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产要素流动的滞缓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大一处尚未充分发掘的动力源泉。推进农村市场化改革，不仅能够持久解放生产力，也能够有效化解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不足。

从“次贷危机”到“金融风暴”，甚至“金融海啸”，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的这场来自世界经济中心美国的金融危机的严重性，一些重要媒体已经开始回顾1929年大危机了。尽管80年前后的情况大不相同，但有理由相信，此次绝不是简单的金融紊乱，其背后必有深刻的实体经济弊病，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必将沉重。各国政府联合行动拯救金融市场似在治愈金融体系的创伤，但治本之举尚不明朗。如何在稳定金融市场后，避免全球性的经济持续衰退是比联合救市艰难百倍的任务。

我们一度被花样繁多的金融创新搞得头晕目眩，对一些古典经济理论看来显而易见的道理不以为然，似乎世界彻底变了。这场风暴恰似一盆冰凉的水，让我们惊愕也促使我们恢复冷静。回到古典经济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分析框架，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依赖于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协调要求生产的产品按照适当的比例不同人群之间进行分配，形成特定的消费结构，能够支撑至少原有规模的再生产，从而有了周而复始的经济循环。如若撇开分配，生产与消费之间不会存在失调，人们的消费是无限的，生产多少总能消费得了。现实中的生产与消费失调都以分配的不平衡为前提，想生产的无条件，掌控条件的不想生产，想消费的没有钱，有钱的不愿消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生产到分配是通过交换实现的，从分配到消费也要通过交换。正是通过交换实现的分配决定了生产与消费脱节的必然性。
按此逻辑，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废除交换，按照理想比例有计划的配置生产与消费，这也是传统社会主义试图一劳永逸治疗资本主义危机的药方。但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告诉我们，这种办法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因为计划配置不能释放存在于个体中的生产与消费两方面的能力和创新精神，从而难以刺激生产与消费的扩大和升级，更带来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对个人的吸引力来看难以持续。因此，危机来临之际，我们只能回到基于市场机制探索防治和解决生产与消费失调的艰难道路上来，而不能抱着对历史的无知或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向传统社会主义解决方案倒退。

    金融本身是交换的先进形式，使交换在空间上更加润滑流畅，在时间上延伸到未来，从而扩展了生产和消费的空间，并借助预期将未来的发展机会提前付诸实践。但是，当金融活力的进展超出了人们的认识和控制能力的进步时，“润滑”也使交换失去控制，“预期”更可能产生错误判断并将其放大，形成畸形的分配，导致生产与消费的脱节。

    本次金融危机起于次贷危机，金融创新形成并扩大了对美国人有效住房需求的错误预期，一旦这个错误暴露出来，次贷链条中的一系列金融机构就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了。这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更一般性的问题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下，世界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与信心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衡，消费向美国集中，生产向制造业迅速兴起的国家转移。美国借助其军事政治权力和金融霸主地位，通过体现美国权力意志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模式使国际分配机制向美国的利益畸形倾斜，形成美国对新兴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剥削，从而能够维持不断扩大的生产与消费的失衡。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随着消费向美国的集中，美国掌控世界的能力和美元地位逐步下降。古典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生产才是根本，勤俭带来权力，我们在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忧虑中似乎忘记了这些长期经济发展的基本道理。美国当前的权力不是消费出来的，而是创业者们努力生产出来的，在过度消费中一点点地逝去。当美国渐弱的权力无法更大力度地左右分配来弥补消费与生产不断扩大的缺口时，当金融创新终于无法再掩盖这个缺口的客观存在时，金融危机来了，它的身后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生产与消费的失衡。无论这场危机持续多久，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不能再持续；世界的分配格局将向有利于新兴国家的方向调整；美国的权力将分散并一定程度地向新兴国家转移。总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国际范围内的生产与消费将达到新的平衡。不过，眼前这个“方式”对我们非常重要。

    在美国消费的带动下，中国的生产能力突飞猛进，只要不发生全局性破坏生产力的社会动荡，中国在未来经济格局的地位必将大幅提高。但是，眼前中国面临着消费滞后于生产的困难，出口需求剧减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如果不能尽快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就会出现较大范围的企业倒闭、失业等，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破坏已有的生产力。显然，解决消费需求不足不能通过继续纵容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加强美国霸主地位的方式实现，也难以指望新兴国家将本国稀缺的消费需求转向我国。在此危机时刻，启动国内市场是解决眼前问题，培育健康经济增长机制的关键，而推进农村改革，启动农村市场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所在。

    中国有7亿多农民，农村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消费水平，启动农村市场无疑将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这一点已是共识，无须赘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激发农民消费需求。让农民增加消费必须增加农民收入，较直接的办法主要有两个：增加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剥夺农民的历史背景下，在“三农”问题受到广泛社会关注、国内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和保护粮食安全的当前形势下，增加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势在必行，也能够迅速增加农民收入。但是，这两种方法的着力点都是分配的再调整，将损及非农领域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情心和行政命令撼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力量有限，在城市主导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将遭到较大阻力。更重要的是，按古典理论，这两种办法都会降低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力成本，从而损及我国较长时期内经济发展依赖的国际竞争优势——丰富的低价劳动力，对生产形成很强的抑制作用。尽管眼前我们处于生产超过消费的阶段，但我们的生产力绝没到可以像美国那样靠印钞票吃饭的地步，提高生产力仍是立国之本。因此，解决当前问题还需要能够在刺激消费的同时持久促进生产力的办法。

    持久启动农村市场、推进农村生产力进步的关键在于让农民在生产中而非分配中获得现实的、可持续的收入流，从而形成持续的消费需求。从生产中获得收入也就是要让农民将手中的各种生产要素更有效地经营起来，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获得收益，这样能够与市民利益相容，因而是长期可行的途径。

    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证明，对生产要素最有效的经营依赖于市场机制中要素的自由流动。三十年的改革将我国城市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纳入了市场机制，解放了生产力，而农村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还面临种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是仍拖着农村“尾巴”的农民工，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最大资产——房产只能带来最初级的农产品收益和居住效用，难以像城市土地房屋那样在流动中产生收益。农村生产要素流动的滞缓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大一处尚未充分发掘的动力源泉。推进农村市场化改革，不仅能够持久解放生产力，也能够有效化解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不足。一旦农民的生产要素在市场中流动起来，那么首先带动的是投资需求，接下来就是有持久保障的消费需求，有了源源不断地活钱的农民才敢于放心消费。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迈出了农村改革的艰难一步，在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日益严峻的冲击下，还需要进一步加快农村改革的步伐，应对这历史性的挑战与机遇。

原载于《青年文化评论》2008-12-02 http://m.ycreview.com/node/414