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容置疑到被质疑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理论界的争论，表现在改革与保守之间，那么今天，中国理论界的争论，则主要围绕着“要什么样的改革”的问题展开。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结束于1990年代中期，这是中央主导的普遍优惠的放权让利的改革，社会各阶层普遍得利。第二个阶段自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是行政部门主导的“揽权推责”的改革。行政部门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主要获利者，社会其他阶层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将国家政策重心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方向上来。但是，用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来搞经济建设，当时的领导人并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和准备。所幸的是，安徽贫困的百姓们自己创出了包产到户的方法。邓小平肯定了安徽农村的改革，安徽经验逐渐被规范为“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被压抑和扭曲的生产力得以释放，农村经济剩余大量流入城市，为城市经济改革创造了基础。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以放权让利为方向的承包制激活了城市生产力，城市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这个时期的改革，是将由官僚控制的生产要素下放到了市场中，权力和利益由上向下流动。农村经济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成功，使“改革”这个概念渐渐演化成了“正确”的代名词，具有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内涵。

1990年代中期以前，对广大公众和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对“改革”的批评或质疑完全是可疑的、可恶的。它们不过是改革以前的利益集团对自己原有辉煌的自淫和对自己原有权势旁落的悲鸣。君子成人之美，个人要钱改善生活，国家要钱发展经济，不改革行吗?那些阴一句阳一句批评“改革”的家伙，整日琢磨坏人之事，他们能是好人吗?

有趣的是，近年来，批评“改革”的人似乎愈来愈多，声浪也愈来愈大，语气也愈来愈义正词严了，而且，似乎也愈来愈得到公众的呼应。网上充斥了“大学改革批判”、“医院改革批判”、“国有企业改革批判”、“改革弊端批判”这类的话语。“改革”这个金面菩萨脸上的金箔，似乎正被这些批判改革的人一点点抠下来，“改革”所包含的不容置疑的正确与辉煌，似乎开始暗淡下来。

到了对改革进行改革的时候

然而，改革批判愈演愈烈，原因不是什么保守势力的回潮，确实是改革本身出了问题。细想近年来的一些改革措施，似乎真有点“一手玩权，一手弄钱”的浓黑色彩。出台的许多改革政策似乎不再是普遍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垄断权力以霸占垄断利润；不再是为了公民和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部门和个人的私利。例如，股市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保障股民利益，而是推卸政府责任，骗取千万股民钱财来承担国有企业的亏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就业和税收，而是为了让官僚们以权谋私抢夺企业资产，使成群的官商凭空致富。城市化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将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工商业者，而是为了低价抢夺农民的土地，以获取巨额土地差价。教育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降低入学门槛，让更多的人拥有受教育的公平机会，而是为了让学生和家长多交钱，养肥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医疗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病人更低成本地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而是加大了看病的成本，使巨额利润流入医疗管理部门和医院的口袋。似乎改革措施出台越多，百姓负担就越重。改革明显走上了一条“权财揽进来，责任推出去”的严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对社会公众利益进行合法剥夺的手段。

面对这些“改革”的效果，人们进行质疑和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无论批判者的出发点是对是错，改革批判成为一时风潮，它一定有民心的基础。而“天听自我民听”，民心从来是公正的。我们不得不反省，改革咋地了?我们不得不思考，改革向何处去?改革已经不再是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要“效率与公平兼顾”这样轻松的政策选择。改革的进程已把我们逼到了整体制度的层面，我们不得不思考改革的制度性取向，不得不捡起这个看似空洞的老话题：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人越来越成熟了，大家知道要走市场经济之路，但也知道有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大家知道要走依法治国之路，但也知道依法治国也有依恶法治国与依良法治国之分；大家知道要走改革之路，但也知道改革有邪恶的改革与公平的改革之分。一个依恶法治理的坏的市场经济，一个以邪恶的改革措施为趋向的改革，会把中国引向何方呢?也许，今天的中国，的确已经到了对改革进行反省和改革的时候了。

改革的权力也同样不可靠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无论是持左翼还是右翼观点，中国知识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站在体系内，他们努力的方向是影响权力上层，他们都希望权力上层将他们的价值取向转化为国家政策。而那时，无论是体系内的官员还是知识分子，大家多少都残存了理想主义精神，即便观点不同，似乎多是为国家利益而真诚地争论。思想观念似乎还有作用，知识界的观点与决策界的思考有较好的互动。

进入改革的第二阶段，官僚系统利益板块化独立化的趋向日趋突出，权力部门的利益因素而不是观念因素直接左右了改革。而且，随着社会阶层和集团分化，知识界也开始分化，过去那种多少有点纯真的、理想主义的理论争论失去了基础，理论界的争论背后开始有直接的利益集团的影子。观念成为利益的包装，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利益决定思想观念的断言再次显示出真理性。一些体系内权力资源和话语资源的控制者，成为改革的获利小集团，他们的利益趋向已成为改革所环绕的中心。如果我们还对“改革”这个概念抱有好感的话，我们只能说，近年来官僚系统的许多改革措施是“以改革反对改革，以改革否定改革”了。在这个过程中，无数高层体系内专家学者扮演了一种并不光彩的角色。

改革的第一阶段，改革意味着对社会放权让利。吸取了文革的教训，政界和学界的上层成为改革的发动机，推进了良性的改革。进入改革的第二阶段，改革开始意味着收权抢利。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够断言的是：官僚系统和与他们相配合的体系内专家学者已不再是良性改革的动力，而演变成了恶性改革的渊薮。垄断着改革权力的官僚和专家集团，已成为良性改革的障碍，他们以改革之名背叛了小平开创的放权让利的改革的传统。

事实再次教训我们，一切权力都不太可靠，改革的权力也一样不可靠。改革以前，我们相信领袖领导人民向前进，但我们吃了亏。我们明白了，伟大领袖再伟大，也跟我们一样是有缺陷的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一样会被权力、财富所诱惑。我们开始怀疑那种需要伟人再生来拯救我们命运的心态。改革以后，我们曾相信伟大的改革者能为我们设计出美好的未来，将国家改革到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方向，但现在，我们似乎又开始失望了。也许，我们已经知道没有任何个人能“为万世开天平”，因此不再把改革的希望寄于任何一个个人或小集团身上。也许，我们能从教训中得出结论：改革是我们大家的事，因此大家都应有权参与进来。改革是全民的事，因此必须有改革的民主化。

中国需要改革的民主化

让我们欣慰的是，当我们对官僚系统和体系内专家的改革开始失望的时候，中国改革的动力源已悄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良性改革的动力逐渐从官僚系统和体系内专家学者转向了社会。社会上风起云涌、不畏强暴、艰苦卓越的饱含理性和法治精神的维权运动的兴起，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向良性方向发展的真正力量。从改革的角度看，可以说，中国改革最深刻的变革，是改革动力源从上到下、从官场转向了民间社会。农民的土地维权行动，刺激了中国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和政策的形成；工人的工资福利维权行动，刺激了中国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和政策的发展；知识分子对言论权和出版权的抗争，刺激了中国的言论和出版的日趋开放；民营企业家对官僚经济垄断的冲击，刺激了打破部门——国资垄断的法律和政策的产生；私有财产的逐步普及，刺激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法条款的出台；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也迫使中国日趋接受国际经济的竞争规范；以网络为核心的信息开放和流动，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垄断和信息封闭。

这一切的社会变革，为中国的良性改革带来了福音。当官僚系统和体系内专家们把改革扭向恶性方向的时候，社会力量则全力把改革的方向转向良性的方向。由此推出的结论是：官僚和体系内专家不能再继续垄断改革的权力，改革的权力必须下移。改革影响着每个人，因此人人有权参与中国的改革。或者说，如果你希望中国改革走向良性化方向，你自己必须参与其中。说服既得利益者放弃利益是一件困难的事，恶性的改革只有在遇到抗衡时才会停止，良性改革只能在公众参与时才会走向公共利益的方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歌词不错，错在我们从来只是唱唱，并没把它当真。

中国向何处去?我不敢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没有任何个人有资格来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我知道，如果被改革影响的人有权参与和决定改革的具体内容，那么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自会有良性的结论。要想改革走向良性的方向，改革的权力就不能由少数人来垄断。一切垄断的权力都会带来腐败，改革的权力也是如此。改革改革者，只能通过民主权利的扩大和民主程序的公正来实现。没有民主，各不同利益阶层的意愿表达就没有合法渠道。没有民主表决的竞争，不同阶层的利益平衡就没有了公正客观的标准。总之，没有民主就没有良性的改革，中国需要改革的民主化。而历史的经验说明，民主从来不是求来的，而是争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