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和投资共同作用，两者兼有之，不能只重一面。

说了这么多，你所认为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工业，军备竞赛？

国家规模，投资，贸易以及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很高。

改革开放的制度变革带来了制度创新，而这种制度创新释放出的能量是巨大的。举个例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国的土地数量减少了，但粮食增产了，农民吃饱了饭。可见，制度的创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美国的威廉姆森教授研究经济增长时注重制度因素，并取得了很多成果。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正是制度创新的过程，随着制度的完善，我国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稳定，持久。

但是，由于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强烈渴求，对区域内资源进行了掠夺性的使用，严重损害了经济增长的后劲。

如果我们再不调整产业结构，继续对外国产业保持巨大的依赖，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久的。

说得有些道理。这在许多国家都是成立的。这个结论较为一般。

我们在这里想要探讨的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下“特殊”的原因。或许这样更有意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30 20:12:00编辑过]

个人觉得中国目前是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赚取那貌似十分美妙的高速增长的GDP，短期目标很容易实现，但是将来呢？

说是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但是我们真能为我们的后代考虑么？后代代言人缺位，那么在国家、现代人和后代人的博弈中，怎么能保证他们的利益？

因此，我对以后的发展持悲观态度，发展方式不转变，罔谈以后怎么拉动国家经济向前发展最终只能是空谈。

http://www.cenet.org.cn/cn/ReadNews.asp?NewsID=23084

假设人口增长率不变，当人均投资占人均收入的比重不再可能上升时，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人均收入就会停止增长。这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结论，即便是“非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家，也接受了这一结论。因此，改变中国经济现有的增长方式，是这个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在20多年“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之后，确立这一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仍然十分艰难。

　　事实上，这一条件的确立可能变得更加艰难。其他国家的历史表明，与经济发展的初期和末期相比，寻租活动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最为有利可图——从一颗果实累累的桃树上摘取果实，当然比在其他时机摘桃更加便利。也因此，我们社会正处于一种格外险峻的局面：要么，允许寻租活动疯狂拓展其合法或非法的范围，把创新能力统统诱导到权力寻租的领域内；要么，真正实施那些早就尽人皆知的有效方式，抑制腐败和寻租活动，把企业家创新能力诱导到生产领域内，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政府必须停止扮演中国经济的首席执行官角色，以及与此对应的种种寻租活动。经过认真换算后的税收负担与财政方面的数据表明，由各级政府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昂贵得难以承受：在劳动者每年创造的财富中，至少三分之一被用于养活“推动了经济增长”的政府。政府税收正以令人心惊的速度增长，为了支付同样令人心惊的由政府推动的投资比率。这些迹象表明，我们或许正在重蹈朴正熙时代韩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最终走向破产的老路。

　　韩国经验说明，政府失灵远比市场失灵更可怕。看看我们周围吧，在几乎每一个重要领域——例如教育和医疗，政府做了什么？政府打算做什么？政府是否打算做什么？世界上哪一家公司，不论它多么富于创新精神和多么有效率，它可以允许自己的首席执行官享有占公司收入三分之一的薪水而不走向衰落吗？

　　所谓“政府失灵”，绝不仅指“政策失误”。如诺斯这类制度经济学家反复指出过的，政府失灵的最大危害，在于政府虽然已经失灵却由于拥有巨大权力而持续失灵直至社会灾难降临。这叫做“依据收益递增规律而锁入”的效应——官员们的知识结构越适应于权力寻租，他们就越倾向于权力寻租，于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就越发适应专业化的权力寻租，直到把国民经济带入绝境。

　　为什么最聪明的政府官员也难以完成中国经济首席执行官的使命呢？首先，这是因为政府官员与公司雇员的完全不同的激励方式，导致了二者行为模式的重大差异。后者可以是创新导向的，只要允许分享创新带来的利润和承担可能发生的亏损。前者，如韦伯早已论证过的那样，几乎不可避免地“官僚化”——即努力最小化，只要社会分工不允许官员们分享创新带来的利润和承担可能发生的亏损。

　　其次，即便在韩国那样的小规模社会里，即便有一批朴正熙时代的政府精英，以理想主义精神推动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创新活动。这样的社会，如哈耶克早就论证过的，仍然面临另一种危险：过多的集体行动压抑了个人主义精神，从而压抑了每一个人的创新精神。这样的社会，就长期而言，它的技术进步将陷入停滞。

　　最后，我们应当关注目前正在发生的第三种危险倾向。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重要，但不能过度。这一倾向，同样可以严重地压抑技术进步。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让社会全体成员免费分享超过80％的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的好处——这些好处不仅表现为信息共享，而且主要表现为知识产品的较低价格和因此而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可以产生更大规模的对各种商品的市场需求，从而间接地为知识创新者带来更长远并且大得多的好处。

　　在大致概括了创新基础上的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之后，我们似乎更有理由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保持一种悲观态度。

楼上分析很到位

中国这样一个习惯性的依靠社会的意识应该改变了，政府寻租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我们没有理由让政府继续这种状况。我们同样不能指望靠政府的良心来改变这种状况。

还是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

老兄说的很有道理!!

我觉得不一定，

中国之能在X-I上不断占优，是因为全个亚洲的整合。

美国对华逆差增加，但对韩国、马来西亚、台湾的却在下降。如果就亚洲来说更是没大变动。

这种贸易顺差来发展，短期有效而长期必会被拿来作要求币值改变的口实。

中国GDP在增长，是的，但重点是中国的盈利占GPD百分比也在增长。这是盈利能力提高的证明。而这是投资的结果。

当此增长放慢，内需就是要增加的对象了。

增长的原动力应该是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前我们过多依赖劳动力,因为我们缺乏资金技术.后来有了资金,有资源,比较粗放的方式使经济增长了.再后来,我们开始重视技术,重视创新,增长方式更加集约了.

当然,制度性的因素也很重要.近几年入世,经济全球化这些外部因素也大大加快了经济增长.互联网的普及,教育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太多了。

浅薄之见，不吝赐教。

总结大家的观点，有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有的认为是技术进步，有的认为是低廉的劳动力进而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而有些则认为是工业化、城市化。等等。

我想提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1978年以前，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吸引不了大量的投资？为什么在1978年以前，技术进步不能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我认为，所谓的投资与技术进步，都只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而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制度的改善。

制度的因素是很重要。但是这一因素的重要作用难以有具体的数字支持或实证支持。

农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一因素也值得注意！

驴是有力量拉磨的。

可是驴被关在圈里是拉不了磨的。

当驴被牵出来套在磨上，它就可以拉磨了→驴拉磨的力量：牵它出来来时它被赋予了某种力量。

分析从前的→扬弃。

分析目前的→扬弃。

关键是接下来的事。

投资，消费，技术进步，制度，廉价劳动力，资源的牺牲，环境的破坏，城市化，工业化，农民素质……

以上各项都可以构成动力源要素，但在它们的背后又是什么呢？经济是比枰上棋局更为复杂的一局棋。棋子可以算作最根本的源动力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把刀交给一只猴子和交给一个人，其发挥的作用一样吗？

外资的拉动占5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9 22:57:31编辑过]

中国经济再次腾飞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就是发掘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问题，二是劳动力就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国家十一五规划似乎大致点到了，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重工业基地的重新构建，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发展先进设备行业，再循环经济，节能与环保行业。不过个人认为如果能够通过在广袤的华中以及西北发展上述所提到的产业，使得中国经济地理上的布局更加合理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人口的大迁徙，有效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那么上述两个问题既可同时解决，又可相互支持！！

同时，另一方面尽量限制低端产品的出口（这些产品以满足内需为主，当然可解决就业问题及低能耗的产品除外），以及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房价，使居民的支出结构更趋合理，通过上述种种手段，或许能给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插上一对翅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9 23:01:55编辑过]

外资的拉动占50%。

有数据支持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0 11:46:30编辑过]

不考虑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因素，最近5年的中国的GDP数字增长的原动力。

当前中国的GDP数字增速为什么这么快？

我们知道，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其GDP包括四大块：消费、投资、政府购买、贸易顺差。下面就分项分析导致中国GDP高速增长的驱动力，这些驱动力就是GDP高速增长的引擎。

第一， 投资迅猛增长。

投资对于中国GDP的拉动近年来都一直处于最重要地位。我从私有投资、国有投资与外来投资三部分入手分析（请注意，这里没有沿用“私人投资”、“政府投资”来分类，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国有投资的定义是政府投资与国有企事业投资等，也就是投资的决策人不需要直接承担经济损失的投资，换句话说，就是那种存在委托人—代理人体制但委托人是“全民”——事实上委托人缺位情况下的投资。私有投资就是国有投资之外的国内投资人的投资。

私有投资应该说是理性的、逐利的，相对国有来说也是高效率的。但在中国，纯理性的私人投资（定义为投资本身是以经济盈利为目的的，区别于腐败产生的私人靠行贿与国有权力控制着瓜分国有资产，一些目的于分食国资盛宴的私人投资列入国有投资，因为是国有财富的支出）的比例远小于国有投资，一方面私有投资渠道受限——很多高利润行业国有垄断，另一方面私有投资融资困难——渠道有限、成本偏高、限制较多（股市限制、银行限制、孙大午事件等等）。因此，尽管私有投资有天生的增长的动力——牟利，但这一块在中国当前还不占不到主角。

国有投资由于监管不力，存在委托人缺位的事实，因此是非理性的、低效率的，但这一块投资却存在天生的比私人投资更大的增长动力——因为每一个代理人都有欲望在委托人缺位的情况下加大投资，一方面自己掌控的财富增大，另一方面利用投资的过程不断捞取“投资红利”，把国有资产变为私人名下；当然，还存在政治原因，政治资本的积累、面子工程的建设等。我们可以看到，国内迅猛的投资增长的过程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再分配的过程，大量的社会财富通过投资转移到私人手中，在重要的垄断行业——电力、铁路、电信、市政等尤其常见。

再说说外来投资，是什么给予外来投资的动力呢？其一，低生产成本，包括人力、土地、税收甚至资金等政策。人力就不说了，谁让我们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呢。为了吸引外资，很多政府给予土地税收优惠，暂时性把资金“吸引过来了”。而由于外资来可以带来政治方面的利益，即使一笔本身对发展地方经济没理性的经济好处的外来投资，也使得引资者往往承诺资金配套或者贷款等等，难怪逐利的国外资金会来。其二，庞大的国内市场。实际上，外资企业从单单国内市场赚取利润的是少数，这些企业且集中在主要目标于国有投资的行业，如电信、电力、汽车等。

第二， 政府购买迅猛增长。

由于财政收入迅猛增长，这给政府足够的实力（在中国没有哪个集团有实力抗衡政府）不断增加开支，比如给公务员长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的超国民待遇。政府的开支本应该主要在养老、医疗、教育、国防、减少贫困等等（这可以参照美国政府开支构成），但中国政府的开支却偏偏花费在供养严重超编的人员、公款消费（据称高达每年9000亿，占到财政收入30%）等等。实际上，政府购买增长的过程也就是财富加速再分配的过程，大量的全民所有的财富不断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

第三， 统计的贸易顺差迅速扩大，水分增加。

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千亿美元之多，据称对GDP增长拉动明显。但这里面有多少是水分呢？由于为了政治的需要（增加就业防止社会不稳定等）鼓励出口，政府通过财政对出口退税，致使出口企业存在强烈的增大出口——不管出口本身是否盈利——甚至虚报出口额的冲动，骗税就顺而产生。至于骗税的额度有多大，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但在珠三角，笔者所见很普遍。

第四， 理性的消费不见风头。

本应该与私有投资一起成为GDP增长主力军的消费一直缓慢的增长，在缺少养老、医疗、教育保障的情况下，普通老百姓怎么敢消费？

抛开上述的四个原因不说，GDP虚报还是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只对上负责，不对本地居民负责，屁股决定脑袋。毕竟GDP关系到职位的升迁，说话的分量等等。关心民生仅仅在于个别领导的私人良心，“以德治国”怎么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保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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