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莫学胡雪岩——小议“寻租”与腐败
? 张英
灯下随笔
"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发迹史和传奇故事前一个时候在书刊、影视和街头巷尾着实热闹过一阵子，昨天一位朋友来聊天，还热切地向我们宣讲了一大串。朋友心仪于胡雪岩的"识时务"和"懂权变"，并对他凭藉这些"现代社会同样需要的才能"获得"人生的成功"深表艳羡。朋友是非常稔熟的朋友，为人有许许多多优点，惟一的缺点就是容易被蛊惑。"红顶商人"早已"热"过了气，其"顶子"上的颜色到底是怎么来的，相信大多数人都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面对他的不可理喻的热情，我只有摇头。
但是光摇头并不解决问题。"从一个钱庄小伙计到中国最大的官商"，只要这样的故事仍在人间流传，故事本身一波三折的情节之下更深层的隐秘就总是需要被揭示。胡雪岩的故事中究竟有些什么在吸引人?或者说，在当前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因素才促成了胡雪岩传奇的重新流行?简言之，我以为胡雪岩故事的最大现实意义，恐怕是在他那通过收买高官、凭藉官场势力取胜于商场的"特殊手段"与当今社会的某些"成功人士"有着惊人的相似；胡雪岩传奇的经久不衰的"魅力"，来源于它触动了当今社会某些广泛而深刻的隐秘。难怪"经商要学胡雪岩"与"做官要学曾国藩"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为九十年代的流行语。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胡雪岩传奇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说穿了不过是"寻租"二字。何谓"寻租"?先说"租"。"租"即租金，其原始含义即为地租，是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后理应获得的报酬。但"寻租"之中的"租"不同于地租，而被进一步扩展为"经济租"的概念，用以表示某种产品或劳务的需求提高，而供给量由于种种原因(如行政干预等)并未增加，致使该商品的供求差额扩大而形成的差价收入。西方经济学认为，当一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种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中的配置就达到了使其机会成本等于其要素收入;如果某个产业中要素收入高于其它产业，这个产业中就存在着该要素的经济租。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租的存在必然就会吸引该要素从其它产业流入到有租产业，从而增加该产业的供给，降低该产品的价格，直至租渐渐消失，生产达到新的均衡。但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结构中，厂商生产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地取得高于其他厂商的超额利润(即租)，为此就必须不断地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以降低生产成本。这种活动在经济学上称之为"创租活动"。"创租活动"是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表现，是能够增进社会福利的生产性活动。但是"寻租"不一样。它追求的是既得的社会经济利益，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因此“寻租"对增进社会福利毫无贡献可言，反而会造成社会危害。具体来说，寻租活动就是指利用行政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竞争，以维护和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它所造成的危害是使社会资源配置遭到扭曲、破坏和浪费，并诱导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
寻租活动的存在在我国由来已久，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其不同的特点罢了。官僚体制是自秦汉以来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这种制度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社会特点是以皇帝为中心，由中央来任命各部门和各个地方的行政官员，由他们来管理国家和地方的事务，从而使他们获得了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决定权，这就使"升官"和"发财"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一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经济史上一直是一个显著的特色。到晚清末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的萌芽和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寻租活动随之滋生，胡雪岩式的弄潮儿也就应运而生地站上了社会腐败浊流的潮头。胡雪岩以杭州钱庄里的一个"学生子"的出身，最后能够混到富甲东南、且被清廷授予一品顶戴、赏穿黄马褂的风光境地，靠的不就是这由"官商勾结"而"官商一体"的致富秘诀?他所"勾结"过的官都不是小官，在先曾是把持东南的何(何桂清，官至两江总督)王(王有龄，官至浙江巡抚)集团的干将，其后又成为权倾朝野的左宗棠的心腹。他到底是怎样结交到这些大人物的呢?太平天国后期，左宗棠率军进剿浙江，胡雪岩通过他在何王集团中的旧关系谋得一个拜见左宗棠的机会，他带去的见面礼便是十万两现银，"报效军中"。那么他的此类"寻租租金"最终又为他赢得了多大的实际利润?左宗棠新疆平乱时期因军饷不继，委托胡雪岩在上海为他筹借洋款、购买军械，胡经手六笔，借款总额一千七百万两，利息累计达八百万两，仅此一事，他个人就从中净赚约二百万两银子。想知道他是怎样做手脚的吗?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其《使西日记》中依据来自洋人的材料揭露道："葛德立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时胡为布政使衔在籍候补道)报一分五厘。"对于这种挖国家墙脚的行为，曾纪泽直斥"奸商"，以为"虽藉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这样一种背负着几千年僵死不变的官僚体制的传统负担、伴随着严重不规范的商品经济而产生的寻租活动，最终不仅导致了中华帝国的官僚政治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毫不留情地把萌芽不久的我国近现代商品经济扼杀在摇篮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以苏联体制为蓝本，我国经历了较长一段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的特点是高度集权。上级主管部门层层下达"指令"，企业根据指令进行生产活动，消费者根据指令进行消费，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资源的支配权掌握在中央各部委手中。这种体制尽管与旧有的官僚体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还是无可避免地留下了传统体制的深深烙印。新中国的行政管制同样为租金的存在提供了条件，只是由于完全没有"市场"存在，经济活动中的微观主体没有被激活，因此计划经济时期也就仅仅潜伏着寻租的巨大势能，而未曾得以爆发。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计划经济再也不能适应发展着的社会生产力。为避免社会动荡，我国政府及时地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渐进式社会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所谓渐进式改革，也就意味着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条件下的多元化主体已经确立，他们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欲望也已经被唤起。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的存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还行使着市场的某些职能，于是，对稀有物资的支配权,对项目、执照的审批权,优惠政策的倾斜实施权等等，使得租金大量存在，寻租活动也因此异常活跃。政府官员伺机利用所掌握的本该用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公共权力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从中获取大量非法所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腐败。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可能要算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度陆续揭露出来的河南省"多米诺骨牌"式高级干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连锁罪案了。原周口地区行署专员兼地委副书记曾锦城、原鹤璧市市长兼市委副书记朱振江、原安阳市市长兼市委副书记杨善修三个正厅级高官，先后被查实在任职期间卖官卖权、索贿受贿，根据检察机关公布的资料，其中曾锦城受贿后协助六人次升任处级以上干部、五人次升任科级,四人次调(动)转(干)留(用),十八人次解决工程承包、贷款、批文、资金问题。受贿款物折合人民币总计三十三万三千元；朱振江协助九人次升任处级以上职务、五人次升任科级、四人次调转留、十人次其他权钱交易，非法所得总计二十三万二千元；杨善修协助十人次升任处级以上职务、二人次升任科级、六人次调转留、十人次其他权钱交易，非法所得总计十五万九千元。这些人拿着手中的权力为个人"创租"和"抽租"，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其中杨善修卖官，几乎是明码标价,来者不拒。
腐败是政治之癌。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政府部门对经济生活的不适当干预。自秦汉以降始终死而不僵的官僚体制与寻租活动的长期存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寻租活动的蔓延往往具有恶性循环的趋势。因为寻租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则，妨碍了市场优越性的发挥，容易使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合理性和效率产生怀疑，于是人们就会更多地要求政府干预以消弥普遍的社会不公现象，这样做的结果是提供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就这样愈治愈乱，愈乱愈治，没有了局——如果不以一个无可收拾的社会动荡为最终结局的话。
寻租活动说穿了就是一种少数握有特权的人占有和鲸吞社会整体利益的活动，熟悉胡雪岩故事的人只要仔细想一想，相信当不难明了此人在其"成功"路上的活动性质。胡雪岩故事再度流行与我们所处的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本文上面的解说，相信也应该足以说服我们的那位朋友了。毋庸讳言，在当前活跃而鱼龙混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战场上，寻租活动同样是相当猖獗地存在，正是它导致了屡禁不绝的政治和社会腐败。我们说，只要政府的职能不明确，尤其是对微观层面上的管理还不能缩减到必要的范围，只要政府还试图对经济活动进行不必要的干预，"金钱"和"权力"之间的丑恶的脐带就无法被切断，寻租活动也就会层出不穷，胡雪岩式的"成功人士"就还将一而再、再而三地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和社会腐败的怪圈更要一圈连一圈地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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