扩大效应与市场垄断效应），但边际作用递减。令 为建立IPR制度的固定成本，且 。

社会计划的福利函数为：
，由包络定理可知：
，进一步可得：（前提是 为正）

以上两式可以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直觉在于，当其它影响价格与产量的因素（其由IPR变化所引致的变化），可以带来更高的产量与更低的价格，则计划者需要加强IPR保护，反之减弱保护。

接下来的工作是充实 的内容。作者找到的变量包括人均GDP，开放程度、政治与市场自由度、人力资本投资与R&D投入。人均GDP数据来自Summers et al. (1995);政府与市场自由数据来自Barro and Lee(1994)。开放程度数据来自Johnson and Sheehy (1995) 。市场开放程度数据来自Sachs and Warner(1995) 。可以得到一个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IPR数据为1965，1970，1975，1980，解释变相应地取滞后5年，以减少内生性。

但市场自由度数据在各阶段没有变动性，但由于它包括的内容要较IPR广泛，作者认为因果关系应该是从市场自由度到IPR保护水平。

作者提醒我们注意两个统计特征：R&D具有最大的变动性（标准差/平均值）；R&D与人均收入高度正相关。这在后面的回归将要用到。

再看回归结果。首先仅用人均gdp对IPR回归，其作用效果明显为正，但加入其它变量后，该变量不明显，表明IPR并非由人均收入决定，在简约式回归中，它可能只是作为其它遗漏变量的替代变量。由于GLS可以有效地修正回归过程中的异方差，且R&D在OLS回归与GLS回归中具有明显的差异，因而，需要将不同的国家进行分组，分别进行讨论（这是YIN，2010需要借鉴的）。

作者依人均收入是否高于所有国家平均值将国家分为富国与穷国两组，发现几个有趣的结论：IPR决定方程在富国更具有解释力（更高的拟合优度）；R&D在富国作用更明显；经济开放程度在穷国更明显。作者对R&D影响进行更细致的刻画，直觉在于建立IPR需要各种成本，而这些成本的消化需要有明显的研发基础，并提供明显的研发激励。因而，可以选择一定的R&D/GDP阀值，作者将这个阀值定于0.21%，发现R&D大于该阀值的国家作用更明显。

再简单看下作者如何讲故事。来解释其它变量的回归结果。其它，任何一种结论，均可以找到相应的理由。此时就显示了文献积累的作用。经济开放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发展中国家的IPR保护程度，在于发展中国家需要建立与其它国家的双向交流关系，需要进行信誉积累。而富裕国家的开往程度本来就比较高，变动较小，所以作用不明显。

如何解释政府自由对IPR影响较小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一个方法是引用一些这个领域较“权威”的学者的言论，如Barro (1996)发现民主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因素，它是发达国家的奢侈品，具有民主的国家会因为生活水平提升不快而丧失民主，而具有市场自由的国家会因为生活水平的提升而获得政治民主。

另外一个解释来自政府的效用函数，即民主政府更倾向于保护消费者权益，更关注收入分配，而IPR增强，会提高价格，给低收入人群带来更大的伤害，因而政府更倾向于提供较弱的IPR保护（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4)。另外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是人力资本存量并不影响IPR，作者的辩解是，人力资本存与R&D投入不同，后者才具有回收潜在投入成本的动力。显然，这些解释过于牵强。但我们有时需要学习这种比较无奈的辩解。

结论
作者构建了110个国家1960-1990年间的名义IPR保护指数。并讨论了IPR的决定因素，发现经济自由度、对外开放程度、滞后的研发投入对IPR具有决定作用。一个重要的推论在于，只有当一个国家的R&D达到一定的阀值，该国才会具有强的IPR保护激励，一方面在于IPR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于IPR建立本身需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与可变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