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R在R&D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既有模型是将IPR外生，作者所做的尝试是将IPR内生，并理解为需要一定的投入才能建成的制度。并且，作者发现IPR对于经济增长的阀值效应，并用来解释制度移植所带来的多重均衡。

“The patent system added the fuel of interest to the fire of genius.”Abraham
Lincoln—the only U.S. President to be issued a patent (Dobyns 1994).（可以引用一些名言来装饰自己的论文）

研究动机
IPR对于研发驱动模型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帮助研发者回收研发成本，促进研发投入，并带来经济增长。但一些文献主要讨论一国政府对于IPR的选择，而忽视了私人投资对于IPR的需求，作者则想考察私人驱动的IPR保护（可以理解为一种寻租）。

作者研究的机动源于一些专利申请者通过法律手段来阻止专利侵权行为，而只有法律给予专利持有者真正的保护时，该持有者才会体会到专利的价值。同时，作者也发现IPR的保护需要大量的（私人）成本，如诉讼费用，调查费用（Lanjouw et al. 1998; Lanjouw and Schankerman ,2001; Jaffe and Lerner,2004)。而这些费用中的一部分需要私人来承担，结合IPR保护可能给研发者带来的收益，研发者具有私人提供IPR的激励。作者借用了Romer (1990)的分析框架，因为该增长模型对于研发极为敏感，因而，也最能体察到IPR所产生的效果（选对框架很重要），在该框架中，研发集成体现于中间产品，如果得到IPR保护，可以获得垄断利润，反之价格被压低至边际成本水平。

如果IPR在很大部分由企业投入来决定，则会出现IPR投入与研发投入的相互增强性，即IPR投入增多，使研发更易受到保护，从而收益更大，进而增大对IPR的资金投入；另一极是较少的IPR投入带来弱的IPR保护，并降低研发的价值，从而使研发减少，进而减少对IPR的资金投入，最终出现两极均衡（这就是理论世界，一种思考的乐趣）。这种均衡可以从殖民地与殖民者间的制度移植及发散的经济表现来证明或对其进行解释（Acemoglu et al.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