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不管贫富怎样不均，一端富一端贫，只要连着，迟早会平下来的。你要给下层人机会争取上去。问题是，如果这个层面断层的话就不行了。
假如现在允许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再升值50%是很容易的事情，结果会怎样？先进国家会把在座的各位提升上去，落后国家会把那些穷人拉下去，就会出现断层了，那就没得救了。
回看中国的情况，断层还没有出现。但假如要推出什么最低工资，再大力推行《劳动法》，搞什么集体协商，这个断层就会实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理论--任何从事保护劳动力的东西，都是会约束竞争的。
如果各县各自设计自己的劳动法，你有最低工资，我没有最低工资，你的工人都跑到我这里来的话，那就无话可说了。为什么不利用这样的县级竞争制度？
看到新劳动法一推行出来，我整个人就跳起来，我说发神经了？这么做，会有不良效果。但你看看北京所谓的智囊言论，我没有看到任何可取的解释。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经济学者要拿分析出来，但我看不到任何算得上有学问的解释。
各位朋友，我要从1991年说起。那一年我的朋友科斯(注: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因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拿了诺贝尔奖，瑞典(皇家科学院)邀请我去替他讲话。
那年刚好是诺贝尔奖的90周年纪念。所有在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获邀前往。我在那里碰到弗里德曼(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是我很熟的朋友，我就和他话说天下大势。我对他说，中国已经开放了十几年了，而1991年初期，波斯湾之战(注:第一次海湾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进行的局部战争)之后，苏联解体，而印度开放，东欧也开放。我说，地球上会有20亿、30亿的廉价劳力参与国际竞争，你们这些先进国家如果制度结构不更改的话，会遇到非常难解决的困难。弗里德曼当时同意我的观点，但他可能有些“轻敌”，不是那么重视。
在经济学上一个很基本的分析。你有20亿、30亿的穷人跑出来，又穷又没有知识，而先进国家又有钱、又有知识，理所当然有钱、有知识的会赚大钱，怎么可能是有钱、有知识的人不能在穷人身上赚到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理论推断。所以，当年西方的学者不重视这一点，他们觉得你们穷人竞争就竞争吧，我有钱，我有知识，怕什么？我是去赚你们的钱。很多人都这么看，而我不是这么看，他们是不可以这么轻敌的。
西方先进之邦在睡觉
“西方先进之邦，他们太轻敌了，他们还在睡觉，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这么多年过去了，以中国来说，有钱、有知识的，事实上是赚了中国改革开放开始那些钱，但在西方来说，他们的确不重视这一点，完全都不留意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年前，××还在大大称赞中国货便宜。他这么说是帮到美国。但目前的情况完全改变了。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引起世界上的震撼，假如你留意一下，只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他们说印度也上来了、越南也上来，很多地方都上来了。说来说去，这些所谓发展中国家，搞得西方国家那边大吵大闹，这也不过就是三四年的事，不到五年，他们为什么这么蠢呢？他们应该一早就知道，一早就体会到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很多人都知道，你在外国的玩具店很明显就能看到，美国制造的玩具一件也找不到，我有朋友说到加拿大投资，去做成衣，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说你发神经啊？怎么是发神经呢？到加拿大制造成衣，中国的发展引起海外这么多争议，而海外还在不断地批评要不要人民币升值，要左搞右搞，这些只不过是几年间的事。西方先进之邦，他们太轻敌了，他们还在睡觉，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1991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经济不是那么好。1992年邓小平南巡，跟着是珠江三角洲的开放。1993年6月，中国的通货膨胀是20%以上。人民币对于美元的黑市汇率是11.7换1美元。而现在呢？6.7、6.8换1美元。1993年初，朱镕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6月至1995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接掌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人民币与美元挂钩。2005年人民币转为挂钩一揽子货币，2年前(2008年)又和美元挂钩，最近和什么挂钩？说实话，我不知道。朱镕基之后的中国央行的确不是做得那么好。但我看不到人民币有什么阴谋，人民币和你们美元挂钩，你们自己在睡觉，突然我们中国的生产力急升，你们还在睡觉。你们说，我们有什么阴谋呢？
现在这个问题变得很严重。我当年曾经谏言过朱镕基，但我知道他后来做得非常好，我公开向他道歉很多次。我是学者嘛，如果说一句假话，比有钱人破产更糟糕，我从事学术研究这么多年怎么能守得住我的地位？所以，我回头再看朱镕基当年的经济政策，有几件重要的事，是20世纪90年代朱镕基主政经济时发生的。中国的经济奇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不是现在。当然，当时有个问题，通货膨胀在1993年、1994年非常高，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1997年通货膨胀下降到0，同一时期中国产品的质量上升得非常快，无论在质量或者服务方面，都进步得很快。你们现在去看看中国的各城市，看看那些新兴的建筑物，绝对是世界一流的。许多五星级酒店里面的装修，最高级的外国酒店也比不上。
中国经济这种急速的上升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到1997年，中国通货膨胀降到0，接着又通缩。假如你把产品质量提升一起算进去的话，通缩是非常严重的。你们不要忘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房价跌得非常厉害，跌了3/4，很多人破产。现在要调控楼市，但我们不要忘记那段日子。
1997年7月亚洲金融[2.90 1.05%]风暴爆发，全世界出了很多不同的理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有很多的理论，都是胡说八道，很多人不懂经济也在谈经济。我当时心知肚明，但是我不敢说出来。我怕说出来，会影响市场。当时我的解释是很明显的，人民币1994年开始和美元挂钩，亚洲发展中国家都说和美元挂钩，中国好像一个很大的邮轮，和美国这个航空母舰挂钩。其他亚洲的小船也挂着美国这条大的航空母舰。
突然间，中国没有通胀、变成通缩了，怎么办？也就是说，中国的船突然间停在那里，像泰国、越南等国家，它们的货币币值都是偏高的，所以就纷纷断缆，这就是当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原因。其他人说的那些原因，都是胡说八道，连我的朋友蒙代尔(注: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Mundell，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时朱镕基处理这件事，很果断而且很快。大概过了两年左右，调整得非常快，亚洲发展中国家全部跟着调整。亚洲国与国之间跟人民币有个均衡点，看不到有任何的阴谋。就是在这个不利的、很大的通缩情况之下，中国的奇迹出现了。
不是现在的奇迹，是在那种情况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通缩，油价急跌、失业率保持在4%的情况下。这个数字对不对不重要，中国的增长率保8，是不是这么准确也不重要。但重要的事实就是，长江三角洲在最困难的8年间，能超越早发展10年的珠江三角洲，这是不能够想象的。念经济的那些宏观理论、货币理论全部都错的，错得一塌糊涂。
1998年，我在旧金山碰到弗里德曼，当时我对他说，你对货币的研究是天下无敌，但老实说，你(在这个事情上)错得一塌糊涂。中国当时有严重通缩的情势——货币的收缩几乎是打破了人类历史纪录；房地产跌得一塌糊涂，但经济增长——我是指长三角经济增长，能超越比它早发展10年的珠江三角洲。
要批评中国是容易的，但我们作为学者一定要客观地看问题，中国一定有做对的地方，而且是非常对。因此，差不多3年前，我就写了本《中国的经济制度》。
也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制度。另外一方面，你们要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民营企业工人是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老板也没有什么法律保障，请一个工人600元/月，雇佣和解雇，都不需要签合同的。很多开工厂的对你说，工人早上来见工，下午就说“我不干了。你差我3天工钱，你给我”。当年就是这样的。
当心劳动力出现断层
“假如要推出什么最低工资，再大力推行《劳动法》，搞什么集体协商，廉价劳力就会出现断层。”
接下来，工人的工资涨得很快，农民收入也增加很快，但作为经济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如推出《劳动合同法》之类的。我可以肯定地这么说，假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保护劳动者的法令是今天这些法令的话，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现在所推行的法令，对最底层的工人照顾不周。
现在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是举足轻重的。但我们不能否认问题——未富先骄，比如农民增长那么快，还搞了一大堆保护他们的法令，但怎么才能切实保护到他们？比如人民币升值，怎么能对他们有保护？
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不是要跟美国、德国、法国等欧美国家竞争，而是要跟越南、泰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竞争。这个层面，是1993年以后发展出来的。1997年亚洲金融[2.90 1.05%]风暴后，就变成另外一个层面了。回看历史可见，当年美国逼日元升值，从360日元对1美元，升到80日元对1美元。但日本依然可以保持出口强势，因为日本当年没有那么多和它竞争的国家——中国、英国、越南、东欧都把门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