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疫情并没有立刻促进相关大国间的合作，反而增加了冲突。从中美关系来看，新冠疫情的影响，跟恐怖主义以及先前的金融危机等不同，作为一种对双方都有负面影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次非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发挥促进两国关系缓和并合作的作用，反而疫情成为双方进一步冲突的一个新的话题和平台。其原因可能在于：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冠病毒，与其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质不同；疫情的共同威胁的压力，与中美之间既有的战略竞争关系分量不同；美国国内政治、领导层和社会的民粹主义的作用；当前美国力主反全球化的思潮的影响等。可见，在理应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国家间的关系仍受制于既有的战略基础和政治需要，合作的形成需要诸多条件的支持。

第二，传统的战略竞争与冲突，一定程度上短暂受到抑制。由于疫情对于相关国家带来的威胁和影响，应对需要及时性和高投入性等，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以及其他主要国家，在短时期内，都将核心的疫情治理以及国内政治经济问题，作为第一要务。所以短时期内，相关国家间先前“日常性”的重要国际争端、战略竞争以及国际冲突等，受到一定的抑制。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相关议题的短暂缺席，而不是消失或得到根本解决。比如中美经贸战、战略竞争、中国周边的其他争端，包括恐怖主义活动等，都暂时性地出现议题缺失的局面，但这都是短期的，或者即使有相关的举动，也受到疫情治理优先性的影响。
第三，冲突的领域、方式和手段等发生了变化。论及新冠疫情对于国家间冲突的影响，这次中美关系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例子。本来从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就逐步进入了战略竞争的时代，作为一次影响巨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新冠病毒先后对中国和美国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治理压力和伤害。但遗憾的是，这种共同的威胁并没能促进两国合作，两国的冲突反而进一步升级和恶化。比如，针对病毒来源等，两国在3月的舆论战较为明显，而后在首脑电话沟通的情况下才得以遏制；社会层面的竞争和争执增多，比如美国所谓的赔偿问题，两国治理模式的比较与舆论竞争问题；对于国际组织的态度及其竞争，表现为美国威胁停止对WHO的经费支持，而中国明确表态增加经费支持等。可以看出，新冠疫情成为中美冲突的一个新的“平台”和新的话题，但总体而言，其源头是美国为自身政治需要而无视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收益。

第四，相关国家间关系得到改善，但其原因并不是新冠疫情，而是新冠疫情提供了一个加强与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从中国与意大利、日本在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双边外交支持，防疫的合作，社会民间舆论的改善等方面来看，新冠疫情对于这两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几个“薄弱环节”“支点国家”起到了改善契机的作用。或者说，新冠疫情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进一步改善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双方都很好地利用了非传统安全威胁所带来的伦理同情、科学与防疫合作以及战略支持的价值。但是，新冠疫情仍不是促进和改善这些国家间关系的动力和原因，而只是契机。

基于上述新冠疫情对于国家间冲突关系影响特质的判断，我认为新冠疫情时期主要的大国关系及其本质，并没有发生深刻的改变。其原因在于，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在不同的关系交往过程中不变的东西，唯有这些不变的东西变化了，才能说新冠疫情根本改变了国家间关系及国际秩序走向。但是，新冠疫情对国家间合作与冲突的影响，其核心特质并没有展现出本质的变化。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本质未变

在新冠疫情时期，国家间合作与冲突的基本特质仍没有变化。比如，国家的理性自私仍是第一位的，尽管疫情进一步导致了反全球化、回归国家理性的现象，甚至全球化“熔断”言论也显现，但这并没有超出国际关系的本质：理性自私的国家与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际间冲突的理由，在于背后的理性、政治、民粹等原因，新冠病毒的特点及其传统，成为国家间冲突的一个新事件，而不是新的国际关系时代；新冠疫情的暂时性、不确定性，表明当前的防疫、治理以及国际冲突与合作，都可能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常态，所以，一旦疫情得到控制，传统的战略竞争、国际合作、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等，都会重新占据相关国家间的主要议程之列；从历史上看，国家间力量对比、秩序和规范的根本性变化，很少是由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推动，而新冠疫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虽然前所未有，影响也是前所未有，但仍属于冷战结束以来的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之列；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新冠疫情对国际间合作促进的受限，冲突关系领域、形式、特性的影响增多，表明新冠病毒威胁的特质在当前反全球化、国家和社会民粹思潮泛起的国内政治中，新冠疫情是被政治化利用的一个工具，成为冲突的聚焦与平台，但这恰恰是证明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在于理性国家的自私和策略性，只不过不同的理论对于如何克服理性的局限，其提供的方式不同，比如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基本逻辑的差异。

总体来说，新冠疫情下的国际关系，彰显了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新冠病毒及其治理，对于国家间合作的作用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国际组织的治理地位也受到影响，突出表现为WHO和欧盟的能力不足。由于不同国家感知威胁的时间先后性差异、各自理性自保以及政治化利用等因素，新冠疫情下国家间的冲突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但这并不表明新冠疫情改变了国家间关系的本质，进入新的时代，只不过新冠疫情以一种并不常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路径，将国家间冲突关系以及自私理性的特征充分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