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办公室度过了35个充实又快乐的年头，如今我怕我的孩子们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告别办公室令人伤感。

文 |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露西•凯拉韦

2017年7月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最后一天，过去20年每天早上和我问好的门卫给了我一个结实的拥抱。

保重啊露西，他说。

我在作告别演讲时都没掉泪，这却打开了我的泪匣子。我最后一次推开旋转门，站在外面的大街上抹眼泪。这种突如其来的伤感并不是因为告别了一份工作和一群同事。而是离开了一个实实在在工作过的地方、离开了一个办公室，那里有熟悉的习惯和熟识的门卫。

办公室现在似乎处在致命的危险当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使办公室变得奢侈且极度危险。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自信又错误地预言着办公室的消亡——我记得特伦斯•康兰(Terence Conran)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我说，很快人们便不会在办公室办公——但这次好像应验了。倘若如此，各地的上班族都该站在街上为他们正在失去的东西落泪。

我在一间办公室工作了36年，其中后面25年又是在写职场专栏。办公室是我生活的支柱。它不仅给了我工作的地方和写作的素材，还给了我日常生活、条理、娱乐、目标、一众朋友和一个避难所。我曾在那里度过了很多时光。办公室曾是我的主心骨。

我相当了解人们对办公室的抱怨，但哪一条都说服不了我。有人说办公室效率低下、是企业虚荣心的昂贵门面（2008年失了宠）和无用功的温床。人们到办公室用着他们也能在家使用的技术。这地方人满为患，到处都是让人分心的东西，鼓励工作狂，最糟的是，懒人沙发和足球桌使上班族成了巨婴。

我曾对在办公室很容易被无聊的会议浪费一整天的说法略表认同。但现在就连这个观点我也不能接受了：试想坐在一张真正的桌子旁和真人——还有些像样的饼干——讨论偿付能力比率（或者任何事），从我现在坐着的地方看来，似乎很有吸引力。

我热爱办公室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的，当时是黄金时代末期——那是前技术时代、前规则时代，健康和安全问题也没有开始被讨论。那是一个使用铸铁打字机的时代，你可以在办公桌前吸烟，在午餐时间痛快饮酒，食堂里有葡萄干布丁，有茶水小姐和蛋糕推车。

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些人物，如摩根大通(JPMorgan)交易室里一个高效率的酒徒，他的一天从嘬一口小扁酒瓶开始，然后给锃亮的棕色皮鞋再打一层鞋油。还有一位《投资者纪事》(Investors Chronicle)的成功记者，他穿得就像个流浪汉，会在桌子底下过夜。人们在办公室里吵嚷、喧哗、偷袭别人屁股。有时很烦人，大多数时候却很有趣，从不无聊。

相比之下，当代的办公室通常比较无聊：静悄悄的、没了酒气也没了个性，有符合人体工学的座椅、玻璃墙会议室，一半员工在家办公。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一如既往地需要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