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与利害

       竺可桢（1935）

        三年前国联派了几位教育专家到中国来考察，考察的结果，他们出了一本报告书，在这本报告书里面，有几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中国普通一般人以为欧美社会的文明统是科学造成的，所以中国只要有了科学，就可一跻而达於欧美的文明了，但实际只有欧美的社会才能造成今日的科学”这几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在四十年前曾国藩，李鸿章辈讲求新法，要造船制炮，以为这就可以与西洋文明争抗，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见解是很错误的．近三十年来，一般人提倡科学救国，以为有物质科学，就有百废俱兴可以救国了，其实这亦正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的错误；因为科学是等於一朵花，这朵从欧美移来种植必先具备有相当的条件，譬如温度、土禳等等都要合於这种花的气质才能够生长．故要以西洋科学，移来中国，就要先问中国是否有培养这种移来的科学的空气．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後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我们试看西洋科学发达的历史就可知科学精神的重要．西洋科学的发达，不过是近三百年来的事．十六世纪的时候，还是教皇神权的时代，那时一般人相信地球在宇宙之中，太阳绕地而行，但是後来天文学，日渐发达，波兰的Copernicus，丹麦的 Tycho Brahe 从实地观察，断定地球并非在宇宙之中，且系绕太阳而行．这种论调，在中”世纪的教育看起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意大利的Bruno就焚死於十字架上，著名科学家Galileo因之下狱．但当时研究天文的学者，并不因教会的淫威而畏缩。Tycho Brahe的子弟Kepler费了二十年的功夫，将他老师毕生所观测的太阳系与各行星、月亮位置的观察尽心研究。结果是将地球太阳的疑问解答了．Kepler的一生，本来很有机会致富的，但是他一生潦倒，一直穷到死，死在偏僻的地方，而他发现的各行星运动三条重要定律，还没有人赏鉴．可是他生前坚决的说，我可以等一百年二百年，将来一定有人赏鉴的．後来不到数十年，英国牛顿就从他的三条行星运动的规则发明了万有引力，造成近代科学的基础．吾们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於上述几人．像他们这样杀身成仁，安贫乐道，正是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样。这种就是科学的精神．到了十九世纪，欧洲思想界，又起了一重变化，那时许多科学家如 Lyell， Larmack，Darwin等所受到威吓利诱，不亚於十七世纪的先进．但是各科学家，能不断的努力，求取真理，才有今欧美灿烂的科学．所以要发达科学原要先看有无培养科学的空气，科学空气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知道了欧洲科学发达的历史，再看我国的情形。
　　中国思想从来最占有势力的是诗人与文豪，但诗人文豪往往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的，譬如唐诗里有「二月黄莺飞上林」之句，在长安二月间决无黄莺．可见他们讲人是不顾事实，到现在诗人习惯，仍然如此，去年有位诗人，二月间在杭州探梅遇雪，同来便做一首诗．说如何在梅花盛开积雪之下，看见黄鹤来去．
　　我们要知道「真」，「善」，「美」三者，是无论那一种大杰作，必须兼顾的条件，单讲「美」而置「真」於不顾，无论如何必不能称为杰构．中国古代最有科学性的还是史学，因为中国的太史，一向是主张秉笔直书，所以春秋时代崔子弑齐君，齐国太史就直书不讳，结果连着被杀者三，各国太史统要跑到齐国去写崔抒弑其君，崔子没办法只好承认。这种精神缺与科学精神相同，即後世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温公都是良好的史学家。所以中国别的科学不行，历史学还有相当的供献。如Gibbons「罗马之衰亡」一书，即脱胎於「资治通鉴」。可惜中国文豪诗人的影响太大，历史家秉笔直书的这种精神，影响是极少的，所以一般人每逢到「是非」与「利害」相冲突的时候，就是「利害」之心盛於「是非」之心。譬如说到调查，调查是许多科学的初步，但是许多调查的数目字，却很不可靠，大多是随意造的。就是我个人研究气象，各省对於气象中有若干记录，亦不甚的确的。往往贪於个人的便利，不顾事实如何，这种习惯一日不改，中国的科学就一日无望。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国家，也不行的。中国人最爱讲情面，情面就是与科学精神相反的。所以一讲情面，就什么事情最後非失败不可。故利害与是非的辨别，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