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几年，工资加速上涨无可避免。即使没有劳资纠纷，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也会造成工资上升。这一趋势性变化将产生一些重要的经济影响。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0年代初，中国是一个资本和技术短缺而劳动力过剩的经济，现在则是资本充裕、技术相对短缺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已露出苗头。我们考察和分析认为，引发当前劳资矛盾最重要的因素是新一代外来工对生活期望值的上升。在1980和1990年代，大多数外来工只希望在城市工厂工作若干年，存够一笔结婚和建房的钱就会回到家乡，而新一代的外来工教育程度更高，对生活的期望值也更高。他们希望能在城市居住和生根，因此，尽管最近几年工人平均工资升幅十分可观，劳资的紧张关系却有升无降。
　　尽管过去几年工资增长不错，但由于供给充分，普通工人的收入增长还是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例如，和1992年相比，深圳市的人均GDP增长了7.4倍，但最低工资却只上升了4.1倍。当然，很多人所赚大大超过最低工资水平，但即使是其2倍，以2000-2500元的月收入要想在深圳生活仍会很困难。我们相信，经济原因是最近劳资关系紧张的决定性的原因。
　　　工资上升产生重大影响
　　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年，工资集体协商将会更加普遍，工资加速上涨无可避免。即使没有劳资纠纷，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也会造成工资上升，在今年一季度，劳动力紧张的局面就开始在沿海和一些内地城市出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未来中国的劳工短缺还会恶化，这将推动工资持续上升。这一切将会产生如下经济影响：
　　首先、中国将不再是压低发达国家通胀的重要力量。过去，由于中国出口商缺乏谈判能力，不得不靠挤压成本和扩大规模来获取微薄利润，低工资也是其一部分。事实上，工资支出只占销售额很小的一部分。例如，2009年电子行业的总销售为5.1万亿元，雇用了760万工人，据此推算，全部工资支出1810亿元，只占总销售的3.5％，因此，这些产品只要提高1.5％-2％就能覆盖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中国的出口仍然有强大的竞争力，那些代工企业至少能转移一部分成本。但是，工资逐步上升从长期看可能意味着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输出通缩效应的结束，甚至已经开始输出通胀。
　　其次、可能加速企业从沿海转向内地。由于沿海地区的可支配收入将近内地的两倍，转移不可避免。对沿海省份而言，最大的挑战来自产业转移之后能否尽快实现产业升级，以避免经济增速下滑过快。
　　第三、可能生产转移行为，但中国短期内不会失去竞争力。不少人担心工资上升将导致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地位被其他新兴市场所取代，然而，在过去10年内中国制造业的配套性得到巨大提升，聚集效应明显，为代工制造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环境。如果外资想要到其它国家去寻找代工厂，至少一段时间内要承受效率的大幅下降，除非其他市场的相关上下游配套可以媲美中国，而这在几年时间内恐难实现。
　　不过，考虑到中国在一些领域（如下游电子、轻工业）已拥有相当高的市场份额，再加上未来工资的进一步上升，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明显弱化。我们预计，中期内（2010-2014年）中国向发达市场的出口年增长率只有大约5％。
　　第四、地方公共服务可能增加。地方政府，特别是沿海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竞争力，可能会增加针对外来工住房、医疗等方面的服务，而这又反过来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消费比重将会上升
　　企业受冲击程度不均
　　工资收入的增长显然有利于消费增长以及国民经济结构的改善。我们从若干假设出发，测算了2011-2015年消费的增长前景。假设如下：
　　1）城市化率每年增长1％；2）名义GDP年增长11％（8％实际增长加3％通胀率）；3）城市地区工资收入增速比名义GDP高2个百分点，即每年增长13％（2000-2009年低于GDP2个百分点）；4）城市地区非工资收入和农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5）城市居民消费对收入的比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将从2009年的65％升到68％；6）农村居民消费对收入比率保持不变。
　　在上述假设下，城市居民消费总额将从2009年的7.6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19.3万亿，增幅为153％，农村消费增长则为77％，达到5万亿。两者汇总，到2015年全国消费总额将比2009年增长132％，占GDP的比率将从31.2％上升到37.5％，提高6.3个百分点。
　　此外，我们还发现工资上升对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企业影响是不均匀的，有的面临压力，而有些则反而能从中受益。我们利用部分上市公司的信息分析后发现，受工资上升冲击最大的是某些技术性产品的制造商和出口商以及纺织、汽车等行业。他们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工资占成本较高比例且利润率低，工资成本的上升很容易影响其整体利润。
　　分析表明，那些工人数量多、人均销售额低、低工资、低毛利、位于沿海省份的企业将受到较大的冲击。与上述特征相反的企业以及产品和服务面向国内消费的企业，则可能从工资上涨中受益。
陈昌华：加薪潮不会引发制造业大规模外迁
　　最近，本田与富士康的“劳资纠纷”都以大幅加薪而暂告段落。近期有不少媒体报道了各地政府大幅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各地相继出现一些劳资纠纷要求加薪的消息――看来一波强大的加薪潮已势不可挡，而这更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长期趋势。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腾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带动出口增长来实现的。这一模式是否已走到尽头，它该如何转型呢？
　　事实上，中国沿海地区在过去几年间已不断出现民工荒的情况，工资增长在2005年以后亦呈加速之势。国内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已超越了经济发展学中的“刘易斯拐点”，而在这个拐点后，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会导致工资上升，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告别整体劳动力过剩的阶段。
　　工资上涨加速，对中国的竞争力会有什么影响呢？短期内纵使中国工资上升幅度高于GDP的增长，也很难动摇中国在全球主要代工生产基地上的优势地位。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吸引外商的原因，主要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时大部分加工型产业（以电子业为最突出）把它们的上下游工序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因此任何一个生产企业在沿海地区设厂都能享受到极大的协同效应。所以，若一个国家要全面取代中国的代工效应，前提是它必须能吸引到整个上下游产业的转移。眼下，与中国竞争的越南或周边其他东南亚国家，在经济规模与人口数量上与中国都不可等量齐观，何况也很难消化这种整体上下游产业的转移。长远来看，在全球新兴市场中，具备取代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的国家只有印度和印尼，但不论从经济还是政治发展的角度，它们目前都不具备条件。
　　尽管制造业大量转移出中国在短期内并不可能，但一个很可能的趋势是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将在工资压力下把部分工序转移到内陆城市；而留在沿海的工厂极可能需要进入“以机器代替人工”的时代；此外，将有一批企业因为没有能力把工序转移到内陆，亦不能把产业升级，而惨淡收场。对广东和江苏等主要沿海出口大省而言，工资成本的上升对它们在整体工业更新换代上提出了很大挑战，如果转型不成功，这些地方的经济增长将落后于全国。
　　另一方面，虽说制造业转移出中国的机会不大，但劳动成本上升仍会对中国的外贸前景造成一定影响。事实上，即使没有劳动成本上升的问题，中国在一些优势产业（如电子制造业）上的市场份额已相当之高，再想抢占更高的份额已十分困难。在今年的出口恢复后，中国未来几年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增幅，将远低于以往的水平，可能每年只有5％-10％的增长。
　　中国劳动力工资普遍上升的另一结果将导致全球消费品价格的上升。随着过去十年中代工企业的高度整合，再加上这次涨薪大潮已势不可挡，一些生产企业（如富士康等）明确表示会把部分成本上升转移给客户。如此一来，中国产品的价格将有一定提升，但由于工资占生产成本比例很低，因此短期内不足以成为引发全球通胀的主要因素。但从长期看，这是全球投资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除了生产成本上升，生产企业还将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劳工集体谈判力量上升和工会的出现。考虑中国目前的国情，这将引发各级政府更积极参与（包括调停或干预）劳资双方的谈判过程。在笔者看来，这不是一件坏事，这也是其他国家工业发展史上的必经过程，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将不能以过去20年中国劳动市场中资方所占的极优越地位视为将来的必然状况，因资方所占的优越地位将受到挑战。
　　除了工资偏低和涨幅缓慢，农民工（现在低技术工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很大的抱怨，在于他们的工资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在城市中安居乐业，而其中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相关公共服务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譬如减少对产业发展的支持或基建项目的投入，而把支出转到民生公共服务中。这不可避免地将遭遇一些既得利益的阻挠。
　　在这些困难和挑战以外，城镇居民工资上升和城镇化本身将对整体居民消费有很大推动作用，笔者将在下次专栏中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