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的评论   

　　第一次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了一个宏观上的了解，自己看的是电子版的，
　　做了一些笔记，与大家分享。另外看完之后自己就去买了本正版书，这样的好书要收藏，每当碰到中国牛市的时候，可以看一看，翻一翻，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牛市是怎么回事，免得损失过于惨重。
　　
　　《中国证券市场批判》——袁剑
　　中国金融市场缺乏监督机制，这并非是行政监管，而是一种从下而上的社会监督，一种各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
　　卡尔马克思：金融是对内的掠夺，战争是对外的掠夺。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其实在所有制上只剩下两种体制：权力企业和非权力企业，不管他们挂着国有的牌子还是私有的牌子。这种分类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久违的词：官僚资本主义。
　　北京天桥，中国最早的一家股份制企业。
　　证券市场募集资金和资源配置功能
　　没有权利的参与、控制，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然而，这种非市场的发展方式也为中国股市的长期扭曲埋下了伏笔。
　　中国股市是比传统银行更加美妙的圈钱乐园，因为在这里他们根本不用考虑还钱这回事。
　　为相关国有企业筹资并不是某些地方权力机构介入股市的唯一理由，它甚至只是一个表面的理由。另外一个秘而不宣的原因是，相关官员可以从上市中获得巨大的个人利益。
　　由于垄断资本对信息（无论是内幕信息还是同样有用的政策信息）的高度垄断，以及发展到后期越来越明显的资金优势，在中国证券市场活动的民间资本到最后只剩下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是与垄断资本主动结盟，并在资本性质上被完全改造，第二条是逐渐退出市场以求自保。
　　在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中，牺牲的一方只能是弱小者和无组织的一方。
　　中国证券市场投资文化的扭曲：庄家崇拜和政府崇拜。投资者在做出投资行为时，往往按照文化暗示他的规则去做，而不是按照政策和规范。文化是成本更低的制度。
　　庄家是什么？是权利。只有权利和资本的勾结，才能制造天马行空的庄家，只有权力的力量，才能践踏明示的规则。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重组是百分之百的幌子，没有二级市场的炒作暴利，几乎任何重组都不可能发生。
　　判断一轮牛市是否到头的关键在于：是否所有可以而且愿意进入市场的资金都已入场，或者换句话说，是不是所有的傻瓜都已做出傻瓜的行动。
　　权利权利，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德隆老三股惊人的涨幅和屹立不倒的事实，在向世人炫示德隆超凡的实力。而在实力就是信用的中国，这足以使德隆在证券市场、民间借贷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融资能力呈几何级的放大。
　　民企，作为在中国正统意识形态中长期的受歧视对象，20多年来在中国学术界积累了众多的道义资源。但当民企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进而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开始拥有政治正确性的时候，民企就可能成为20多年之前国营之类的东西。
　　背景，是中国近二十年来做大生意的又一法门。
　　德隆：大到不能倒。将个别公司的非系统性风险扩展到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在证券市场中，一些经济学家的道德和智力早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负面形象。
　　四海漂泊的龙族，叫他做大陆；壮士登高叫他做九州；英雄落难叫他做江湖。
　　谁重组谁受益，既然是权利主导的重组，那一切收益收归权利。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慷慨，说不出理由的慷慨背后肯定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目的。
　　地方政府以公共政策的名义，将公共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并通过股票市场合法的私有化形式，将公共资产据为己有。在这里,重组是外壳,是公共资产私有化的一种形式.
　　中国的高校，以前是，现在更是行政权力体系的一部分，他们无论是在群体道德上还是经营企业的能力上，并不比其他群体高。如果说地方权力机构在重组操纵中更多的使用的是不容抗拒的行政命令的话，那有高校参与的重组操纵中，更多的使用了话语霸权和知识权利。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一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行政逻辑：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在上海市国有资产重组的过程中，并不能说其有多大的创新，只能说行政部门学会了用资本市场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
　　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追随庄家并参与掠夺是活下去的唯一方式，虽然他们知道这是风险极大的生存方式。“与庄共舞”成为这个市场的最高智慧和至理明言。
　　与券商相比，基金在政府眼中的比重要小得多，因为基金的钱是老百姓的钱，是可以也是值得牺牲的。
　　2002年6月24日行情爆发，跳空高开140点，在短短两三天内积攒了天量的成交量，这是一次政府刻意安排的救市行为，为的是让国有资金和机构出货，损失的是散户和个人投资者的钱，其中还包括基金。历史总是相似的，2008年8月20日，大盘在没有任何实质性消息的情况下上涨180点，大涨7.63%，成交量放大，之后也是阴跌不止。这能否看成是政府的又一次救市行为，帮助机构逃脱？
　　信达（建行）、华融（工行）、长城（农行）、东方（中行），其中华融一次从工行接收4077亿元不良资产，为个资产管理公司之首。
　　资产管理公司的任务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不良资产变现、盘活。但在中国，这一目标的实现存在相当的困难，主要是中国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不良资产难以正确定价。
　　对债转股公司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债转股可以改变公司的财务报表，但无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比之国企，民营企业之所以新，是新在其产权制度，新在其市场精神。与其说这种新，是民企所具有的，不如说是我们对旧体制的厌恶而投射到民企上的。
　　从草根起家，到无奈的权私共有，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必然的历史宿命。
　　民营企业的经济人本性将被权利的政治人本性取代，他们将对行政体系做出反映而不是市场信号。
　　民企并不天然热爱市场竞争，他们只会在被逼迫的情况下才会参与市场竞争，当能够通过权利以更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得财富的时候，他们还会喜欢市场吗？它还会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来造福我们的社会吗？答案是否定的。
　　由于受到文化和制度挤压更甚，民营企业具有更加强烈的动机投靠权利。在一个大量存在超市场机会的社会中，市场的唯一作用就是蒙蔽良善之辈的道具，它不会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会毁灭所有人的市场精神。
　　民企不仅要在经济的夹缝中求得企业的生存之道，还要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中苦苦求得合法性。与现在的风光相比，民企当初胼手胝足（pian shou zhi zu）艰辛和如履薄冰的态度，大概早已被人忘却。
　　一种据有中国特色的产权形态“公私共有”，或者说“权私共有”，这些产权由控制着关键资源的行政权力与企业家共有。
　　以集权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国民性的一个典型特征：自我负责精神的缺失。
　　翻开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你会发现这是一部赤裸裸的政府干预史。
　　中国改革开放20年，经济进步很大，但国民性的改造却原地踏步。换句话说，今日中国之国民性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民文化相去甚远。
　　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
　　对它的任何漠视和僭越（jian），都将遭受这种巨大力量的惩罚。
　　这次迟到的崩溃可能成为我们证券市场重生的机缘。
　　所有的愤怒都由证监会扛
　　在中国全能政治的词典中，政府是权威无上的化身，除非吃了豹子胆，哪个敢在媒体上骂政府主管部门，证监会开了这个先河。不仅挨骂，而且持续挨骂，不仅持续挨骂，经常被骂得六神无主、自打耳光。
　　中国证券市场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就像逢年过节要“表示表示”一样，在“十六大”如此重大的事件之前，涨一涨表示一下热烈祝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利好出尽是利空
　　证监会深知，在没有利好政策的情况下，消除利空消息就是利好。
　　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的市场还深深打着政府的烙印，仿佛一个巨大的印章，上面写着：未经允许，市场不得随意波动。
　　政策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
　　牛市虽然是虚幻的，但财富的转移却不是虚幻的，那些看上去在牛市中灰飞烟灭的财富，实际上已经被巧妙的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他们是在这个人造牛市中唯一能够销魂到底的赢家。
　　还有什么比亲身体会到的切肤之痛更加让人印象深刻呢？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话放在中国股市，就变成“经济学家一预测，上帝就紧张”。
　　荒唐的行为之所以存在甚至流行，是因为人们从中得到了奖励。
　　证券市场的发展是民主精神和民主秩序在市场中不断扩展的过程，表现在股权上，就是股权的不断分散。大股东越来越被置于有效监督下，使他们不能或很难过分偏离全体股东的利益。
　　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所谓“法人治理结构”。
　　在股权不能全流通的情况下，公司内部人就算把公司搞垮，也要操纵二级市场股价。因为公司又不是自己的，而二级市场炒作获得的利益则尽可入私囊。
　　创深痛巨
　　MBO：managerment buyout
　　1976年，三位美国人Kohlberg，Kravis以及Roberts以他们的姓氏组成了KKR公司，一套颇具新意的收购技术，即大量利用借贷资金来收购那些现金流充沛，经营良好的小型公司。杠杆收购的独特之处却在于，他们给予目标公司主要管理人员以股权。
　　没有大家认同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是没法玩下去的。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在中国，没有政府信用的保证，企业债市场难以发育，但了政府信用的保证，则完全与市场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市场不能称之为市场。这是中国企业债市场发展的两难问题。
　　要想培育真正的市场，首先应该培育具有自我负责精神的国民，否则，市场化只能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市场化的所有后果都由政府买单。这个道理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企业债市场。
　　与国外评级机构卖评级报告获取收入不同，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直接向发债企业收取费用。这使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受到眼中损害。
　　千金散尽，掀起一场巨大的泡沫，而人却成了历史的抵押。
　　要“敢于闯，勇于闯”，但问题是闯出了问题，试出了问题，制度是不负责任的，最后承担后果的只能是当事人自己。
　　经验的缺乏和激情的过剩
　　制度无常，命运即无常
　　在中国，新富阶层的麻烦，往往发轫于公众带有民愤色彩的好奇心。
　　这些地下 金融家们，目前真正的危险可能在于，如果不能迅速地从制度上舒缓中国中下层的民生痛苦 ，他们就可能沦为汹涌民意的发泄对象和短期镇痛措施的牺牲品。（想到魏东）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有缺陷，制度就是要限制这种缺陷，而不是放大这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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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太慷慨了，万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